《白》的故事也许具有某些幽默感：理发师卡洛和妻子多明尼克在巴黎离婚，卡洛的财产被剥夺一空，为了回到故乡波兰，他不得不在地铁里行乞、卖艺，终于被好心的同胞米高拉藏在皮箱里偷渡回国。回到故乡后，卡洛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并发了财，于是用自己的假死亡骗来了前妻，并把她送进了监狱。
《红》可谓是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中最为成功的一部——美丽纯洁的女模特瓦伦提娜开车无意间撞伤了退休老法官的狗，从而走进了法官冷漠孤独的世界。法官早年感情受挫，于是他便以偷听别人的电话来证明人世间充满了欺骗和不信任。瓦伦提娜的介入让法官看见了世界的纯洁和光明，于是他幡然醒悟，重回真实世界。《红》是基斯洛夫斯基的封箱之作，也是最具他独特的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关怀的一部。
这三部曲就像一幅幅经典名画，是可以反复观看、思索玩味的，它们吸引人不断深入再深入，进入再进入，去一同体验和经历主人公爱情理想的被毁、精神的阴郁，从而深沉地不断地对人生，以及对人性进行思索、探究并产生对真、对美、对爱和对光明的盼望。
二十二、悲情城市
当代台湾社会的灰色寓言
以同情的观点捕捉都会里的浮世风景，浸淫着曾被埋没的悸动和痛楚
以悲天悯人的基调展现着一部最完整的台湾史
1989年出品
导 演：侯孝贤
主 演：梁朝伟 辛树芬 陈松勇
第四十六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
第二十六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道精神奖
侯孝贤是当今台湾影坛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影片一贯与台湾的历史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着力为台湾人的生活、历史及心境塑像。《悲情城市》被看做是他最为成功的一部绝作和最为成熟的一部台湾史。
《悲情城市》以顾名思义的字面意义解释，重在表达一种氛围和情绪。在这座城市里，各色各样的人在演绎着属于自己的那一角色，这一切像极我们所必然依附的人文环境社会、历史和时代，人物牢牢地嵌在越来越压抑的空间里做戏，艰难而又坚韧，说不出来的可悲和可敬。
《悲情城市》一共出现了6种语言：台语、粤语、国语、日语、上海话、客家话。这些五花八门的语言，各种腔调混杂着、交织着、冲突着、辉映着，勾勒出那个年代小岛特有的一种人文风貌。看上去荒诞不经，可一闪眼，便显出了悲剧性和严肃性。
《悲情城市》的创作灵感最早是来自一首名为《港都夜雨》的歌曲里的萨克斯风节奏，“当时心中很有感触，想把台湾歌艳情、浪漫，带点土流氓和日本味，又充满血气方刚的味道拍出来。”（侯孝贤语）
（《悲情城市》）是以“自然法则”出入，是以知识分子展现为现象，描述“自然法则底下人们的活动”。由此反观回去，孝贤的电影美学其实一向如此……
——著名作家 阿城
《悲情城市》借着台湾“二·二八事件”前后，将一个地方大家族的兴衰事迹挥洒成一部时代转换与个人命运紧紧相扣的台湾史诗。全片在多线叙事、众多人物关系的网脉中，不带乖张暴戾地诉说着历史。
——《中国青年报》
我真的敬佩侯孝贤的影片自《悲情城市》起凸显的历史厚重，因为他使人看一遍就是一胸襟的味道。侯孝贤书写着自己的影像版的台湾史，而我们则是看过之后便有了一种更关乎自己的悲情。
——影评人 Cinekino
看完《悲情城市》，哭是哭不出的……悲情城市，城市悲情，一幅幅万马齐喑的画面历历在目。那是“忍看朋辈成新鬼……月光如水照缁衣”的悲恻，那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那是“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的悲忧……
——网友 鲜衣怒马
1945年，台湾。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自此结束了“日据时期”。在台湾基隆有一户姓林的人家，林家在日据时期经营着一间名为“小上海”的酒楼，现在又重新开了张。
林家有兄弟4人，老父亲林阿禄年事已高，由老大林文雄当家，他因妻子只生了一个女儿，于是又娶了一个太太，终于生了一个儿子，为此合家欢乐；老二文森本来开诊所，战争期间被日本人征到菲律宾当医生，至今生死未卜；老三文良曾被征到上海给日本人当翻译，战败后以汉奸罪遭通缉，回到台湾后精神受了些刺激，一直住在医院；老四文清幼时跌伤致聋，现在在小镇上经营一家照相馆，与进步人士兼挚友吴宽荣同住，并和他刚来不久的妹妹宽美成为了好朋友。
病愈出院的文良遇见了旧相识“上海佬”，走上黑道，卷入了“盗印日钞”、“私贩毒品”等活动。文雄得知后出面制止，文良于是同黑道分道扬镳。不料上海佬因为文良的退出而恼羞成怒，勾结政府，于是官匪一家，用检肃汉奸罪犯条例陷害林家兄弟二人。结果文良被捕，在狱中饱受折磨，出狱后变成了白痴般的废人。
一次，文雄在赌场里同黑道人相遇，双方发生了争执，文雄的手下阿嘉为了保护他而被砍，文雄在替兄弟报仇时被黑道人物开枪打死。至此，能撑起这个家的只剩下又聋又哑的老四文清一人。
台湾当局宣布查缉私烟，引发了“二·二八”事件，吴宽容为营救被捕志士日夜忙碌。不久，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施“缓兵之计”，逮捕大量进步人士；蒋介石调动军队实行戒严，滥杀无辜。宽美护送哥哥回到四脚亭老家避难，文清也身陷囹圄，在监狱中，他经历了同狱友的生离死别，对人生有了深一层的体会。
文清被释放出狱后，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宽荣在山里成立了抗政府组织，并将妹妹宽美托付给了文清。两个人举行了婚礼，不久，宽美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阿谦，两个人以为日子就会这样过去。
当阿谦稍大一点的时候，由于叛徒的告密，山里的基地被剿，宽容等人被打死。他的同志给文清来了信，并嘱咐他们尽快逃走。危急时刻，宽美决定与文清共生死，他们终于没走。3天后，文清也被捕了。家里只剩下宽美和咿呀学语的阿谦，悲剧还在继续……
政治神话·历史记述·声音意象
从侯孝贤一连串的作品中，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他在努力记录台湾某个阶段、某个状况下的生活层面，这种记述的企图到了《悲情城市》则更加明确。1945年到1949年的台湾历史对台湾的未来有决定性的影响。侯孝贤这次溯源时间长河，直追台湾40年来政治神话结构之症结。《悲情城市》意在述说台湾自日本政治／文化统治下，如何全面转为中国国民党的天下，而这个结构又和台湾历史上一直频换统治者葡萄牙、西班牙、满清的复杂传承隐隐呼应。
换句括说，“二·二八事件”只是本片的背景，真正的议题应该是台湾“身份认同”这个问题。一个频换统治者的地区，本来就会在政治、社会、文化，甚至民族层面上，产生若干认同的危机及矛盾。
《悲情城市》自始至终即盯紧统治者转换替代的过程，以苍凉的笔调和多重叙述的观点，追索国民党的全面得胜——新的政治挂钩势力兴起，旧的村落势力消退，知识分子对祖国中国的憧憬和浪漫理想，也逐渐褪色为破碎的理念和绝望、压抑的梦魇。在结构上，侯孝贤对这种殖民转化的过程采取了多重叙事策略，剧情、对白、音乐、视觉、象征上，处处阐释国民党之替代日本的过程，并且暗含反讽及宿命腔调。打电影一开始，“光明”、“祖国”、“再生”，便借着台湾光复、妇人生产、停电复电做多重象征交错，构织成一片新生命的乐观、理想、欢庆的气息。天皇的投降广播，光明来时生下的孩子，拥抱祖国的店名“小上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林家后来受到上海人最大的迫害，新找到的工作，对未来的憧憬宽美在山上的旁白：“想到日后能够每天看到这么美的景色，心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凡此种种，都赋予了台湾的再生重回祖国一片美丽光明的庆贺和期待。而这种光明、浪漫的节庆气氛，不久就被纷至沓来的死亡和伤痛逐一破坏，乃至片尾堕入悲情的昏暗空间，小上海酒家内的空镜头，昏黑幽暗的室内光，浓艳五彩的镶嵌玻璃。一种压抑、狭窄、不开展的感觉，对比了电影开首的光亮、自由与浪漫。
一个家庭在统治者替换的过程中，牺牲了两个兄弟的生命。文雄被上海人枪杀，文森生死未卜、一个兄弟的良知。文良被国民党打成白痴。剩下来的老弱妇孺，将忍气吞声地苟活下去。在如此的结构体制下，《悲情城市》甚少显出片面主观的单向思想，复杂的意义经常回荡在大陆／台湾／日本的意象中。举例来说，虽然家中二哥文森被日本人征兵战死于南洋，虽然国籍及政治的变化使日本与台湾成为对立，但是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影片仍是超国籍及政治的。
在对历史的叙述中，影片的态度一直是宽容的，因为即使在欢庆台湾人脱离日本人的统治的同时，侯孝贤仍未牺牲日本，在这里，对人复杂面的了解取代了对日单面的谴责。（焦雄屏）
在电影《风柜来的人》里，侯孝贤呈现给人们的是一个平静、悠闲的渔村景象，主人公阿清和同伴们成天无所事事，他们看白戏、赌博、逞勇斗狠。终于有一次，他们因为闹事闹得太厉害，被警方惩戒，于是结伴离开风柜——这个澎湖列岛中的一个小岛、他们栖息的家，来到了光怪陆离的高雄。当一切都改变之后，他们开始对这个城市感到茫然、陌生、焦虑和恐惧。
这是一部将时空背景架构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电影，充满了质朴相扶的人际互动关系，也洋溢着田野自然所孕育的精神救赎。当电影中的人物在高楼独户深锁的现代都会中受到伤害、感到迷惘时，他们还有乡村父老和土地作为精神后盾，一切的伤痛都可以还诸天地。
《恋恋风尘》堪称侯孝贤电影的一个里程碑，其间没有晦涩难懂的镜头，出现在观众视线里的是一个平凡真实的爱情故事，一段平淡自然的人生历程——男主角到金门当兵，发生兵变，音信全无，女主角最后与每天来送信的邮差结了婚。这本来是可以一句话就说完的事，却实实在在揪着观众的心。在侯孝贤独特的电影艺术里，每个人都试图通过电影找寻当年自己的影子，每个人都知道这段爱情的结束不是谁的过错，可依然会在男主角回乡时，跟随他的目光一起眺望远方的山，然后不知不觉地发现自己已经泪落沾巾。
《戏梦人生》记录了台湾处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布袋戏艺术大师李天豢坎坷的一生。在电影中，侯孝贤的镜头艺术再次得到了体现，他的长镜头、中远景美伦美奂，不即不离，若即若离，如旁观者一般地冷漠淡定，散发着一种超然事外的平和、安详，怡然自得中显出一派大师风范，让人不由心生叹服与敬畏之情。
二十三、人鬼情未了
集浪漫爱情与惊险冲突于一体的现代爱情片
在一段生离死别的爱情故事中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