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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之春》：发现玉纹
影片女主角玉纹的形象确乎挣脱了黑白色和年代久远的银幕之限，七彩斑斓地站在21世纪的观众面前。电影人喜欢说“发现费穆”，而我从观众角度讲，愿意说“发现玉纹”。
可以说，玉纹是一个被伦常礼教束缚住的红颜女子，在她身上体现着国性与知性。玉纹的悲哀是无从回避的：从前的情人的归来掀起了她内心的波澜，而患病的丈夫一直在替自己着想，他是无辜的。从伦理的角度说，玉纹不应当离弃丈夫，欲望只能泯灭。一边是人伦，一边是人欲，玉纹所在的两难处境很容易勾起千千万万中国女人或多或少，或感同身受或耳闻目睹的响应。
在影片里，人伦没有被一昧地批判丑化，人欲也没有被西方笔法描绘得轰轰烈烈，一发不可收拾，而是切合国情、众所周知地曲折隐晦。伦理意识的积淀如此厚重，以至上床也未必能解决得了它，一次越矩的交合算不了冲破茧缚。正因为如此，玉纹采取的听天由命的态度才真正抓住了国人的痛处。
玉纹的形象洋溢着的知性美在国内电影作品里的女人中是罕见的。她的智识首先流露在影片开始部分自言自语里的一丝自嘲和冷笑；知性更指她对自己的悲剧性处境的深刻自知。事实上，她不抱幻想，出走的愿望也并非特别强烈，对自己的命运，她了然于胸。由于了然于胸，她对病榻上的丈夫的坚拒冷感才那么令人不寒而栗，对旧情人的探试、绝弃才那么咄咄逼人，含着一丝不易觉察的捉弄意味。
影片似乎在人伦与人欲之间找到了某种平衡，人伦与人欲没有相互剿杀吞噬，两种声音都有理有节地表达了自己，影片显出一种平衡周正的美感，规矩方正与春意荡漾在此互相映衬，互为表里，相安无事，相得益彰。至少，它符合人们在情感上的挫折经验和过着缺乏爱情的婚姻生活的实况。联想到影片的拍摄背景，1948年，国共战争正当如火如荼，而编导置战火纷飞、风雨飘摇的时局世事于不顾，聚焦于一个抽离了党派政治的侵袭滋扰的小城一隅，对巨变前夕的若干中国人进行有如实验室里的显微镜和手术台上的手术刀般的细剥慢嚼，实在需要胆量、注意力和天赋。历史证明，它比那些趋炎附势的影片更有生命力，强上何止千百倍。在历史的这个关口，用这样一个题材来表达自己的艺术理念，展示自己的全部电影艺术技巧，说出自己关于人伦与人欲的思考，显示对政治的不屑一顾，没有人比费穆的选择更绝妙，也更伟大的了。（战龙在野）
《小城之春》：影坛上永不凋谢的奇葩
《小城之春》是我国著名电影导演、艺术家费穆为中国电影艺术宝库贡献的一部极其优美的电影精品，它为我国的电影事业赢得了世界性声誉。影片的突出特征在于以优美、精致的艺术形式，真实生动地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性情感、道德伦理、民族心理和行为方式。整部影片贯穿着一条情与理的冲突线，然而却以“发乎情止于礼”终结。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从而也就形成了具有民族特征的人生哲学、伦理原则、道德操守，它以集体无意识的自觉行为贯穿于人们的整个人性精神世界。影片正是通过夫妻、情人、朋友、兄妹之间的感情纠葛与矛盾冲突，极富于民族文化个性地揭示了中国人的情感与道德风貌。更加可贵的是，在情感与理义的矛盾冲突上，艺术家分寸得当地把握住了高尚的道德意识与伦理的界线，体现出了一种完美的人格和真挚的人性，这正是本片长久的艺术魅力所在。
《小城之春》从人的内心世界角度，通过情感世界与现实关系的矛盾，揭示了人的道德意识。影片充分肯定了人的精神、情感、人性需求的正当性。但影片中的人物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的知识人士，不论他们在感情上经受多大痛苦，最终总是服从礼义的约束和道德的规范，这是符合中国文化人的做人准则的，因而也是令人信服的。影片在艺术表现上是细腻的、优美的，体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丰富完美的人性美。
《小城之春》是一部风格化比较强的影片。影片中只出现了妻子、丈夫、朋友、妹妹、仆人5个人物，在小城中再未出现其他人影，这样的环境表现，表面看似不真实，然而它正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净化的造型风格。这是为了更突出、更集中、更清晰地体现感情世界的人物关系。影片中多次展现荒凉的小城城头，既含蓄地隐喻当时的时代背景，也烘托着女主人公的精神世界，使人物的情感与环境浑然一体，产生了一种含蓄幽深的意境，令人回味无穷。总之，这部影片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堪称一部艺术精品。（佚名）
《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一部在中国电影艺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经典名作，它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两个方面都具有特别突出的成就。影片以抗战前后为背景，通过普通百姓张忠良一家人的悲欢离合，真实生动地展映出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的漫长历史时期各阶层的面貌，反映了沦陷区和国统区官僚资产阶级、汉奸、抗日进步力量、劳苦大众的生活图景，揭露并抨击了反动势力的罪恶本质，歌颂了抗日力量的强大和不可战胜，表达了对中国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
《万家灯火》是著名导演沈浮的代表作，也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电影的代表作品，更被认为是战后“灵魂的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它通过小知识分子胡智清一家的生活变化，表现了40年代末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人民失业、市民破产等黑暗的社会现实，描写了社会底层人物的痛苦、悲哀以及他们的觉悟和成长过程。《万家灯火》公映后，在国统区引起了震动，受到了电影界人士的一致好评。真切的人生感悟和圆熟的银幕表达技巧，使得本片具有平淡朴实而又意蕴丰润的写实风格，并被誉为是中国民族电影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八、罗生门
挖掘人性丑恶的巅峰之作
在国际影坛上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一部日本影片
“有史以来最有价值的10部影片”之一，标志着日本的电影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1950年出品
导 演：黑泽明
主 演： 三船敏郎 京町子 森雅之
第二十四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一九五一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
意大利电影评论奖
影片《罗生门》是由著名剧作家桥本忍根据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创作于1921年的短篇小说《筱竹丛中》改编的，是大导演黑泽明的惊世之作，被誉为“有史以来最有价值的10部影片”之一，历经半个世纪的时光依旧光彩夺目。
《罗生门》对于日本电影登上世界影坛和进入国际市场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它是东方电影首次在国际电影节中获奖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为东方电影敲开了国际影坛的大门。
影片以一宗案件为背景，描写了人性中丑恶的一面，揭示了人的不可信赖性和不可知性，然而其结尾的人性化转折又将原有的对整个世界的绝望和对客观真理的疑惑，一改成为最终强调人的可信，赞扬人道主义的胜利和道德的复兴。积极的主题和新颖别致的结构，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传奇色彩，使得《罗生门》获得了普遍的赞誉。
《罗生门》上映后，先是在欧洲引起轰动，继而又在美国掀起“黑泽明热”，黑泽明也因而被誉为“世界的黑泽明”。
《罗生门》首先使我们产生兴趣是因为它是一部电影艺术的杰作。除此以外，它还有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是这部影片向全世界介绍了一个称做日本电影的一整套民族类型。在《罗生门》成功之后，我们就开始看到川流不息的、美丽而令人赏心悦目的日本影片，这增加并丰富了我们的电影经验。
——美国著名影评家 唐纳德·里奇
我第一次看到的黑泽明的电影是《罗生门》，我一下子被它迷住了。……在50年代，《罗生门》被批评为将日本的愚昧和倒退暴露给外国人看——这种指责今天看来是愚蠢可笑的。在中国，我也曾面对过同样的怒斥，而我用黑泽明来作为我的盾牌。也许20或30年后，中国人将不会再用那种狭隘的眼光来看我的作品。
——著名电影导演 张艺谋
《罗生门》是一部令人难忘而影像丰富的绝好影片。在片中，太阳的光线被假借为电影语言的一种被超乎想像地加以运用，可能这是过去日本电影中所表现的流动美的最光辉的范例。面对着太阳犯罪，面对着太阳达到从犯罪中获得愉悦的极致，这样的拍摄方式大概在以前的日本影片中是没有的。罪也好，恶也好，一般都以为表现于微暗的黑夜最合适，而周围的气氛常常是阴森而郁闷的。可黑泽明的电影则非要把这一切都暴露在烈日之下，更有力地揭示了人的无可比拟的罪孽。黑泽明在这里使一种电影样式纯粹到结晶的程度，而这种样式，对于人是可信赖的和人是不可信的这样用言语来表达的观念，可以说是一种重大的突破。
——日本电影评论家 佐藤忠男
故事发生在12世纪的日本，在平安京发生了一件轰动社会的新闻，武士金泽武弘被人杀害在丛林里。作为证人，樵夫、凶手多襄丸、死者的妻子真砂、借死者的魂来做证的女巫都曾被招到纠察使署，但他们都怀着利己的目的，竭力维护自己，提供了美化自己、使得事实真相各不相同的证词。
这一天，大雨倾盆，烟雾迷蒙，在平安京的正南门——罗生门下，行脚僧、樵夫、杂工3人一起在这里躲雨，谈着谈着，他们就聊到了这件事。
樵夫说，3天前他上山砍柴，在一片树丛里发现了一具男人的尸体，他就近报了官，被传到了纠察使署……实际上，他掩盖了自己因贪图小便宜而抽走了尸体胸口上的短刀的行为。
樵夫说凶手多襄丸是个有名的大盗，但他在事后很快就被抓到了。因为他恰巧喝了山沟里的泉水染了毒，所以抓来不费吹灰之力。
在审问中，多襄丸对自己的作案经过，是这样述说的——那天，他在林子里看到金泽武弘牵着他妻子真砂的坐骑走了过来，便为真砂的美貌所倾倒。于是便用诡计将武弘骗到丛林深处，在同武弘的搏斗中将其缚住，接着占有了真砂。本来他不想杀害武弘，可真砂让他们两个人决斗，并说“哪个活下来，我就跟哪个”，多襄丸于是给武弘割断绳子，和他决斗起来，终于把他一刀砍倒。等他再寻找真砂时，她已经吓得逃之夭夭了。
行脚僧却补充说，当时在纠察使署里，真砂是这样说的——她被多囊丸蹂躏之后，受到了丈夫的蔑视，这让真砂感到受了极大的刺激。于是悲愤之中，真砂就晃晃悠悠地扑向了武弘……可等她醒过来一看，那把短刀已插在丈夫的胸口上，他已经死了。后来她想自杀，但终于怎么也没有死得成。
行脚僧又向杂工和樵夫说出死了的武弘借女巫之口说出来的话——多囊丸强奸真砂以后，就要真砂和他一起走。谁料真砂同意了，但却让多囊丸先杀了武弘，多囊丸也没想到真砂竟是这样的女人，就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