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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书记心里当然有自己的用人打算，那个环保局局长的位置，是给市里经济开发区的党委书记留着的，平级的一把手好调整，哪能从单位下边的人选中提拔？他又不想驳回宋炯的面子，忽然想到丰阳县上报缺位，就对宋炯说，还是让你说的那个杜思宝下基层锻炼锻炼吧，叫他到丰阳县去，进常委、当常务副县长，这对他有好处。不然，即使是块好料子，总在业务部门干，成长的速度相对缓慢一些。
宋炯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又见方书记从杜思宝“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能算对不起杜思宝这个铁哥儿们，就说方书记这个主意高明，我同意。同时，自鸣得意，再见到了杜思宝，完全可以打趣这家伙说，杜兄，历史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了，你就好好地给老弟“议程”一把吧！
这项决定一宣布，丰阳县的震荡很快平息了。只有杜思宝大感意外，虽然回到老家去任职，有着衣锦还乡的效果，是一件喜事，但家乡的事情毕竟不好办。人际关系太复杂，徐立身留下的茬子不好接，乡亲们也会乘机找事儿，要这要那的让自己作难。况且与那个叶兆楠一起共事，让他如同吃了一只蝇子一样反胃。但这毕竟是宋炯的一番好意，树挪死，人挪活，没准儿，将来的进步更快呢。
正文 第二十二章
项明春一拍大腿，说：“阎王好说，小鬼难缠。我们已经有办法了，就用古代衙门里走‘门子’的方式，向具体经办的领导和人员努力吧。别看这些人官职不大，权力却很大，他们糊弄上级有的是办法。”
一
杜思宝上任不久，县里就面临着乡镇体制改革的硬任务。县委统一安排，让杜思宝临时分包了黄公庙乡。省委要求，要用最短的时间，把这项带有攻坚性质的任务啃下来，彻底精简乡镇的机构，精简乡镇的富余人员，让乡镇真正消肿，从最基层开始，把行政成本降下来。
杜思宝知道，这项工作确实是硬任务，牵涉到方方面面利益的再分配，稍有不慎，全盘皆输，的确是一件难办的事情。接受任务后，一直想，自己的压力再大，也没有项明春他们肩上的担子沉重。乡镇的工作实在是太难搞了，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上边开口子，下边拿票子，一个小小的乡镇，几乎浓缩了整个社会。自己做市直部门的干部和现在做常务副县长，都可以对下边呜里哇啦，下指示，定调子，具体工作起来，让基层作不尽的难。他从以往对乡镇工作的了解，真有点替项明春担忧。
杜思宝对上次乡镇搞的那次流产了的“双减”工作，至今记忆犹新。“双减”也是与这次的工作同样性质，无非是减少“七所八站”，压减膨胀出来的人员，任你如何做思想工作，人们宁可喝稀饭，也不愿意下海挣大钱。当然，杜思宝当时在市里干，没有参与这项工作，但从自己家乡高楼乡的党委书记那里得知，实施起来，阻力强大。高楼乡的党委书记告诉他，当乡里动员一部分干部职工，分流到企业去时，这些职工不干，比扒他们的祖坟还恼火。第一次张榜公布，就一下子捅了马蜂窝，立刻激起了一部分乡镇机关干部聚众上访。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有几个乡镇的“刺儿头”联合起来，市访、省访不解决问题后，干脆搞京访。这些人为了扩大事态，竟然异想天开，闹出了到北京东交民巷一带，外国大使馆的聚集区去“告洋状”的笑话。他们本来串通一气，要到美国大使馆去闹，把舆论造到这个世界上影响力强大的国家去，以期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进而为他们解决问题，让外国人迫使中国的县乡领导就范。结果没有人懂得外文，弄不清星条旗与其他国旗的区别，没有找到美国大使馆，却见到了一处欧式建筑群落，推推搡搡，终于有人带头，奋不顾身地去冲击一个小国家的大使馆。当这批人还没有突破大使馆的第一道警戒线时，就被武警战士们抓的抓，驱的驱，少部分人进了看守所，大部分人作鸟兽散。（见《怪味沧桑》下卷“回乡”一章）
消息传来，让丰阳县的领导很丢面子，省市两级领导严厉地批评了他们的工作不力，责成丰阳县委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杜绝此类事故发生。这一天下奇闻，曾经弄得县里的信访部门和乡镇主要领导整天提心吊胆，严防死守，部署专人监控了那些带有上访倾向的人。好长一段时间，上上下下神经兮兮的，到现在还没有对这一批上访人员彻底消除疑虑。
省委对乡镇机构改革工作下了最大决心，下达了一系列指示，要求做到“无情改革，有情实施”。三个月内，保证完成改革任务。指标任务是硬的，时间表是死的，不能讨价还价，纪律处分动真格。
市委上行下效，把这项工作摆上了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专门召开了乡镇党委书记参加的动员大会，一竿子插到底，要求各县、各乡镇，向省委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在大会上，市委方书记慷慨激昂地表示，在这场攻坚战中，一把手要亲自抓，负总责。对于不能如期完成工作任务的县乡两级主要领导，市里的纪律处分还要加码儿。我就不相信，有人胆敢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
由于省委明确规定，在改革期间，所有干部配备工作一律冻结。尤其是县乡两级的一把手，绝对不允许调整，必须坚守岗位，实行严格的“首长问责制”。曹明祥曾经担心，自己因为徐立身事件，可能被市委引咎调整的问题就不存在了，于是，精神抖擞、雷厉风行地抓起了工作。正应了那句老话，“老大难，老大难，老大出来就不难”，曹书记把县级干部全部分包到乡镇去，成立了临时机构，明确职责，严格督察督办，跟踪问效。这项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运动，立刻蓬蓬勃勃地在全县开展了起来。
项明春很乐意杜县长来帮助工作，他们自从在“后进村整顿”验收时，交上了朋友，到后来在萧干病房里相聚，一直不断有来往，两个人意气相投，甚是相得。
冯司二曾经当着两个人的面奉承说：“项书记，你和杜县长都是我们县真正的大才子，在咱们县所有的才子中，他们的名气没有超过你们俩的。”
项明春说：“别瞎说了，人家杜县长才是真正有本事的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一些。”
冯司二说：“那是没有让你到那个位置上，要不，你不比杜县长逊色。”
杜思宝说：“我是不是才子，需要打问号，项书记是当过‘大师爷’的人，给他阳光，就肯定会灿烂无比的。”
项明春忽然想起来，他刚刚进入县委办公室的时候，到春水镇搞农村第二步改革的调研，原来的镇党委书记马春德，曾经把自己比做“柳床儿”，说插在哪里都能成活，现在杜县长又有新的比喻，说明自己这个人还是有价值的。（见《侧身官场》“调研”一节）
平心而论，项明春对于这项改革认识是很到位的，早就有心理准备。但在操作过程中，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先不考虑如何精简机构和富余人员，在他和副县长杜思宝的面前，首先出现了一只拦路虎。
这只拦路虎是，省里不仅要求精简机构和富余人员，还要砍掉一部分乡镇。省里制定了严格的标准，除了山区乡镇外，人口不足三万人的平原或丘陵地区的乡镇，一律撤并到其他乡镇去。并且对于符合条件的县市区，只要撤掉了一个乡镇，省政府要给这个县市区以奖励和财政补贴，带有悬赏的性质。
黄公庙乡一直认为自己是山区乡镇，人口虽然差一百五十口不足三万人，可只要是山区乡镇，就能保留下来。谁知道大意失荆州，等报纸上把第一批保留下来的乡镇予以公布时，杜思宝、项明春和冯司二，以及所有的乡干部、乡直部门的干部职工全都傻了眼，保留乡镇的名单上竟然没有黄公庙乡的名字。大家再也不为自己的去留担忧了，而是集中在乡机关里，人心惶惶，忧心忡忡，哭爹骂娘，唉声叹气。要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众人同仇敌忾，要求上级把黄公庙乡保留下来。试想，出现这种状态并不奇怪，眼看就要“亡党亡国”了，谁还有心思考虑自己的个人得失？先把自己的乡镇保留着再说。
矛盾立刻集中到了杜思宝和项明春这里。杜思宝马上让项明春向县委临时组建的办事机构请示，得到的答复是，原来历史上统计的报表内，黄公庙乡不属于山区乡镇，按人口算，又达不到法定人数，只得切掉。
杜思宝和项明春得知这一重要情报，马上赶回县城，找到曹书记和郗县长，共同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曹书记非常同情黄公庙乡的遭遇，觉得上级的这条政策，把一个经济发展的区域中心切下去了，实在可惜。黄公庙乡一带的经济发展很可能因此而受挫，再也没有发展的机遇了。而且，这么多的乡镇干部、职工，更难让县里消化处理。
议来议去，曹明祥书记明确表态：“我们不稀罕省里的奖金和表彰。做任何事情，要两利相比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不按山区考虑，就黄公庙乡的土地面积，有一百八十多平方公里，足够成立一个乡镇了。黄公庙街又是多年历史形成的集镇，如果一定砍掉，当地的政治、经济将损伤惨重，付出的代价太大，多少年也不一定恢复过来。邓小平同志最强调的就是实事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不允许这么做，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应该多想一点主意，针对政策存在的漏洞下手去解决问题。黄公庙乡不就是差一百五十口人吗？派出所与计生办的数字历来对不上号，不上册子的黑人口估计不下一千口人，你们完全可以在这上边做做文章。上级的政策是铁定的，但人终归是活的，活人不能让尿憋死。郗县长，你看这个意见怎么样？”
郗县长非常同意曹书记的意见，对杜思宝和项明春二人说：“曹书记的指示你们一定要认真领会，狠抓落实。依我看，杜县长和明春同志你们两个，要赶快到省城去，找到乡镇改革的指挥中心，陈述我们县委、县政府的观点，要不惜代价，钻窟窿打洞，千方百计也要把黄公庙乡保留下来。”
得到了书记、县长的支持，杜思宝和项明春有了保留黄公庙乡的信心和决心。回到乡机关，把领导的意思向党政班子作了传达贯彻，班子里的同志们精神振奋，一致支持杜县长和项书记到省城去做工作，一竿子捅到顶，让黄公庙乡永远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
杜思宝到项明春办公室里，和冯司二一道商定这一次谁去省会。最后决定三个人一起去。杜思宝说：“明春啊，咱们三个人一起去，你就不用带车了，乡里的经费困难，能给你们省一点就省一点。”
项明春说：“还是杜县长体谅基层的难处。可这一次去，少不得要请客送礼，这笔资金上哪里筹措？”
冯司二说：“项书记，你不用发愁，我自有办法。找几个大单位一凑就够了。”
项明春有点不相信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