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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
安徽和州戴移孝，著有《碧落后人诗集》，其子戴昆，著有《约亭遗集》。安徽巡抚以其“悖逆狂吠之处甚多”；内如“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且去从人卜太平”等句，“亦属狂悖”；序文内有“怼君违亲”，“更属悖谬”，乃奏请查办。奉旨：戴移孝、戴昆著戮尸示众，戴世道著即处斩，其缘坐之子孙著加恩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
广西南平生员吴英在家密写策稿，内容有“请蠲免钱粮，添设义仓，革除盐商、盗案连坐、禁止种烟、裁减寺僧”等条。其第一条写道：“圣上遵太后之遗命，命免各省税粮，其德非不弘也，但其恩未远，其泽未长。圣上有万斛之弘恩，贫民不能尽沾其升斗。”七月，携策书赴省，适逢藩司外出，吴英拦舆投递，请求代奏。随移解臬司衙门斥革收审，奉旨：吴英著即凌迟处死，其子、弟等改斩监候，吴英妻、妾、媳及年未及岁之子、侄，孙等俱给付功臣之家为奴。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
皇帝巡幸五台，至保定，尹嘉铨遣其子至行在为其父尹会一请求谥典。以“谥乃国家重典，岂可妄求”命其安分家居。及阅尹嘉铨另摺，以其乞请将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及其父尹会一从祀孔庙，随即抄出尹嘉铨所著各种书籍，签出书中种种悖逆之语，如自称“古稀老人”；“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称“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为相国”；“不愿作台谏官，缄默不能自甘，尽言又恐不测”。奉旨：著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
浙江仁和县监生卓长龄所著诗集内有“楚衽乃知原尚左，剃头轻卸一层”、“发短何堪簪，厌此头上帻”牢骚怨望之句。乾隆四十六年被控，上谕：卓长龄等犯“语意牢骚，词句违碍，但究系康熙初年之人，且物故已久”，加恩免其戮尸，其缘坐各犯一体宽免；正犯之孙卓天柱隐匿收藏禁书，殊干禁例，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其余照该督所奏完结。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
河南登封县生员李一与生员乔廷英互控，李一所作内有“天地糊涂，帝王师相无非糊涂”等语；乔廷英家存诗稿内亦有悖逆之句，如“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及“志士终当营大业”，并存有应毁之书。河南巡抚据情入奏，请照大逆律将二人凌迟处死；李一之子、乔廷英之子、分居胞弟乔廷士俱应照律缘坐，拟斩立决；二犯之妻、儿媳及年未及岁之子孙照律给功臣之家为奴。
湖北黄陂县人胡元杰寄居河南固始县，训蒙糊口，因失馆穷愁，欲图讹诈，遂赴光州呈控商城县知县戴如煌所作《秋鹤近草》内隐存叛逆。光州知州察核诗句并无违碍，巡抚复加研鞫，胡元杰供称：“实只意图讹诈，恐所首事不重大，不能胁制官府，多得银两，因而丧心病狂，妄加注释。”以胡元杰借戴如煌诗句附会讲解，肆其逆悖，实属不法，请旨将其即行正法。
24．编书修书
在大力征求遗书的同时，清廷又先后组织学者进行了大规模的编修书籍的活动。
乾隆朝政府编书，其特点一是种数多，卷帙浩瀚。据统计，皇上一生主持纂修的书籍约在一百一十种、七千卷以上，这还不计入《四库全书》（否则总卷数将近十万）。这一数字，使得包括圣祖在内的所有以修书而著称的帝王无不相形见绌。
一是门类齐全，内容丰富，经史子集，无所不有。其中经部书籍有《周易述义》、《诗经折中》、《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春秋直解》等；小学书籍有《同文韵统》、《叶韵汇辑》、《音韵述微》、《清文鉴》等；子部书籍中有关天文者有《仪象考成》、《历象考成》，有关医学者有《医宗金鉴》，有关农学者有《授时通考》；集部书籍中有关书画者有《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与古器、古钱币有关者有《西清古鉴》、《西清研谱》、《钱录》，有关诗词文章者有《唐宋文醇》、《唐宋诗醇》、《皇清文颖》等；至于史部书籍，更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一是讲究实用。修书有明确的目的和针对性，除所修经史各书皆为加强思想统治之外，其他所修各书，无不对人民衣食住行和提高社会文化知识有所裨益。
一是比较重视质量。各书纂修，大都宽以时日，一般不搞急就章。一书修成，往往历时多年。如《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三礼传说》、《音韵述微》、《平定准噶尔方略》、《热河志》等书，从决定纂修到全书告成，大多都在十几年以上。有些书籍在修成、刊印之后，还要订正错讹，补充史实，进行重修。据《高宗实录》记载，他在位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各种书籍的纂修活动从未停止，一般情况下，每年都有几部书在同时纂修并有新书行世。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书籍的编修。据统计，乾隆一朝官修史书几乎占了所修书籍的半数左右。其中通史一类著作虽然为数不多，但却各具特色。如《通鉴辑览》、《历代职官表》、《古今储贰金鉴》即为通贯古今之作；《续三通》是对杜佑、郑樵、马端临等人著作的续修之作；《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则是订正旧史讹误之作。
对于明朝史书的编修，因为它和清朝政治关系极大，皇帝更为重视。继《明史》刊行之后，又先后主持编修了《明纪纲目》、《通鉴纲目续编》、《明臣奏议》、《胜朝殉节诸臣录》等书，不给私人以插足编修明史著作的余地。同时，为了使各种官修明史能够在学术上站得住脚，还比较注意订正所修各书讹误和补充一些新的史料。如明季福王朱常洵的赐田，《明纪纲目》所载为四万顷，实予二万顷。又如《明史·英宗本纪》正统十四年，英宗一日而杀两御史，却不著其获罪之由，又于“土木之役”条下不书王振事。对于这些明显疏略，令“将原本逐一考核添修”，“重刊颁行，用昭传信”。再如明末福王建号和唐王、桂王事迹以及李定国、白文选等人的抗清活动，以为福王南渡，“偏安之规模未失，不可遽以国亡书法绝之”；唐、桂二王“究为明室宗支，与异姓僭窃者不同”；“且其始末虽不足道，而奔窜事迹，亦多有可考”；那些死难人士则“各为其主，始终不屈”，“较之宋末之文天祥、陆秀夫实相仿佛”。因此《通鉴辑览》一书将明亡年限定于福王芜湖被执，并于该书中附记唐、桂二王事迹；所有抗清死难人士，皆当书为“某王之官某，不必斥之为伪”，并决定搜集他们的生平活动和抗清事迹，宣付刊行。
现代一些史学家认为，乾隆后期乃至皇帝本人最重要的一部政治和历史著作是《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完成于1768年，内容涵盖了从上古到乾隆朝4559年的历史。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巨著附有对前一个世纪曾在明朝灭亡后抗击清朝的南明小朝廷的历史。（33）
对于本朝历史的编修，皇上尤为重视。因前代诸史，皆在该朝灭亡之后由后世史官编修，历年久远，许多可信史料湮没失传，不得不凭借史料价值极不可靠的稗官野乘。有鉴于此，提出“何如及早裒集，免致闻见失真，传疑袭误”！因此早在即位之初，在循照先例开馆纂修《世宗实录》的同时，又决定征集有关资料，纂修雍正朝国史。
乾隆六年十二月，《世宗实录》首先告成。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包括雍正朝在内的五朝国史亦告完成。尔后，由于战争频繁，皇上的注意力转向了方略的纂修，国史纂修活动一度中断。
乾隆三十年七月，重开国史馆，决定将开国以来王公大臣及在朝满、汉文武“内而卿贰以上，外而将军、督抚、提督以上，并宜综其生平实迹，各为列传”，开始纂修《满汉名臣传》、《宗室王公功绩表传》、《蒙古王公功绩表传》、《贰臣传》等书。由于文字狱迭兴，馆臣疑虑重重，含毫相向，迄无进展。开馆十七年间，“纂成进御之书，甚属寥寥”，皇帝极为不满，规定成书限期，要求国史馆将所修各书每二十日进呈一次。乾隆五十三年，进一步将国史编修期限延长到乾隆五十年，各军机处档案亦相应地向馆臣开放。
与此同时，为了使所修国史合乎要求，皇帝还亲自出马，对国史纂修中的一些难题拍板定音。如明、清之际降清的一些故明将领和士大夫为数甚多，如果因其身事两朝，概为削而不书，则不足以传信；如各为立传，并叙其功绩、封爵，则又与开国功臣无所区别。为了保存有关史料而又贯彻“彰善瘅恶”的修史原则，皇帝特命专立《贰臣传》。后来，又因这些人物结局不一，有如李永芳、洪承畴等降清之后卓有劳绩，有如吴三桂、耿精忠、李建泰等降而复叛，如概入一编，仍然未昭公允。为此又决定于《贰臣传》外另立《逆臣传》，以记载降而复叛的吴三桂、耿精忠等人事迹。
另外，对于馆臣因怕触犯忌讳而不敢使用的一些史料，皇帝发现后，也要求补入所修各书。如康熙年间左都御史郭琇弹劾明珠、高士奇、王鸿绪原疏，极具史料价值，馆臣却以郭琇后来被圣祖治罪而不敢使用。为此指令国史馆于王鸿绪传内补人该疏，“既可令海内传为美谈，且足令朝臣共知鉴戒”。又如南明史可法复睿亲王多尔衮书，是南明和清朝政权关系的重要文件，前此各史皆未记载。乾隆四十二年，皇帝于内阁册库中发现了这一文件，因命附于《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中睿亲王传后。在皇帝的关心下，乾隆四十七年以后，国史修纂工作进展相当迅速，先后完成的书籍有《满汉名臣传》、《宗室王公功绩表传》、《蒙古王公功绩表传》、《贰臣传》、《回部王公表传》、《台湾安南将弁官员列传》等，不但在当时为国史纂修奠定了一个基础，而且也为后人研究清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纂修国史之外，还先后编修了大量的有关本朝历史的书籍。其中《平定金川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平定两金川方略》、《平定廓尔喀纪略》记载了乾隆朝各次战争的经过；《临清纪略》、《兰州纪略》、《石峰堡纪略》、《台湾纪略》等记载了镇压各次起事的经过。《清三通》、《大清会典》、《大清会典则例》、《大清通礼》、《皇朝礼器图式》、《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国子监志》等书则将清初以来历代皇帝有关各种政务处理的谕旨集中起来，加以制度化，以便臣下遵行。
除此之外，为了反映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夸耀自己的文治武功，皇帝还主持纂修了《大清一统志》、《皇舆西域图志》、《皇清职贡图》、《日下旧闻考》、《盛京通志》、《河源纪略》、《南巡盛典》、《庆典成案》等书，内容也涉及清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