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畅行无滞，浙江海塘工程稳固，南巡时不必亲临阅视，可于杭州城候潮门外观潮楼察看潮势。故此次南巡未亲阅海塘，亦因齐召南言，而未巡幸浙东。（31）
驻跸苏州。幸宋臣范仲淹祠（赐园名“高义”）。并赐其后裔范宏兴等貂币。遣官祭晋臣卞壶祠（赐匾曰“典午孤忠”）、宋臣曹彬庙（曰“仁者有勇”）、明臣徐达墓（曰“元勋伟略”）、常遇春墓（曰“勇动风云”）、方孝孺祠（曰“浩气同扶”）。
三月下旬，驻跸江宁府行宫，阅兵。祭明太祖陵，行三跪九叩大礼，并令加意保护明孝陵，陵区不准樵采放牧。
至京口祭江，奉皇太后渡江。行至高家堰，阅视堤工，循堤而南，越三滚坝，至蒋家闸，遂筹定洪泽湖五坝水志，畅开清口。四月，御舟驻跸顺河集，改陆路。至山东泰安府，岱庙瞻礼。
五月初四，奉皇太后返回京师，幸圆明园。首次南巡经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四省，历时一百一十天，行程五千八百余里。
此次南巡各项开销，据日后江苏巡抚庄有恭所奏，预备道路、桥梁等类例应报部者，动支司库正项银十四万九千七百九十六两；名胜、陈设等类不应报部者，动用商捐银十五万两、司库闲款及各属公帮罚项银二十六万八千五百五十五两，共计五十六万八千三百五十一两。（32）
3．南巡风波，以伪奏稿案为始的文字狱
南巡，也有令人不愉快的一面。
南巡所耗费的财力物力，其数目是难以统计的。乾隆十五年五月，初次南巡尚在准备之中，河南道御史钱琦上奏揭发江南总督黄廷桂授意知县，“令铺设备极华靡，器用备极精致，多者用至千余金，少亦五六百金，且有随从员役任意勒索，该督复差员往查，惟恐稍有简略”。皇上却认为“言之不免过当”，可能是以为办差为苦之人，“或散布流言，张大其事”。据时人记载，黄廷桂严催督急，州县奉行不善，科派地方绅富各人承办，人心惶惶。刑部员外郎蒋楫，家住苏州，“乃独力捐办（苏州地方）御跸临幸大路，计费白金三十余万两，亲自督工，昼夜不倦”。（33）仅苏州府修御路即用银三十万两。其他还有许多扰民之处，难以数计。（34）
自乾隆十三年末黄廷桂总督两江，其为政风格颇为江南士民所不满，至办南巡大差，督责严刻操切，更使民情汹汹。（35）时袁枚居乡，特致书黄廷桂，谓公治西川，又治甘肃，皆边地也。苗夷相邻，机贵神速，非得已也。若南民柔弱，无所用之。公侦事委之武弁，武弁托之兵丁，此辈不知是非，东驰西突，所在驿骚，即付有司鞫讯，逐层核转，纵或深明无罪，立释拘系，而被访之人，已弃产破家而不可救。故曰“公可以治边防，不可以治中土”。
又谓南巡所治桥梁山川，原许开除正供，不必门征户罚，况诏书重叠，唯恐累民，而公故欲反之。公之言曰：“南民狡狯，无忠爱之心，故一大创之。”不知钟爱者，民之油然自生者也，非可以威力取也。
又谓公之盱衡厉色，呵官吏而忤朝贵者，岂公之性哉，盖公之术也。从来英明之君，恶人沽名，尤恶人立党。上之英明冠百代者，公知之深矣。务在孤行一意，时时为率作兴事毫无顾忌之状，使官民诅我詈我，而我之不好名，明矣。内而九卿六曹，外而抚司提镇，从不以寒暄相接，使人人口无好语，则我之绝攀援而无党也，又明矣。纵有过失，难免弹射，而一托之于招怨有素，使上若曰：“黄某者，孤立之臣也。彼只知有君耳，愚民憎之，同列忌之，是宁足相排笮耶”。愈毁之，乃益所以深誉之，久而人人知其毁之无益，则不复有以蜚语上闻者矣。（36）
闰五月，上谕：黄廷桂在两江总督之任两载有余，朕详加体察，伊于江省不甚相宜。盖南人风气柔弱，而黄廷桂性情刚躁，几于水火之不相入。此番办南巡差务诸事，该省吏民畏惧之心胜，而悦服之意少。黄廷桂喜怒之间亦不得领要，受其呵斥者，固不能无怨；即为奖许者，亦不为感。久之，将何以行其威令。必令久于江省，未免用违其长。陕甘民情，本属阳刚，于黄廷桂性情为宜。（37）命黄廷桂调陕甘总督。乾隆十三年第一次“金川之役”，前线需人，黄廷桂就与尹继善有过一次调换；现在又有了一次互换，从不久就发生的“西师之役”来看，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旗人，都是皇帝特别信任的大臣。而最终皇帝“盖棺定论”，黄廷桂被赞为“五督臣”之首，相比而言，更得人望的尹继善只居其次。
直到乾隆十九年二月，还有大僚动用正项，采买备建行宫木植，已运到工之事，致为皇上批评。
南巡，本是为展示满族统治者的“新形象”，但没想到会受到那么多的批评，对今上来说，这恐怕就是最令人不快的一件事了。
自乾隆十三年东巡，地方大吏务求办差华美，以为取悦固宠之计，山东、河南绅民先后受到扰累。迨十四年备办首次南巡，总督黄廷桂督责苛急，三江两浙绅衿士庶，乃至地方官吏更激忿难平。
至迟在乾隆十七年四月，山东发觉所谓《孙嘉淦奏稿》（一说正月即已在湖北发现）。众人纷纷传抄，并在各地流播开来。伪稿累万言，以所谓“五不解十大过”，指责皇上即位以来之种种过误，尤为指斥南巡，（38）难怪皇上如此震怒！八月初五，云贵总督硕色首发其事。由是开始厉行查办伪稿作者，至十八年三月仓促收场，一个历时一年零七个月的追查“伪奏稿”的大案，便在十四个省份展开。
在审讯中发现，伪奏稿主要来自南方的一些省份，热衷于传播伪奏稿的主要是中下级官员，因为南巡的各项差务主要由他们去办，也许正是他们最希望停止南巡。伪稿的流传亦相当广泛，就连甘肃以及云贵土司境内等边远地区，都能找到抄本，有的甚至还有批语，难怪皇上竟发出“其流传之广，一至于此”的惊叹。
因伪奏稿流传广，来源不一，涉案人多，追查将近一年，依旧是“了无头绪”。例如江南追查伪奏稿的源头查到江宁、扬州、宿迁、清河，又追到湖北、贵州。在湖南发现伪奏稿后，陆续逮捕了十几个人，在审讯中全都说是从别人那里传抄而来，当根据口供所提供的姓名去追捕时，不是已经亡故，就是查无此人。辗转追查，不得结果。
皇上对此十分恼火，斥责各省督抚查办不力，“一切委之属员，辗转关查，拖延时日。而其中情伪百出，有挟仇扳诬者，有受嘱开脱者，有畏刑妄承者，甚至教供串供，附会迁就，株连扰累，不胜其烦，而正线转迷，首犯尚悠然事外”；关键在于“上下相蒙”，“以模棱为大度”。追查的目标，似乎又不在其作者和传抄者，而指向了办事不力的地方官员。
自从查办伪奏稿以来，仅三个月的时间在四川一省就抓获两百八十余人，湖南巡抚一次捉拿十二三人，江西一次抓获十人。而到了乾隆十七年六月，除已查办者，尚未查清的与传播伪奏稿有关的案件就有四十四起之多。由于株连太广，御史书成呈请释放被关押疑犯，皇上一面将其革职，一面却解释说：
此案自硕色一面奏闻。一面咨拿根究。既已延乃数省。迟至经年。断无骤然中止之理。（39）
彼时朕意谓流言诪张。原可置之不问。但该督抚既经拏犯审讯。断无降旨反令不必查办之理。（40）
若但谓一切报罢。遂为息事宁人。则朕自御极以来。即可高居端拱。耽乐深宫。（41）
表示此案“殊于大清国体统颜面有关”，“关系风俗民心者甚大”，不得“畏难中止”。至此，似已成为骑虎之势。
直至乾隆十八年，以破获卢鲁生等所谓伪稿作者，勉强结案。据说，乾隆十五年七月，漕运总督所属江西抚州卫降调千总卢鲁生与南昌卫守备刘时达虑及办差赔累，欲制造舆论停止南巡。因工部尚书孙嘉淦以直谏名天下，为耸动人心，卢、刘二人遂密谋假托孙嘉淦之名，捏造《孙嘉淦奏稿》。
另据交代，伪稿乃乾隆十五年三月内在广东得来，给予卢鲁生同案犯刘时达之子刘守朴。从伪奏稿对乾隆时期大臣鄂尔泰、张廷玉、讷亲等的指斥来看，所言多乾隆十年以前之事。卢鲁生、刘时达可能会增加一些同南巡有关的内容，并不是伪奏稿的最初作者。但皇上决定把二人作为替罪羊，并不愿再追查下去了。
是为乾隆朝中期第一个大文字狱。
如果说南巡是为了向时为经济与文化重心的江南汉人“示威”，和宣扬满人自己新的统治文化，那么，在这一时期“恰好”出现“文字狱”，就不是什么“偶然”的了。
4．其他文字狱
但事态的发展，却已超出了他的想象。好像经济上的“需求”制造“供给”，在政治上越有需要，就会出现越多的“证据”。就在伪稿案的同时，出现了一大批的政治案件。
乾隆朝文字狱·一（乾隆十六年至十九年）
乾隆十六年（1751年）
孙嘉淦伪稿案。
八月，山西巡抚奏称：流寓介休之直隶民人王肇基呈献诗联，毁谤圣贤，狂妄悖逆。命悉心根究，是否系伪稿案内党羽。随即查明王肇基与彼案无涉，据王自供，系“尽我小民之心，欲求皇上喜欢”，“要求皇上用我”。以王肇基“竟是疯人”，命将其立毙杖下，俾愚民共知炯戒。
同月，在查抄伪稿的过程中，湖北发现金汝政钞藏妖妄逆书。
九月，泾州生员朱绍恺等，赴都察院首告平凉县人甘普妖言聚众，假号仙会，谋为大逆等情。
乾隆十七年（1752年）
正月，发现湖北民人杨烟昭疯癫丧心，“字迹卦图悖诞荒唐，语极不经”，命照山西疯人王肇基之例，立予杖毙。
三月，长沙人罗润珍在学政轿前递呈，供情恍惚，似有疯疾。谕：此等癫狂之徒，自宜严行拘禁，或永远枷号。不得解赴原籍安置约束。
四月，发现马朝柱等立名天堂寨。聚众纠伙。起事反清事。败露后将各犯分别凌迟处斩，应枷责者，发落完结。（42）
十月，江苏郯城县差役，在附近邳州之南园地方，揭有逆帖，语多狂悖，且将邳州陶合社、范安仁祖孙父子俱列帖内，显有奸徒挟仇图害。看来与萧县卜涌一案。伎俩相同。
十一月，曹州府郓县刘汉裔，挟嫌首控马姚班并平日怨家魏景白等，从邪教（即所谓“空子教”）谋反。
十二月，福建能溪等县拿获民人崇奉西洋邪教，严究有无交通外国，并此外传教伙党。上谕：西洋人之崇奉天主教，究之尚与邪术煽诱有间。即如京师现有天主堂，亦何能遂至惑众。若必概行查拏，则未免滋扰，当以不必深究为是。
福建漳州府属平和、南靖地方，有蔡荣祖等意图谋反，印书“大宁国”字样，议定兵分漳州府城等地，寻被盘获，并获悉有营兵听从入伙，上谕：若辗转根究，恐愈究愈多，其中倘有诬扳株累情弊，则兵情惶惧，人怀不安，非绥靖地方之道。此旨到日，其余竟不必再行追究。其已究出从逆各兵，虽系为从，必当即行斩决，以儆戎行，不可稍为姑息！蔡荣祖凌迟处死，其军师冯珩戮尸。
乾隆十八年（1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