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知彼事，须问彼人。今却不问其人，只以己意料度”（钱穆《学龠》）。
这里还涉及一个方法上的“禁忌”，这就是在“口述访谈”的方法里，切不可在访谈中，随意批评访谈对象说他“错了”（朱熹也说过：“且从他说尽，不可剿断他说”——钱穆按：近代学人最易犯此病）。
为什么“口述史”里要这样规定，——《过去的声音》中的《访谈》里特别强调：面对一个口述者，你要“尊重”他，表示“理解”和“同情”，“坐下来静静地听”。哪怕是陈述他极其荒谬的理论，使用他最最愚蠢的论点，“你不能反对，也不能表示异议或嘲弄”，——请同学们想一想？
对《从清史解读当代》一文的解读
我对清代经济政策的研究，始于1982年，研究生毕业不久，不想距今已有30年时间了。
很长时间，我都不看好这篇文章，包括我的小书（《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暨第二版《活着的传统》）。在那些近于晦涩的文字里（包括1987年在美国若干所大学的演讲），都没有提及当代，只是在讲清史（当然在明眼人，如北京的两位老友和华府的两个对华顾问，他们的看法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这篇文字“看不懂”并没什么奇怪，它确实“不好理解”。
要想弄明白，我以为就要回到80年代。这是解读它的一个切入点。
因为“时过境迁”，许多已经不是“时代问题”，而成为“历史问题”。它已是一段历史，和历史的思考。
另外，并非每个人都关心农业问题，即使在那个“农村”成为一切问题的核心，成为“改革”的突破口，也有很多人不关心它。我们总不能说那些人是“为学术而学术”，是为“混饭吃”，“为稻粱谋”。何况在这之外，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呢！
在课堂上，我不得不讲述这段历史，但也尽可能避开它，宁可讲些别的。
只是到最近几年，因为友人唐晓峰回忆起过去的一段故事，我才想到，说不定那篇文字，在当初还是有些价值的。退休以后，我整理旧档，找到了“带头大哥”的那封信。但也不过如此。
最近，因为另一篇稿子，吴思先生给我“出题”，我才写了这篇文章。才把许多话说的这样清楚，即清楚地把相隔二三百年的历史联系起来（所谓“三百年为一个历史”），点明“古今”之间的关系，给它一个“定位”。
30年了，才达到这样一个境地。自己一直也不怎么清楚（至少和今天相比，尚有一定的距离）。学问，需要“积淀”，这也算是一个例证。
这样的文章，看得懂看不懂都没关系。它本身已是历史，跟当下各位必须表态的事情不同，我也不会给您扣一顶“不想当明白人”的大帽子。
尽管我觉得它很重要，认为这是近三百年中国经济史里，第一等重要的大关节之一。在我之前，还没有人把它揭示出来，也许这就是这篇文字的意义所在。尽管我却一直以为自己没什么……
这些，就算是一点儿“多余的话”吧！
“神来之笔”
俗话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我的这篇文字（《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从清代农业政策看当代农村变革》）发表以后，按照“惯例”，挨一伙妄人的骂是免不了的（参见网易博客），倒也着实受到一些好评。
比如，财经博客上说：“拜读，超级受益”（《财经网》网友）；“好文啊好文，有诺斯之宏远视界”（whtclement）。网易博客：“说得很有道理，支持，真是个有眼光的高人”（职业操盘手）；“这些事都是总理级别的人考虑的，不可能大多数都理解”（shenmiao）。
第一时间有一位年龄相仿的教授打电话来，把文章夸了一顿，说什么独自立意，独立思考，不追随外人，云云。一位老辈学者看了以后，大声对我说：好！好！这是你写得最好的一篇（文字）。而且那几个举证（50年代以来），都让人无话可说。
（悄悄说，那篇《忆发展组》，在文字上可能更好一些。）
我还要强调，所谓“垦政”、“农政”、“粮政”……都是跨越朝代、超越意识形态，无论谁上台执政，都不能回避的国家大政。就我眼光所及（或许也可称为“时代意见”），重点是在所谓“多种经营”，关键认识则在“土地开垦”。
如果说有什么“神来之笔”，乃是指这一句：农业学大寨，开山造地，各地退经还粮，恐怕仍然是“扩大粮食耕作面积”，仍然是一种“开荒”。
这体现出内心深处对土地开垦的执着，仍是囿于清代以前各朝的经验。
也是我以前未曾有过的认识，从来还没人说起。
另一个词句仍是与此有关，即指出清朝皇帝思想的“前瞻性”。也为以前所无。
清代皇帝不是“寻章摘句”的士子，而是身兼“总统”“总理”二职于一身的国家元首。认定一个道理，不计俗人所谓对错，不管细节有无出入，有思想有决断，大声说出自己的看法，终于形成经济史上的一段佳话。
明明还有荒地可以开垦，却一口咬定没有，第一，（消极地说）并不为了增加税收；第二，（积极一面）使农业发展转入下一个层次，这是何等的见识，何等的担当！
所以昨日我在有关政治理念的一个采访中说，（将来）我宁可活在这样的领导人之下（如康熙老爷爷），而不要去“关心政治”。也就难怪在采访者看来，这确是“一个人的战争”了！
马尔萨斯阴影下的人口争论
近些年来，中国历史人口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不但拓宽了旧有的研究领域，使其踏入更为细致深入的层面，而且就若干重大问题发表了许多不同见解，和展开了一场饶有趣味的学术争论。这对沉寂的学界来说，大约也是一个“异数”。本文无意对此作出全面评价，只打算就其中一些问题，特别是围绕着《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一书的争论，谈几点看法。
本篇发表于《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
一、关于中国人口机制
李中清和王丰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书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论点，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也许就是关于中国人的人口行为了：与马尔萨斯所说不同，很久以来，中国人就建立了自己的人口体系，使之能够高度理智地根据其社会经济条件来调整人口行为：中国已婚夫妇自结婚至开始生育的间隔时间比较长，结束生育的时间比较早；在集体家庭的严密监视之下，中国夫妇能够控制“性的激情”；当他们想要孩子时，他们能够加快其过程；否则他们就节制和等待；他们又掌握了传统的避孕和流产技术；因此，已婚生育率比欧洲要低得多。其计划人口的方式不是别的，而是控制生育和控制婴儿存活（14）。这些论点（特别是最后一点）发表之后，自然引致了学界同人的激烈争论。
的确，过去人们一向以为，中国的人口，只是受所谓“积极制衡”（战争、瘟疫和饥荒）控制的，只有其所导致的死亡率的增加，才能制止人口的增加。这样一种马尔萨斯式的“悲观”论点，现在看来，岂不都成了一个“神话”（15）？
由此，一个新的“神话”出现了。中国人能主动、自觉地控制人口！不是在二十世纪，而是在那以前长达几百年以至近千年的时间里！试问：没有这样的生育控制能力（和它的普及），一些地区（特别是江浙地区）的人口，怎样才能由先前的高速增长，转变为后一时期的低速成长呢（16）？
也许与众多的批评者不同，笔者并无意于否认中国历来是有一些办法可以实现“避孕”的。在这里，问题可能只是在于如何“取证”，和如何评价它的具体效果罢了。
但遗憾的是，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书中并没有举出中国人是如何避孕和流产的例证（17）。而只是在相关的地方做了一些反推，例如，根据对辽宁一些地区的研究发现，当地人口出生数的升降与粮食价格呈反比例变化，无子家庭的生育间隔都比有子者短，等等（18）。因此有关的论证只能依靠其他的研究了，这就使该书的逻辑显得颇为无力。
为此，同属该一学派的李伯重在他的一项专门研究中提出，历史上节育知识在江浙一带民间已非常普及，其方法可分为药物和非药物的，后者又可分为手术的和非手术的两种（包括针灸、推拿，食物避孕，调节房事和延长哺乳等）（19）。有评论指出，这为中国历史人口学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层面，增加了我们对近代前中国人口生育行为的理解；尽管仍有许多问题应该质疑（20）。
李伯重所说的避孕方法，首推服用棉籽油。他认为，自清代以来，在江浙这一盛产棉花的地方，农民广泛食用棉籽油，大约就是在不自觉地服用“强力避孕药”了（但不分男女老幼长期食用，是否会造成“不孕”的效果，于“不自觉”中又如何能够有意停用，则未作进一步的探讨）。其次还有一些“断产”和“疏胎绝产”方剂（如服食凤仙子、四物汤、九龙丹等）。除此之外，几乎就再没有谈到什么“防免作胎”之法了。而且，这些方剂与各种堕胎药物相比，尚处于“尝试阶段”，据说并未得到普遍而有效的运用（21）。在笔者看来，就不免偏重于“流产”（堕胎）等“杀生性”的技术手段，对于如何“避孕”则重视不够。而这，恐怕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避孕”的办法可能还有很多。例如，我曾听一位当事人讲，她一次因偶然带了一块麝香，从此就不能怀孕（她因为已有四五个小孩，也就“歪打正着”，乐得如此了）。还有朋友告诉我说，将一种药物“斑蝥”（“螌蝥”）置于子宫颈口（似是用一纸捻送入），也可有效地起到避孕的作用。旧日的妓女使用这一方法，“从良”之后，也就依然可以生育。此外，还有土制“避孕套”，压穴法（如指压会阴以“还精补脑”）、体外射精法，……（22）我相信，在现代技术传入中国以前，这一类传统的办法一定还有很多（我想再强调一句，我们应该特别重视的是其中的“避孕”办法，而不是“堕胎”、“溺婴”一类手段）。尽管其中只有一部分能够见之于文字史料，而更多地须倚赖“口述历史”资料。
20年前，当我在研究所里说到，有一些传统的办法可以避孕时，曾经受到同行的“讥笑”。今天这种情况大概是不会出现了。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更深入地搜寻有关史料，不仅是利用文字史料，也要大量使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尤其是，如果说江浙地区曾经在长达好几个世纪的历史中使用这些方法，它又拥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口，那么，我们为何不能对口述历史调查寄予更高的期望呢？
在本节最后，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从这样一段史实——江浙地区人口变化的方式乃由先前的高速增长，转变为宋元明清时期的低速成长——是否即可反推出它与“生育控制的普及”之间，必然存在一种“密切的关系”（23）？
我过去在中国地区理论的研究中，曾按照各地区的发展水平，把它们分作几个阶段（或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