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尚振华和黄霖司令员谈判，他答应交出十挺机枪和八十支三八大盖，条件是新四军放他撤出尹集。黄霖考虑到继续强攻的难度较大，而且时间长了舞阳的敌人有可能增援，于是同意让开北寨门、让尚振华回北舞渡去。
至此，尹集战斗结束，新四军俘虏伪军八百多、缴获枪支九百，打开了进入豫中平原的通道。
尹集战斗只是抗日战争中规模不大的一次战斗，但它却给王三官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因为，自从他组织担架队上前线，十六保的各个村子就开始风传：“不得了，好人王三官如今变红了！”
第十九章
从尹集回来之后，王三官遇到的烦心事接二连三。
交通员牵来一头牛，这是因为王三官提供情报有功，抗日政府给他的奖励。可不知怎的，却有人说“大黄牛是担架队的工钱，被王保长独吞了”。风言风语一传开，抬过担架的村民都有了想法，三三两两在王家的牲口棚外探头探脑，有的表情古怪不吱声，有的干脆说：“王三官，这牛牵去给我犁几亩地，可中？”
过了两天，新四军需要十六保提供几辆大车，王三官去找有车马的人家商量，车户开口就问：“给多少脚力钱？”一听说不给钱，转身就把车轱辘拆了，说：“哎呀，我这车轴坏了，正没处修理呢……”结果是跑了好多家，一辆大车也没征到。
耕牛关在棚子里，总是有人指指点点，王三官说的话也不如以前管用。他一咬牙就把牛卖了，换回三千块钱、分给参加抬担架的每人一百。可是，自己吃了亏、别人还不领情，村民们一边数钱一边嘀咕：“就只有一头牛吗？大家吃苦卖命的，你可别亏心哟……”王三官闹了个里外不是人，真是委屈极了。
大洼村住着十几个新四军伤员，抗日政府预先支付了口粮。本来说好了是秘密养伤、不能对外张扬，可罗大扁担却自作主张，借保长的名义吩咐每户人家出一只鸡，给伤员同志滋补身体。
在当时的河南农村，当家人把牛卖了没关系，因为地里的活计是男子的事，男人自己可以做主。但是，鸡屁股是女人的“银行”、羊是小孩子喂养的，所以抓鸡宰羊就非得跟老婆孩子商量不可。罗大扁担整的这出戏，惹得老婆媳妇们直跳脚：“王三官！你当红人我们不拦着，凭什么抓我家的鸡？”
罗老头脾气大，拎着扁担把几个泼辣婆娘揍得鬼哭狼嚎，可这么一来，却搞得家家户户都知道村里住着新四军。交通员看看情况不对，赶紧把伤员全都转移走了。
4 月底的时候，小洼村的王宗汉跑到县城去报告，说王三官私通新四军共产党，请鬼子便衣队来抓人。
这个王宗汉以前是小学校的杂役，家里很穷，后来靠出卖壮丁发了点小财。他卖壮丁的方法很特别——把顶替兵役的卖身钱藏一半在家中，另一半缝在“筒裤”里（“筒裤”是穷人穿的套裤，没有裤裆、只有两个裤腿），到了兵营就用筒裤里的钱贿赂长官。这样，他逃跑的时候别人就睁只眼闭只眼，容易多了。
“王宗汉当兵就像走亲戚，逛一圈就能回来”，村民们都很佩服这家伙。
王三官也觉得他头脑灵活见识广，所以罗小扁担死了以后，就由他接替了十六保的武管事。
开春的时候，王宗汉娶媳妇，王三官还送了头一份大礼，可没想到这位新郎官一转身就把保长给卖了。
便衣队的柳赖看到告密材料，想起王三官就是自己从刑场上救下来的那个人，不禁有些疑惑，于是找来俞家兄弟核实情报的可信程度。俞二算盘生怕王三官出了事把自己也牵涉进来，连忙说：“不可能、不可能，王三官是有家业的人，怎么会和共产党混在一起。这是王宗汉惦记着保长的职位，故意陷害人家呢！”
俞大算盘也认为王三官不会和新四军有关系。柳赖听了这话，回去就把正等着领赏钱的王宗汉揍了个半死、一脚踢了出去。
在朋友的庇护下，王三官躲过一劫。但其实俞二算盘说的话也有道理，到这时候，王三官并没有和共产党真的心贴心。
王三官虽然为新四军采购物资、提供后勤支援，但他对共产党的主张并不太热心，始终和抗日民主政府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在他的思想里，共产党干的是改朝换代的事，沾得太多恐怕会惹上麻烦，并且，共产党不敬神佛也不在乎祖上的老规矩，这与王三官的性情有着很大的冲突。
王三官对“天官赐福”的那一套是十分相信的。前面几个哥哥夭折了、自己却活了下来；这几年死了那么多人、自己却没事；被拉到刑场上眼看要被杀了、却又拣回了性命……这一切，他都认为是靠了菩萨的佑护。三官庙被拆毁以后，他惦记着要重建庙宇、再塑金身，可是，当初闹着要拆庙的王方明现在是抗日政府的副县长，还成天教大家唱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王三官觉得他是故意让自己难堪，心里很不痛快。
尹集战斗之后，新四军挺进二团、四团合编为“豫中兵团”，连续进攻舞阳县的日伪据点。5 月中旬又攻克了八台镇和大寒庄。这样，根据地距离大洼村不到二十里，距县城也只有四十里地了。
可就在这时候，不知怎的，新四军的大部队突然撤走了，伪绥靖一师随即进行反攻，不仅重新占领了先前的据点，还把南山也控制住了。13
7 月16号，绥靖一师在县城开“庆功会”，十六保也接到了请帖。
那天，俞二算盘正巧回大洼村收租子，看见王三官在帖子上写了个“知”字，连忙抢过来，改成“谢”字。
“去不得，这是鸿门宴”，俞二算盘说，“尚店乡的几个保长帮新四军办过事，全被尚振华杀了，你带人抬担架的事他也知道，正想除掉你呢。”
王三官也听说这段时间尚振华杀了不少人，顿时就慌了：“这可怎么办？”
“两条路。一是投新四军，二是求日本人当靠山。”
王三官当然不愿意投靠日本人，可他也不想投共产党，苗宝泰县长调走了（到军分区当宣传部长），他和王副县长说不上话。琢磨来琢磨去，只得先跑出去、躲过这个风头再说。
于是，从这天起，“十六保保长”的职位算是干到头了。
离家出逃之后，王三官在“垒山寺”当帮工。这座唐代古庙是用大石头垒筑建成的（上世纪70年代初被拆掉，石块拿去修水渠了），当时已经十分破败，少有人来，王三官是从小就在庙里打杂惯了的，所以并不觉得清苦。
8 月下旬，他听说日本鬼子投降了，于是出去打探一番。
街面上十分平静。乡公所的门前挂着两面“青天白日”旗，一面镶着黄色的三角边（汪伪政府的旗帜）、另一面却没有，叫人弄不清以哪面国旗为准。土墙上原先用白灰写着“建设东亚新秩序”，现在贴上了新标语——“公理战胜”。
“公理战胜”的旁边有张布告，签署人是“华北宣抚使”熊斌中将，内容是命令伪军各部原地驻防、等候国军点验，另外还有个附表，注明舞阳县的点验官来自五战区，是一个名叫“卢望兴”的人。
王三官这才相信，鬼子投降了，他可以回家了。
路过县城，城头上鬼子的膏药旗和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并排挂着，城门口贴着日军的告示：“中日战争已经妥协，皇军按照指令维持地方安全，中国军民如不执行，大日本皇军仍以武力对待……”，落款是昭和20年8 月20日。
王三官又糊涂了：这日本鬼子到底是投降了没有？
9 月初，国军四十一军一零四师（杨显明部）进驻舞阳。9 月20日，日本人排着队鞠了个躬，坐上卡车到漯河去了。
老百姓举着报仇伸冤的请愿书，要求惩办血债累累的日本指导官勾口右京和便衣队顾问柳赖等人，可点验组的组长卢望兴却说：“要执行投降条款，不要企图报复，不可对敌人加以污辱。只有对他们表示怜悯，才能使他们自拔于错误与罪恶。如果以暴行答复暴行，则是冤冤相报，绝不是仁义之师的目的……”王三官觉得这位点验组长真是个以德报怨的善心人。
卢望兴接下来又宣布，当前的重要任务是清除汉奸、清理伪产。
曾经担任过“伪职”的人都在清查之列，王三官心想，这还用查吗？伪军的正副师长关震亚和尚振华、维持会的正副会长周承文和胡灿宇都在舞阳县城里，抓起来就是了。
可是，王三官想得太简单了。
关震亚和十九集团军司令陈大庆的副官周愚是好朋友，又经周愚的关系联系上了五战区司令刘峙的副官李雅仙，再通过李副官的介绍认识了刘峙的三姨太（姓黄）。
日本投降后，得知舞阳县的接收事宜由五战区负责，关震亚立刻带着自己的小老婆去找黄三姨太，光是衣料、皮毛和各类滋补品就装了二十口箱子。刘峙到漯河以后（五战区的受降仪式在漯河举行），尚振华又在漯河包了饭馆，每天开流水席、宴请刘峙司令部的长官。这样一来，关、尚二人不但免除了汉奸的罪名，反倒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当上了新编七十五师的正副师长。
关震亚、尚振华“曲线救国”成功，其他汉奸头目也纷纷向点验组的长官送礼求情，等到接收大员收取的礼品堆满了“大信公司”的库房（今舞阳县财政局），伪维持会的会长和干事们也就摇身一变，都成了抗日的功臣。
只是，送出去的财物总要想办法再捞回来、“清除汉奸”的名单上也需要找人来当替罪羊。于是，原十六保保长王三官的名字就被写上了县政府通缉捉拿的汉奸名册。
王三官事前对此毫无所知。
1945年10月12日下午，县里来了三个人，一个干事两个兵，进到大洼村就把王家的房子贴上了“伪产”的封条，然后就要捆人。
王三官一边拼命挣扎，一边大喊“冤枉！”村里人谁也不相信王保长会干坏事，都聚拢过来表示反对。可就在这时，有个人却跳出来证明王三官是汉奸。
这人就是十六保的武管事王宗汉，王三官不当保长之后，他就成了附近几个村子的最高领导。现在看见县衙门来抓人，他不仅主动上前帮忙，还揭发说：“王三官勾结日本便衣队残害忠良，王三官是个汉奸。”
王宗汉向便衣队告密并被柳赖毒打的事，王三官出于息事宁人的考虑，从没有向外透露过。现在听见王宗汉倒打一耙，王三官的母亲顿时气坏了，扑上去要撕他的脸，并且又哭又骂地把事情的原委全都嚷了出来。武管事恼羞成怒、一耳光把老太太扇翻在地，王三官见状再也忍耐不住了，一头向王宗汉撞过去，俩人撕打在一起。
好人王三官打人了！这可是自他出生以来从没有过的举动。
大洼村的村民也激动起来，纷纷围上前去帮忙。事情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骚乱——王宗汉的肋骨被人踩断了，县衙门干事的头被砸破了，士兵的枪被抢了下来，当场打死了一个。
事情闹大了，王三官只得离家出走。他拿定了主意：投奔共产党。
南边正在打仗，“双十协定”后，国民党的四个整编师以方城、舞阳、遂平为中心向南推进，压迫着新四军豫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