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边正在打仗，“双十协定”后，国民党的四个整编师以方城、舞阳、遂平为中心向南推进，压迫着新四军豫中部队朝桐柏山区转移。罗大扁担告诉王三官：舞阳支队编进了陈先瑞的三支队，罗老头的几个徒弟也在那里，找不到新四军就去找八路军。
王三官连夜离开了大洼村，他没找到三支队却遇上了突围途中的冀鲁豫军区八团（1945年10月，“水西八团”的北返道路被敌人截断，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向新四军五师靠拢）。
于是，1946年，桐柏山区的被服厂出现了一位“创造染布新记录”的劳动模范；1947年，大别山根据地出现了一位“累死也不丢下一个伤员”的模范管理员。同志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王干劲”……
贵州的镇远古城，是个风景优美的旅游胜地，城东一公里外的“中和山”是道教名山，山南的青龙洞号称“黔东第一洞天”，山中还建有数座道观，其中有座“三元宫”。
天气晴好的时候，时常会有一位年愈九旬的老者到道观里走走看看，祭拜天官、地官和水官（三元）。附近的人们都知道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是离休干部，却不知道他曾经有个名字和神龛里的三官有联系。
镇远是座水城，横贯小城的美丽的河流名叫舞阳河。三十年前，舞阳河还可以通航，王主任就负责管理这条河的航运，后来水电站多了、航运中断了，老王也就退了休。可他并没有回河南老家去，而是留在这条和他家乡同名的河水边，安度晚年。
他每天虔诚地燃香祭拜，没有去“三元宫”的时候，就在家里念叨着太上秘旨、导引法诀。他家的堂屋里摆设着天地水三官的神位，在神龛的旁边，还挂着柴志兰女士的遗像。和太上老君交涉完毕之后，王老总要在妻子的跟前停留一会，掸一掸镜框上并不存在的尘埃。
那一天，我问他：“你觉得，真的有灵魂吗？”（这问题好像祥林嫂也问过）。
王老略带羞涩地笑了：“我知道不该相信这个，这是迷信……可是，灵魂这东西，说有也有的，它不在死人那里，在活人的心里呢。”
停了一会，老人十分认真地问我：“你说，要是把户口迁到少数民族地区，可不可以不搞火葬……”
我笑了。
我知道，这一刻，我面前的这位老者，不是离休干部王主任，而是那个豫中的朴实的农民——好人王三官。
第二十章
微山湖地处苏、鲁、豫、皖四省边界，紧靠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逼近战略要地徐州，是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纽带。抗日战争一开始，当地人民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并通过广泛、灵活的统战工作，建立了以微山湖和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38年12月，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到达湖西，扩编为苏鲁豫支队（队长彭明治，政委吴法宪），部队迅速壮大，发展到八千多人，形势十分喜人。可到了1939年，湖边地委（因机关在湖西，所以又称“湖西地委”）发动“肃托”运动，从上到下杀了不少自己人，弄得人心惶惶、威信大减。运动结束后又大搞“正规化建设”，各级组织机构臃肿，一线部队却人员不足，战斗力严重下降，以至于被日、伪、顽三股势力夹攻，根据地被蚕食得不到十五公里，干部死的死、跑的跑，政府机关和主力部队都呆不住，只好转移出去，留下游击武装苦苦支撑。
1943年，湖西区从山东军区划归冀鲁豫军区管理，冀鲁豫就在那里设了个第十一分区，配合着鲁南军区打游击，逐渐恢复根据地，一直到1944年才重新有了起色。
微山湖地区的游击队几年来都是独自在敌后活动，经过艰苦环境的锻炼，有能力、有特点，也有脾气，对一般的上级领导根本不卖账。八路军为统一指挥作战，把附近各游击武装组成“独立支队”，下辖四个大队和一个挺进队，可是先后派了几任支队领导都玩不转。1944年初，又派董鸣春去当副支队长（没有正的），董副队长干了半年就回来了，军区再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只好把“独立支队”撤销，让游击队各玩各的。
董鸣春是老八路干部，当过鲁南一分区司令，这么大的来头，也只能调动三大队（滕沛大队）和四大队（文峰大队）。而其他的队伍，二大队是大名鼎鼎的铁道“飞虎队”，其功绩大家早就如雷贯耳，就连陈毅、刘少奇见了他们都客客气气的；一大队是微山湖游击队，经营着“湖上小延安”、保护着通向延安的秘密交通线，管理着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干部疗养院，见到的大领导多了，眼光自然很高。
至于那个“金济鱼挺进队”就更加不得了，不仅有好多队员兼任着区长、乡长、村长，队长迟殿文本人还是“通”字辈的青帮大佬，他要是到了上海滩，可以和季云卿、张啸林称兄道弟，甚至能当杜月笙的师叔。
迟殿文是济宁人，早先是做皮革买卖的。济宁出产黄牛和寒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是国内重要的皮货集散地，迟殿文卖牛皮、羊皮，当然也卖驴皮，这就认识了钱宝亨。钱宝亨是北京通县人，青帮“大”字辈的人物，他与北京同仁堂乐家的交情不错，受济南宏济堂老板乐敬宇（就是《大宅门》中的白家七爷白璟奇）之邀，到宏济阿胶厂当经理。迟殿文就拜钱宝亨为师，入了青帮。这青帮的前二十四辈为：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人伦智慧，本来自信，圆明兴礼，大通悟觉。迟殿文算是第二十二代。
1933年，李景林到山东来开办国术馆，他也是大字辈的，这位前任河北督办和现任山东主席三吹两不吹，把韩复榘说得动了心，也想入青帮。可是，找遍全山东也找不到一个“礼”字辈的，只好作罢。韩复榘的手下倒有不少拜师入了帮，比如孙桐萱、李汉章、曹福林、展书堂等人，都是“通”字辈，和迟殿文一样。当时青帮的字辈已经以“悟”和“觉”为主，通字辈的可以算是大佬了。
台儿庄战役期间，迟殿文带着徒子徒孙帮助国军运物资，顺手就从战场上拣了些机枪、步枪回来，自己拉起了队伍，看谁不顺眼就打谁。
他师傅钱宝亨担任伪济南航运公会会长，在济宁设了个办事处（管理运河），就委托迟殿文操办这事。迟殿文于是派手下弟子去守码头，看见过往船只一律按货物运价抽收百分之五。这实际上不过是个收税的，可“安清道义会”（山东青帮的一个组织）的人却很激动，连续在《新民报》上庆祝：“济宁成立水上警备队，军方均是道中健儿。”
有个叫古屋猛的日本人也跑来祝贺，说他是山口恭右（日本浪人，通字辈）的徒弟，应该算帮内弟子。迟殿文弄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要加入青帮，反正他自己实在不愿意有这么个日本师侄，就把他给打发走了。没想到过了段时间，古屋猛不知走了什么路子，在济宁开办了一家训马场，专门训练战马卖给军队。1940年初，八路军成立了运河支队，在运河两岸打击反动会道门组织，迟殿文也派兵一起打。咱们共产党打会道门是为了巩固抗日根据地，可迟殿文却是因为讨厌一贯道的“不正经”。据说，一贯道经常在夜晚传道，把男女教徒都聚在一间屋子里，不点灯也不举火，于是，瞎天黑地之中难免有人偷油胡闹……青帮大佬讲究义气二字，最看不惯这种男女混杂的夜间活动，所以就出兵消灭“精神污染”。
几仗下来，八路军对迟殿文很有好感，运河支队政委朱道南就上门去做思想工作，讲了一通抗日救国的道理，迟殿文醒悟了，同意加入游击队。可他又听说共产党的规矩大，动不动就要捆人杀干部，所以始终不肯把队伍拉到根据地去，只愿意在家门口抗战。于是乎，八路军就给了他个番号，叫“金济鱼挺进队”，主要在湖西一带活动。
第二十一章
其实，这“金济鱼挺进队”的人数并不多，成员也五花八门，缺乏正规训练，要真打起仗来根本不顶事，所以八路军也没指望他们去打冲锋，而是另有任务安排。
第一项任务是买物资、搞运输。迟殿文手里有日本军部发放的特许证，专门帮日本的“山东土产公司”贩运牛皮，所以走到哪里都路路通，一般不受检查，游击队就借机为八路军买药品、运重要物资。迟殿文有师傅在济南宏济堂的这层关系（青帮的“安清道义会”也设在宏济堂），买药特别方便。电视剧《大宅门》里有个情节是说白七爷对卖伤药给八路军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倒也不是完全吹牛。1942年到1943年的那段困难时期，冀鲁豫根据地的许多重要军需物资都是通过“金济鱼挺进队”采购并运送进来的。
“挺进队”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搞掩护、摸情报。迟殿文有意识地让许多手下去担任伪区长、乡长、村长或参加警备队，而且他的门徒更是分布三教九流，这样就可以给抗日游击活动提供许多方便。“挺进队”虽然自己很少打硬仗，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湖西各游击武装能在敌后艰苦环境中生存下来，迟殿文部的情报和掩护工作是功不可没的。
迟殿文对各乡村的情况十分了解，这是因为他手下干什么营生的都有。先派几个上门干活的出去转一圈——比如“张箩”的（箍缸箍盆、捆簸箕扫帚）、阉猪阉狗、铲牲口蹄子的，一天下来，谁家有粮食、谁家有牲口就都知道了。再派个“货郎担”去逛逛，这货郎衣帽整齐、语言文雅，“货郎箱”装饰得花里花俏，专跟大姑娘小媳妇打交道（妇女们不能去赶集，日用的针头线脑和小玩意的就在“货郎担”上购买）。女人嘴碎，几句话下来，谁好谁坏、谁富谁穷就基本上弄清楚了。武工队要到游击区活动，无论是搞宣传还是征收粮款，先找迟殿文商量一下，准保事半功倍。
迟殿文有钱有面子，有些八路军办不到的事情他却能办成。一次，苏皖特委的一位领导过湖西，在小学校吃饭时被日伪便衣队发现了，警卫员被打死在大门口，领导烧掉文件后刚翻过院墙就被抓住，分区紧急指示各部队，要想办法把领导同志救出来。迟殿文得知消息时，该领导已经送进宪兵队了，他就和商会会长一起去找翻译官，声称被抓的是自己的生意合伙人，然后塞了一包钞票过去。
审讯的时候，日本军官气势汹汹地问，共产党干部慷慨激昂地答，汉奸翻译官乱七八糟地两头胡说，谁也弄不清在讲些什么。审讯结束，鬼子问：“他的，良民的？毛猴子的？”翻译说：“良民的干活。”
于是就放人了。
“金济鱼挺进队”也开展反奸除恶活动，但政策尺度略有出入。
有一次，金乡埠西村村民因害怕遭敌人的烧杀报复，集合数百人去填平游击队挖的破路沟壕。区干部带两名战士前往劝阻，向空中打了两枪。原以为群众听见鸣枪就会散去，不料却有百余人蜂拥而上，将我区干部和战土扭到村后活埋了。区长听说金济鱼挺进队正在金乡活动，急忙跑去求援。
迟殿文听完汇报大怒，派部队去把领头的坏分子抓来，部下们立刻唱着军歌出发了。迟殿文部队的军歌通俗易懂，歌词大意是：“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