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殿文听完汇报大怒，派部队去把领头的坏分子抓来，部下们立刻唱着军歌出发了。迟殿文部队的军歌通俗易懂，歌词大意是：“天罗罗，地罗罗，人家死了咱活着；人家的马，咱骑着；人家的地，咱种着；人家的房子咱住着，你说快活不快活……”
罪犯抓到，迟殿文开始审问。
“老大，贵姓？”
如果照实回答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对不起； 不用问案情，直接拖出去毙了。
碰到一位这么回答的：“在家从父姓，出门改姓潘。”
有门！接着问：
“西北乾坤一块云，一朵莲花开满盆。”
“上打君，下打民，不打安清一家人。”
啊，原来是自家兄弟。先打一顿板子，然后请上席喝酒。
区长有意见也没办法，人家这叫快刀不杀一家人。
第二十二章
毫无疑问，迟殿文的“金济鱼挺进队”是带有强烈会道门色彩的地方武装。
山东历来是豪强聚集之地，据统计，1938年，山东境内带有土匪或会道门色彩的武装有近一百万人之多。对这些民间武装，国民党是加以利用的。以沈鸿烈为代表的本土派系，包括鲁西王金祥、齐子修，湖西孙良诚、朱世勤，对地方势力的影响都很大。同时，日本人也专设有“会道门工作部”，有计划地培植汉奸为其服务。这样，就使得会道门和土匪武装多成为了伪、顽主要的后备力量。
共产党也十分重视针对这部分武装力量开展工作。1938年，中共中央在给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山东为土匪最多的地区，必须对他们有正确的政策。总的方针应当是争取他们抗日。当他们还是抗日时，我们不应去削弱或瓦解他们的部队……当他们为日寇所利用时，应当使他们一方面去敷衍日寇，一面与我们保持善意的中立。”在实际工作中，我党充分认识到会道门落后、迷信、破坏性较大的一面，因此采取了“先作耐心的争取教育工作，设法劝导其散伙、参加农村生活，最终使其参加抗战”的策略，并且“对怙恶不悛的，坚决予以剿灭，以安定民主秩序”。
这样的结果是：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地区，会道门及土匪活动经过战争有增无减；而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影响政权建设的地方恶势力已基本消失。
迟殿文之所以能和八路军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除了他本身具有的单纯的反抗侵略的民族意识之外，还因为他本身不是地主，他的“金济鱼挺进队”也不具有地方联庄性质，成员多是贩夫走卒、青帮弟子，没有大的野心，在立场上比较中立，其活动范围也在敌占区和边缘游击区，不至于和共产党争人、争枪、争地盘。
1943年下半年，随着根据地建设的发展扩大，冀鲁豫政府宣布“凡参加一切非法秘密团体者，应立即退出，并向政府声明登记，以免受汉奸利用”。这让迟殿文很不痛快，觉得共产党对不起他。
为抗日军队搞物资、破坏日伪设施、打鬼子冷枪等事情虽然做了不少，但迟殿文并不觉得这些需要别人领情。他比较在意的有两点：
一是替抗日民主政府搞“调和”。当时共产党进入游击区开展工作，时常得不到群众的理解。老百姓觉得民主政府的差务多、站岗放哨多，两面负担任务重，因此有时就会引发反抗，甚至出现武装暴动。每当这个时候，迟殿文总是利用帮派势力进行“调解”，并派出自己的武装力量实施“打压”，尽量维护民主政府的权威。但这样一来他也就做了“恶人”，得罪了一些地方人物，这是有损他帮派活动基础的。
二是渗透到日伪军、警和地方机构中为八路军探情报、搞掩护。这个工作可不容易干。敌人也不是傻瓜，每次出动都走漏风声，难免就会产生怀疑，于是迟殿文的“内线”被抓被打被杀的不少。充当地方伪区长乡长村长的也是这样，粮食未交、道路被破，都难免挨打。
鬼子扫荡，半道上找个村长问情况：“前面的，毛猴子的有？”“没有没有，平安无事。”结果刚走几步就被地雷炸了，于是回来把这村长打成残废。
金乡有个两面区长被鬼子杀了，再派一个又被杀。开堂会时部下们问老大“还要派人去呀？”迟殿文说：“能不派吗，我是金济鱼的队长，这个硬茬接不下来太没面子。”于是一个弟子自告奋勇，结果，上任没多久又牺牲了。
不过，迟殿文部的情报工作总的说来干得还不错。这是因为他们青帮原本就是秘密帮会，有基础；还因为有个“三刀六洞”的帮规约束着，叛徒少。
这两件事迟殿文看得挺重，可对八路军来说却很平常，因此既没有特别的嘉奖、也没有什么额外的补偿。这倒也罢了，现在听说居然要求帮派弟子到政府去登记，这可是青帮的大忌！于是，迟殿文就产生了抵触情绪，接下来再成立“独立支队”，他就不服从八路军的统一领导，渐渐地和共产党之间有了些猜疑。冀鲁豫湖西分区也因此更提高了对“挺进队”的警惕。
认真说起来，这迟殿文部也不能算是“正宗的八路军游击队”，因为他不仅兼着日伪的“济宁运河总办”，还和国民党顽军有关系。
当时，国民党军政部在鲁西、鲁南设了好些个征兵站，派韩复榘的老部下来负责，通过本土关系招收新兵。按规定招了兵要先训练后开拔，因此会产生相关费用，如：制枪费（汉阳造）、子弹费（三百粒），服装是每人单衣两套、夹衣一套、棉衣一套、腰皮带一条、雨披斗笠各一件、线毯一床、麻鞋草鞋各两双，还有下士、中士、上士、司务长的津贴，军官的办公费、外出费，部队的柴火费、伙食费……征兵站往总部打个电报，说明“本处有壮丁若干正在训练”，军政部就根据新兵数目拨发相应的费用。
征兵官是要吃空额的，招了一百人就敢报五百，先把钱骗到手再说。可蒋总裁也不是好蒙的，新兵训练完毕开拔前，军政部要派“点验官”照着花名册数人头，核实了再签字。
于是，征兵站就临时请人冒充，让老百姓穿军服扛枪排队答应一声“到”，然后就走人回家。那么到了前线人数不足怎么办？好办，就说路上死了、跑了，这没办法。
迟殿文面子大，每当这时候，他就走遍济宁附近乡镇，把商铺打杂的、饭馆跑堂的、澡堂搓背的、码头扛包的……都集合起来跟他“出差”去，冒充新兵。所以，他和国民党的关系也不错。
你说，这样的人物，咱们冀鲁豫湖西分区怎么能放心呢？
可说不得，就在这时，人家“金济鱼挺进队”又为十一分区做了件大好事。
1944年三月的一天，迟殿文到济宁城外的一个集镇去赶集，照例坐在“水煎包子大棚”里。过去在鲁西有个讲究，集市赶场买卖各行当，要以卖吃食冒烟的行业为首，而这烟火行又要以卖水煎包子的为“行首”。所以卖水煎包的必须搭大棚，还要正对着戏台或庙门，只有等这“顶台”撩布了，其他摊位才能开张。换句话说，迟殿文往大棚里一坐，这集市啥时候开场，得由他说了算。
迟殿文可不吃水煎包。他单独一张桌子，坐下喝茶，倒上一壶茶摆两个茶碗，先满上，然后端起一只茶碗两手捧着，伸出右手三个指头，这是请“三老四少们”喝茶。这样一表示，有外地来的同道就可以上前打招呼、联络消息、求人帮忙。一见面，老大会问：“朋友从哪里来？”对方必须得说是“从杭州来”，再问“到哪里去？”得回答“到五台去”。这就算对上了。
这一天，迟大佬摆好架势，慢慢品茶。外面闯进一个陌生人，端起另一只茶碗就开喝，大佬一看对方来头不小，赶紧站起来笑脸相迎。
“这位朋友从哪来？”
“济宁，北马场。”
“……，准备到哪里去？”
“不去哪儿，来这赶集呀。”
切！这家伙是个什么玩意？
第二十三章
迟殿文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个“棒槌”，心中十分恼怒。
通常，在济宁这一带，一般人即使不懂青帮规矩，也知道在水煎包棚子里喝“顶台”茶的人不好惹，没人会去找事。可这位却不同，他姓夏，塘沽人，是“北马场”的管事，一则没跑过江湖，二则仗着自己有后台，大大咧咧惯了，有点凡事不在乎的味道。
这“北马场”又是怎么回事呢？
离济宁火车站不远，有一个伪山东政府的“省立畜养试验场”，养了几百头种羊、种牛和种马，从事牲畜繁殖业务，他们的牧场在济宁南边（一个废弃的飞机场），所以叫“南马场”。另外，在济宁的北边，原先有一个寒羊场，后来被日本人改做了马场，专门驯养蒙古马，因此又称为“北马场”。这北马场的大股东就是那个名叫古屋猛的“青帮日本人”。
这位夏管事是个日本留学生，学兽医的，学问不错（后来还当过山东农学院的教授），可惜江湖阅历实在太差。他在水煎包子铺喝了好几壶“顶棚茶”，愣没看出迟殿文是干什么的，满嘴跑轮船、胡说海吹，还和青帮大佬拍胸打背、称兄道弟，把迟老大气得不行，当即就给徒子徒孙们打了个手势，意思是要想个辄、教训这傻小子一下。
说句题外话。现在的电影电视剧里的江湖黑帮，从上海滩的许文强到香港岛的功夫王，都是一个模样：墨镜灰帽黑褂子、进门“大哥”“小弟”、出门砍刀斧头——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那时候，各帮派有着不同的特点。
就拿青帮和洪帮来说。洪帮不大讲究师承、更看重职位，谁当了大掌柜谁就是老大，所以，彼此称兄道弟的无所谓；但青帮却很重视师承辈份，没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说法，讲究的是“师门字辈压光棍”、“父子不入同一门”，无论权势有多大，师父、师叔、师兄、师弟分得很清楚。因此，当着“嗨”袍哥（袍哥属于洪帮）的人叫声“兄弟”没关系，可对于混青帮的人物，就得称呼“先生”、“好汉”、“老大”、“朋友”，要是乱喊“老弟”、“老兄”，说不定就成了旁边什么人的爷爷辈，是会得罪人的。
混帮派的人当然免不了打架斗狠，但也不是乱打，像青帮这样公开活动的大帮派，在江湖上办事也要遵从起码的社会规则，不能想打就打想杀就杀。比如这位夏管事，虽然冲撞了青帮的场子，但他毕竟是外人、不懂规矩，所以不能使用帮内的办法，要想教训他，还非得耍“阴”的才行。
迟殿文做个暗示，手下人就明白了，他的徒弟张知行就拽着夏管事去吃“杂毛肉”。
那时候，猪牛羊肉叫“大肉”、鸡鸭鱼虾叫“细肉”，这些肉要到饭馆子里才能吃得着。集市小摊上卖的是驴肉和狗肉，称为“杂毛肉”，五毛钱一碗，味道虽好却上不了正经酒席，平常解个谗倒正合适。肉摊上还卖“明流酒”（一种用黍子酿的酒），一坛子也是五毛钱——赶集的时候花上一块钱，可以管吃又管醉。
酒坛肉碗摆上来，张知行和几个喽罗就拉着夏管事猛灌。才三两下的工夫，姓夏的就喝高了，拍着胸脯请“各位兄弟”到北马场去做客、参观他们的蒙古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