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日本兵蜂拥而上的那一刹那，苏军发现了冲锋枪的价值。
冲锋枪的射程低，但是射速和进入射击状态较快，而且几乎无后坐力，枪口也不会跳起，连续发射很少出现故障，即便刺刀快到鼻子尖了，持枪者只要扣住扳机不放，仍然可以将面前的魑魅魍魉统统打烂。
更加让人省心的是，“波＿波沙”的弹鼓装有71发子弹，横扫的时候根本就不用顾虑枪膛里有没有子弹。
在“波波沙”掀起的狂风骤雨面前，端着刺刀的日军还没把格斗架势摆出来，便被打得血肉横飞，现场那种无价可还的惨状，令幸存士兵以后不提冲锋枪便罢，一提脸上就没了血色。
你再怎么宣传精神万能、“武运长久”，这人掰开来揉碎了，也不过是几十种化学元素，哪里能承受得了成千上万子弹的消磨！
上半夜，日军如潮地上去，又稀稀拉拉地退了回来。
说是要动员全部资源，小松原让炮兵联队把克式野炮运了上来。克式野炮是一战前日本从德国购买的火炮，它与速射炮一样可为步兵提供火力支援，但威力比速射炮还要强。
日军用克式野炮抵近射击，高地上的探照灯车被一一击毁，而苏军可使用的照明弹也已消耗殆尽，战场上的光线立刻黯淡下来。乘此机会，日军又组织起第二次集团冲锋。
在黑暗的环境下，“波波沙”冲锋枪的拦阻效能有所减弱，前沿阵地因此被日军突破。
苏军在战死一名团长后，放弃了一线阵地，包括721、733在内的几座高地上的守军全部撤向后方。
第三个晚上，小松原终于有了圆梦的感觉，直到天亮以后。
天亮以后，朱可夫用行动告诉小松原，他的暂时放弃，只是为了给小松原制造一个新的噩梦。
晚上短兵相接时，因为害怕误伤友军，蒙古高台的炮兵阵地一弹未发，等于闲置，现在可以说是毫无顾忌。
朱可夫一共储备了60万发炮弹，他对炮兵的要求是，在射区内，每平方米每分钟平均要爆炸两发炮弹——就当超市开业酬宾，炮弹不要钱，可着劲地送给日本人尝尝鲜。
数不清的炮弹扔过来，黄土被炸起后与黑色浓烟混在一起，使阵地上空由晴天变成了阴天。日军刚刚占领的每一座高地都遭到了炮火的严密封锁，步兵和炮兵蹲在战壕里一动不敢动。
如果全都蹲着还好一些，但这么多人马不可能不喝水吃饭，每天为了向高地送水送饭，都要死伤许多人。在苏军连中途下课时间都不提供的无间歇炮击中，日军不仅伤亡惨重，而且在精神上也产生了极大的恐惧。
这正是“火制”的最高境界，朱可夫在一退一让之间，把小松原锁进了监狱。
日军发动三次夜袭，前后共伤亡5000多人，火炮损失一半，得到的结果仅是苏军战死200多人，防线后缩2公里。在“火制”面前，什么“猪突冲锋”、“白兵主义”都输掉了裤子。
德国观察团把猪突冲锋称为“愚蠢的密集冲锋”，他们对日本人如此浪掷兵力感到十分不解：你们完全是在把可笑当好笑，死这么多人，就为了得到区区2公里防线？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理解是多么困难。小松原又怎么能想到，自己血战竟日，能得到的居然只有2公里防线呢？
他如今是骑虎难下，要攻，攻不上，要退，不甘心，于是从早到晚接受苏军的炮火“摧残”就成了唯一的无奈之选。
假如能倒退到7月7日以前，小松原一定不会如此冲动，他会含着眼泪，流着鼻涕对大家说：知道什么是幸福吗，幸福就是天冷的时候手里捧着一个热腾腾的烤地瓜……
错在哪里
前线部队的狼狈样，连关东军司令部都看不下去了。1939年7月12日，植田命令小松原立即停止进攻，原地休整。
在苏军强悍的火力覆盖下，日军哪里还谈得上进攻，只是每天不停地累加伤亡数字而已。夺得那些高地，对小松原来说也绝不是福音，反而成为难以卸除的包袱和负担，因为他不得不分兵驻守，并承受相应的伤亡和损失。
其实这时候就应该撤出苏军的火力范围。小松原在那里硬挺着挨打，除了有所不甘外，最大的担心还是怕上级追责。因为自第二次诺门罕战役开始以来，他吃的败仗实在是太多了，成为不折不扣的老输家，随便怎么打板子都可以，能得到“2公里防线”，多少还可以交代一下。
1939年7月14日，关东军参谋长矶谷等一行赶到诺门罕，与矢野、辻政信会合，对这个阶段的日军作战进行了考评。
事实证明，能相互理解的，还是自己人。一番评点下来，小松原竟然得到了不错的评分，考评人员认为，他的指挥没错。你看，该迂回迂回了，该夜袭夜袭了，日军的看家绝活一个不少全拿了出来，就算换个人，要做到更好也非常困难。
矶谷一语定乾坤：“对小松原，不是批评指责，而是要继续加以支持和鼓励。”
小松原听后那个感动：小生无以为报，唯有以身相许——我也没别的好说，反正继续打下去，朝老毛子报仇雪恨就是。
既然小松原没有错，那么屡吃败仗，到底错在哪里？
矶谷等人的分析是，错在火力不如人。从统计数据上看，百分之六十的日军均为苏军炮火所伤，前线日军虽有野战炮兵联队，但他们的火炮口径和射程均不及苏军，无法为步兵提供必要的火力支援。
说日本的武器配备还停留在一战时期，真的是一点都不冤枉。一战以后，各国列强的炮兵部队都把火炮口径提高到了105毫米以上，日军还以75毫米为主打，这能打得过吗？
向前线加派炮兵部队本来就已在准备之中，不过起初只考虑了量，现在有了这条结论，就得强调质，也就是需动用关东军的远程重炮部队参战。
矶谷参谋长返回长春后，立即向植田作了报告，植田同意照此办理。
与此同时，作为胜利者一方的苏军高层内部也进行了反思。指挥诺门罕战役之初，朱可夫主要立足于防守，以求杀伤日军有生力量，让其知难而退，但通过正式交手，他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无论是第二次诺门罕战役，还是随后的三日大夜袭，日军所动用的兵力规模和重武器数量，都要远超第一次诺门罕战役，不说别的，仅前线抓到的日军俘虏，就来自十几个不同建制的部队，而在大规模夜袭结束后，日军也没有一点要收兵的迹象，小规模夜袭战不断。
苏军侦察机在空中可以看到，从将军庙到前沿阵地，布满了日军的宿营帐篷，前往海拉尔的铁路线上，运兵专列绵延不断。
这一切，都让朱可夫感到，日军在诺门罕绝不会轻易罢手。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软肋所在，那就是野战步兵不仅数量少，而且素质也明显不及对方，这场战争如果被拖成长期的防御战，最终取胜的很可能是日本人。
朱可夫的判断和忧虑，随即通过伏罗希洛夫传达给了斯大林。此前斯大林的战略重点一直在欧洲，但这时他也认识到，假如诺门罕这里始终没个说法，其大部分精力和一些军队主力将一直被牵制在远东，如此反而会影响到欧洲方面的部署。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看来唯一的办法是继续增调部队，发起一劳永逸的大反攻，让日本人在诺门罕彻底认败服输。
1939年7月15日，根据斯大林的意见，第57特别军被升格改编为第1集团军，朱可夫就任集团军司令员。第1集团军是一个为诺门罕战役而专门组织的大兵团，有权统辖诺门罕战场的所有苏蒙军。
集团军成立后，大批援兵陆续开来，朱可夫仅在陆军方面就增加了2个摩托化步兵旅、1个机枪旅、1个坦克旅。伏罗希洛夫元帅给朱可夫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尽早结束远东战事。
从这时候起，朱可夫忽然安静了下来，或许他心里很着急，急于反攻，急于取胜，但在行动上却一点看不出来。
胸有全局的大将，与有勇无谋的战将的区别，往往不是体现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之中，而是在战争爆发之前。比如加伦，在中苏同江之战之前，他就等待了两个多月，朱可夫以性格火暴著称，然而他同样能耐得住性子。
事实上，在接过集团军权杖的那一刻，朱可夫就知道，自己背后已经断了退路，前方也没有任何侥幸的可能，战争的规律本来是有胜有败，但在这场战争中，他只许胜，不许败。
要想胜，不靠运气，不靠天赐，全靠实力，也就是说，要掌握比对方多得多的优势，在未完全掌握这一优势之前，绝不能轻举妄动。
朱可夫所要的优势是，苏军从兵力数量、重武器到后勤物资补给，必须全面超过日军，其中，他最担心的就是物资补给。
朱可夫具备大兵团作战经验，非常了解后勤保障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他要等，也主要是在等物资。
草原狩猎
小松原也在等。因为要添置重炮，炮兵部队到达前线的时间由此延长，为了等待炮兵，小松原约有半个月没有发动大规模的连续进攻。
不过小松原并没有因此而完全闲着，期间他仍对苏军阵地发动了几次小规模夜袭。
被朱可夫使用在前线的苏军步兵部队，始终是第36摩步师。夜袭攻防中，摩步师有些连队的军官实战经验不足，特别是当日军冲到眼前时，特别容易紧张，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端着冲锋枪横扫。尽管冲锋枪的火力给日军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但由于扫射时过于盲目，误伤率也很大。
朱可夫发现这个问题后，就对这些连队进行了及时调换，同时为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对东岸沿岸仅有的几座高地也不再死守，而是采取早晚换班的方式，即当日军晚上进攻时，第36摩步师便退回西岸，以避免进行夜战和肉搏。天亮之后，再由坦克部队出马应战。
斯大林增调给朱可夫集团军的坦克部队早就到了蒙古，但在补给尚未完全到位，反攻也没有正式发起之前，诺门罕地区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都不允许苏军再向前线增添更多兵力，所以这些援兵都被朱可夫作为战役预备队，放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待命。
除乌兰巴托的战役预备队外，朱可夫集团军尚拥有3个坦克旅和3个装甲旅，而在前沿作战的一直只有第11坦克旅和第9装甲旅，也就是日军过河作战时遭遇的那两个旅，其余机械化部队同样因补给原因留在了温都尔汗。
仅从部队编制上看，苏军的一线部队明显兵力不足，不过奇怪的是，与之交战的日军从来没有产生过这一印象。他们的感觉正好相反，苏军不是不足，是太足了，不论兵力还是武器，都几倍几倍地超过自己，更恐惧的是，怎么打都不见少。
就算是游戏机里最牛的主角，打完之后都还需要补血，面对这样从不需要补血的强悍对手，你心里能不发毛吗？
日军的这种印象，正是朱可夫想要的效果。他在前沿运用了一个类似于移花接木的办法：以火力弥补兵力。
第36摩步师从未调换过不假，但到反攻前，包括第36摩步师在内，苏军一线步兵师的重武器配备已比正常编制超出一半。
第11坦克旅和第9装甲旅也是一样，它们的坦克一旦破损或被击毁，马上就由驻温都尔汗的坦克装甲部队负责进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