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的是后来才被添加进反击名单的部队，这些部队早已处于苏军火力包围之中，哪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撤出来的，而且基层指挥官对眼前的困境看得最为真切，好多人对荻洲的反击行动并不认可。
大家都在质疑，一线部队白天作战，晚上抢修工事，本身已缺吃少喝，疲惫不堪。要是凭借工事死守，或许还能守得几日，现在忽然要跑出去跟苏军玩冲锋，这不是“老虎口里夺脆骨，蛟龙背上揭生鳞”，自己上门找死吗？
最左翼的第71联队这时只剩1800人，大队长以下军官全部战死，但按照荻洲的命令，仍然要抽调两个大队参加反击。诺门罕战役以来，第71联队已三换联队长，现任联队长森田彻向师团参谋长冈本连连叫苦：“两个大队都抽走了，还能剩下几个人？
又怎么守得住防线。就算出去反击，恐怕前进不了多少米，也要全军覆灭的。”
冈本就是第71联队的首任联队长，但如今处的位置已经不一样，他对森田彻的唱衰甚为反感：“就是全体玉碎也要进攻，为了皇军的荣誉，哪怕前进两三米也好。”
森田彻被说得哑口无言。
其实这就叫坐哪个山头唱哪个山头的歌。森田彻曾经也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极品程度，最喜欢做的就是欺负弱者，最擅长的勾当，是在看似不可能的部位，硬生生地切下一块肉来。他是七七事变的元凶和谈判代表之一，对待中国人的态度极为凶恶蛮横，当时没有哪一个中国人不讨厌他。
白天根本动弹不了，除非晚上还有机会。事实上，荻洲能够投入的反击部队都是趁晚上才陆续到达集结区域，尽管如此，在撤出过程中，他们还是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损伤。
荻洲任命第23师团长小松原为前敌总指挥。1939年8月23日夜，小松原将师团指挥部由将军庙推进至752高地附近，此时离攻击目标只有7公里左右。
小松原将反击兵团分成左右两翼，左翼以第7师团为主，由第7师团第14旅团长森田范正少将掌握，右翼以第23师团为主，由步兵团长小林恒一少将掌握。预定为四个联队，但直到反击开始，仍有部队未能到达，最后只凑齐了两个半。
1939年8月24日上午9时30分，这两个半联队向苏军南翼集群发起反击攻势。
此前朱可夫正在河西碉堡里接受记者们的采访，这位体格健壮、方头大脸的将军洗了个澡，看上去红光满面，精神焕发，情绪好极了。
就在朱可夫对着记者们侃侃而谈的时候，两名侦察兵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来，向朱可夫报告说，日军正在集结大部队，显然是在准备反击。记者们一听，既紧张又激动，有料啊，赶紧拿起笔，竖起耳朵，以便记下朱可夫发布命令时那种果敢和有力的神态。
可是他们想错了，朱可夫未发布任何新的命令，他只是语气平淡地告诉侦察兵：你们看错了，日本人已经没有力量发动有效攻击了。
侦察兵愣住了，因为确实亲眼见到日军在整军待发，记者们也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朱可夫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没有人怀疑朱可夫在判断和决策上的正确性。
朱可夫不是不知道日军将发动反击，只是他早已看穿了对手的五脏六腑，在双方兵刃还未碰到一起时，便料知对手必败无疑。
必败的攻击，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评论它吗？
确实完了
这天早上前线刮起了大风，大风卷起沙土漫天飞舞，吹得人睁不开眼。在一片肃杀的氛围中，日军反击兵团的右翼率先启动，并由编制相对完整的酒井联队充当先锋。
朱可夫用不着增加任何命令。他的南部集群已经以两座高地为中心，构筑了宽度达10公里的铁丝网纵深阵地。
在苏军阵地上，正面为轻重机枪，左右两侧是二十辆坦克，机枪打，坦克轰，其火力的凶猛程度，比风沙还要厉害得多。冲锋中的日军像狂风中的竹竿一样，一批批地倒下去。
这还只是最前沿看到的景象，其实当天南部集群仅坦克装甲车就汇集了200辆，后面还有榴弹炮群支援，仅铺天盖地的炮弹，就足以构成“火制”地带，酒井联队出现大量伤亡，是件毫不意外的事。
对于日军的“猪突冲锋”，日后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国大兵有一句经典评论：“对一个猝不及防、病弱无力的人来说，野猪狂冲过来的确很危险，但对于一群弯弓搭箭的猎户来说，冲过来的野猪正好是盘中餐。”
诺门罕战场上，日军就是苏军的“盘中餐”，仅仅在上午，就有了副联队长战死的记录，有的地方日军尸体摞在一起，简直让人无法下脚，而他们得到的，只是前进不到2公里的“战绩”。
小松原急忙让炮兵进行掩护，到中午时分，酒井联队总算接近了苏军阵地前沿，但因人员伤亡和弹药消耗过大，已失去了前进的力量。
仅仅半天工夫，朱可夫的论断就得以证实。
到了下午，攻守双方易位，苏军开始进攻。坦克部队从连绵起伏的沙丘背后钻出来，会喷火的喷火，不会喷火的连撞带压，酒井联队一个小队一个小队地被干掉，某个中队仅有四人生存，还全是重伤员。
每个日军士兵几乎都带了燃料瓶，可是苏联坦克新换的柴油发动机根本就不惧燃烧瓶，而且每辆坦克车上都装有钢丝铁刺网，让你抓没地方抓，爬没地方爬，连做“肉弹”的机会都捞不到。
下午2点，小松原的指挥部与整个右翼兵团失去联系，派出去的联络参谋和传令兵全都有去无回。小松原急得没辙，只好又疾呼飞行集团前来救援。
战前就说好航空兵要配合，飞行集团长嵯峨彻二为之苦恼极了，本来新添了一个第64战队，但在近阶段空战中，该战队的飞行员和飞机已损失了将近一半，就连战队长横山八男少佐本人都被击落负伤，令航空兵们十分胆寒。
实在无人可用，嵯峨彻二只得把在海拉尔机场休整补充的第24战队调回充数。
所谓补充，并不是像苏联空军那样能迎来新型飞机，第24战队得到的，还是老旧的九五式战斗机，型号为ki…10，其格斗和爬升性能尚不及九七式战斗机。
第24战队长收到出击命令，就跟收到死亡通知书一样，新任战队长赶紧与飞行员们一道商量，最后众人都认为，既要交差，又不至于立马就报销掉，唯一的办法是改变战术。
日本陆军航空队沿用的是一战时单机空战的经验，依靠王牌飞行员的飞行技术打仗，等到王牌和九七式都损失得差不多了，他们才想到要学习苏联空军，进行有组织有指挥的作战。
第24战队飞临诺门罕后，战队内部绝对禁止单机空战，通过这种抱团抗衡的战法，才得以减少损失。
第24战队出战，并不是要与苏联同行较劲，而是为了掩护轰炸机。
下午4点，12架九七式轻轰炸机终于来了。来了一看，地面有十几辆满载军用物资的卡车，旁边又没有高射炮，不用担心被击落。飞行员们激动起来，这么好的打击目标可不容易逮到，若不赶快下手，岂非很不专业。
自从丧失制空权后，日军飞行员除了在家里修飞机外，根本就没什么机会出来活动，更不用说炸得这么过瘾了。他们索性把带来的炸弹全扔了下去，咣咣咣，卡车和卡车上的人都被炸了个光。
炸完了，第一个朝天上吐唾沫的不是苏联人，而是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他们来的日军。原来地面部队忙中出错，没有做好地空识别，轰炸机炸中的是师团汽车队，其间，地面的日军士兵又是摇旗，又是挥手，处于高度兴奋中的飞行员没有一个看见。
傍晚时分，前线终于传来消息。先前无法与前线联系，只是因为右翼兵团的指挥系统已经被苏军摧毁。步兵团长小林右腿被坦克炮打掉，倒地后浑身是泥，已昏迷不醒，差一点被溃退下来的士兵踩死，过了很长时间才被卫生队发现收容。
酒井联队长左臂被打断，酒井队长的大队长、中队长几乎死伤殆尽。
眼见情形不对，酒井急忙下令将性命攸关的联队旗后送，以免被苏军缴获，随后他自己就得到了和联队旗一样的待遇。第一大队长西川重伤后被送进野战医院，一睁眼，发现以酒井为首，联队幸存的各级指挥官已经全部到医院报到，不禁脱口而出：“第72联队（酒井联队）完了！”
确实是完了。酒井联队有2295人投入反击作战，这一战就有2200人死伤，伤亡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五，剩下来的人只够勉强编成两个小队。
森田彻第71联队只有一个大队能参加右翼兵团。在作战中，小队长以上的军官非死即伤，部队不得不靠士官维持指挥。
右翼兵团还有一个野炮联队，该联队一千多名官兵和相应挽马全部横尸荒野，火炮被摧毁，联队长也成了光杆司令。
当小松原收到消息时，右翼兵团残部正像雪崩一样往后逃命，出现了小松原所说的“前所未有的肆意退却现象”。
再不“肆意”，就要成死尸了。
神经搅乱战术
右翼兵团虽然溃败，但还是当天反击中攻得最远的部队，起码他们离苏军阵地前沿已经很接近了，森田范正旅团长指挥的左翼兵团连苏军阵地的边都还没摸到哩。
在苏军密集的火力打击下，日军根本就冲不过开阔地。森田范正看得害怕，还特别天真无邪地向师团指挥部请示，问能不能灵活一些，不要“猪突”。
师团参谋长冈本听了很是生气。
瞧瞧人家酒井联队都是怎么干的，你第7师团号称关东军的第一块牌子，名气不小，功夫却这么烂，什么世道！
冈本大声呵斥：“给我进攻，哪怕是只能前进一寸。”
森田范正被骂得脸上无光，顿时跳了起来，气急败坏地反问道：“人都死光了，还进什么攻？！”
有一个成语，叫南辕北辙，荻洲的所谓全线反击，就是在做着这样一件事。
日军费尽力气组织反击，企图从南翼包抄苏军，却不知道苏军也在包抄他们——当天，苏军南北集群中的坦克部队在日军防守阵地的后方会合，初步实现了大反攻计划中的战役包围。
接下来，朱可夫要做的，除了继续收紧包围圈外，就是把这块已在掌握中的蛋糕一块块切开，然后分食。
对此情形，身为普通医官的松本比利令智昏的高级官佐还要看得更为真切。在他的视野范围内，诺门罕地区已经到处布满苏联兵和蒙古兵，而且苏军还在从西岸涌来，松本的形容是，“像大河流水一样源源不断而来”。
在宽阔无垠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坦克装甲车卷起漫天尘土，苏蒙军的呐喊声直冲云霄，几有撼山之势。松本说，在那一刻，虽然明知这是敌人在举行大进军，但他还是从心里面感到佩服，甚至幻想那是日军的大部队，自己可以加入进去。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在苏军的进攻下，很多高地都插上了红旗，日军少弹乏粮，败局已定，剩下的只有绝望的挣扎。
1939年8月25日零点，搜索队撤出了弗依高地，这是一次自发的撤退行动。
在作出这个决策之前，搜索队已经濒临绝境，战壕炸平了，子弹打光了，刀也砍弯了，整个联队仅剩一百多人，而且全是轻重伤员。高地上横躺着七百多具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