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起，就对计量标准进行了统一规定，官府每年都要校准一次。秦国的量制（升斗）也比较科学，是十进位制，不像齐国是四或五进位制。
秦始皇的统一意识特别强，他就是要把秦国的先进标准推广到所有的“新区”去。
在统一的当年，他就下诏统一度量衡，俗称“四十字诏”，把这个诏令加刻到秦国原先的所有量器上。现存于世的“大良造商鞅方升”等文物，就刻着这个诏书。
战国时，六国各自为政，老百姓和官府约定俗成，度量衡各自不同，国与国之间的交易要经过复杂的换算，算得人头晕。秦始皇的这一整顿，不用说，大大方便了群众，促进了商贸发展。
秦始皇还规定，六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这个算法后来也延续了千年，大致不变。
他的第三功，是统一货币。
春秋战国的货币之乱，也足以让人头晕，可以写整整一部书了。像齐、燕用的是“刀币”，三晋用的是“布币”，楚国用的是“蚁鼻钱”，五花八门。这些钱币，当成艺术品看，是绝佳；如果要互相兑换，一个人的脑袋还真是算不过来。
秦国使用的货币，是方孔圆钱。秦始皇统一后，制作了法定货币“秦半两”圆钱，与黄金并用。其他商周以来作为古老货币流通的珠宝、龟甲、贝币、银子等，统统退出流通领域。
从此，铜制的方孔圆钱作为主流钱币，在我国流行两千年，直到清末才退出货币体系。
秦始皇的第四功，是统一交通。
交通在古代，不光是关乎老百姓出行方便，还关系到国家的税收、征战、行政效率、信息传递、维系边疆等，可说是政治、文化的大动脉。
在没统一之前，各国道路不一样宽，车辆也不一样宽。诸侯为防止外敌侵入，还设了很多关卡，就如现代的“柏林墙”。
于是，秦始皇在实行“书同文”之外，又下令“车同轨”，车道宽度为6尺，全国一样，原六国的所有关塞统统拆毁。
统一之后的第二年，他又下令以咸阳为中心，修建古代的高速路——“驰道”。路宽50步，路基宽厚，埋有金属标杆，两旁遍植青松，壮丽无比。
从统一第三年起，他就在这条高速路上出巡全国，第一次就去了山东半岛，登上了泰山，然后转到琅琊、彭城，看完了南岳衡山才回去。这条路线，就是我们今天开汽车跑一趟也不轻松。
为了防御匈奴，秦朝还从咸阳往北，修了通往边境的“直道”，用以运兵运粮。后来司马迁去北方旅游，走过这条路，看见道路凿山填谷，感慨秦始皇太不爱惜民力。不过这个问题，就看怎么看了。就防御匈奴而言，比较一下秦的气壮和汉初的窝囊，不能不承认秦始皇还是够有气魄的。
秦朝后来又平定了西南，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涵盖今日的广东、广西和越南北方。为了经略这些岭南之地，又专门修建了“新道”。这些道路网，就是搁到今天，也堪称伟大的实用工程。
秦始皇的第五功，是“统一法令”，这是诸统一中最根本的一个统一。六国灭后，秦国蜕变为史无前例的大帝国，如何统治，如何管理，没有统一的制度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统一之初秦始皇就废除了六国五花八门的礼仪和法律，实行商鞅之法，“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
第二十七章千古一个“秦始皇”（4）
秦始皇废除分封制，等于铲除了春秋以来混乱分裂的根源，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郡县制保障了古代中国以千年为单位的超级稳定统一。
自从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以后，现代中国人对古代的超稳定结构颇有非议。其实，稳定显然要比动荡好，起码古代中国人享受到了当时欧洲人连想也不敢想的经济、文化繁荣。上千年的安稳日子，怎能一笔勾销？
可是古代人也有思维定势，凡事不问好不好，只问习惯不习惯。秦帝国统一之初，丞相王绾就曾提出，燕、齐、楚故地离中央太远，应考虑当地人民习惯，保留分封制，设置国王。群臣都认为这个“一国两制”很方便，只有李斯反对置诸侯。
秦始皇肯定了李斯的意见，说：“天下之所以苦斗不休，是因为有王侯分封，现在天下初定，又复立国，不是自己找乱子吗？”
不料，统一了八年后，也就是秦始皇三十四年，郡县制好还是分封制好，这个问题又成了舆论焦点。
这就牵出了一个与“秦始皇”这个名字紧紧相连的成语——“焚书坑儒”。
据记载，这一年秦始皇在咸阳宫设宴，召集博士70人前来祝贺。秦在灭六国过程中，有意搜罗了各国的博士70人和诸生2000人，由公家养着。豢养他们，主要是让他们歌功颂德，以今日眼光观之，这也没什么大错。
问题在于，这些博士是喝着六国的文化乳汁长大的，这里面就有一个习惯的问题。祝酒这天，仆射（官职名）周青臣先站出来唱主旋律，他说：“以前秦地不过千里，全赖陛下神明，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耀之地，莫不臣服。废诸侯、置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以来的帝王，都不及陛下的盛德呀！”
周青臣说得不完全错。可惜秦帝国的国祚太短，后又被汉朝有意妖魔化了，否则它留给后人的大概不会是个“暴秦”形象，如果历史也给它两三百年的时间来纠错，它就很可能是个光辉无比的形象。
但拍马屁总有点讨人嫌，原为齐人的博士淳于越听不下去了，站起来反对：“我听说殷周的国运都长达千年，分封子弟与功臣，为中央的辅佐。现在陛下占有海内，子弟却是平民，一旦有篡位的野心家，您没有辅佐，如何相救？做事不效仿古制而能长久的，我没听说过。现在，周青臣又当面吹捧，以加重陛下之过，他这可不是忠臣啊！”
秦始皇被泼了一头冷水，倒也没怒，他把这问题交给群臣去讨论。
主张郡县制是李斯坚持的，李斯当然要起来辩护，他滔滔不绝，说了一大篇反复辟宣言。
李斯本人虽然也是学者出身，但已蜕变为掌权的政治家，对原先的同类很鄙视，斥之为“愚儒”。他高屋建瓴，不屑于跟儒生们纠缠，只是一句话，就将淳于越等人的意见反驳了回去。
他说：“五帝的统治术不相重复，三代的统治术不相沿袭，各个都能达到大治。这不是后来者故意要相反，而是时势发生了变化。今天陛下创始大业，建立万世之功，其诀窍不是愚儒所能知道的。而且说到三代那么远的事，怎么能去效法呢？”
他的驳斥，就到此为止，而后突然引申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六国旧时周游天下的知识分子，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一说起这个话题，李斯的语气就很严厉，千年之下也能感受到他的那股杀气。他说：“过去诸侯并争，所以厚待游学之士。现在天下已定，法令统一，百姓忙着务农做工，士子都学习法令以避免犯法，而诸生却薄今厚古，非议当世，迷惑黔首。”
接着他提出一个震铄古今的建议：“今皇帝已兼并天下，区别黑白而定于一尊，但民间的私学还在非法教学。上面一有法令下来，他们就用自己所学的那点东西来非议，不仅在家里嘀咕，还到外面去街谈巷议，成群结队地造谣诽谤。这要是不禁止的话，则朝廷权威下降，在野派将结成死党。我建议，今后凡《秦记》以外的史书，全部烧毁。如不是博士官，天下其他人不得藏有《诗》《书》和诸子百家着作，应命令地方官把它们全部烧掉。有敢偶语《诗》《书》的，杀头示众；敢以古非今的，诛杀三族；官吏知情不举的，同罪；法令下达三十日官吏不烧的，脸上刻字，罚做苦役。能留下的书籍，只有医药、占卜、种树之书。若有想学法令的，以吏为师。”
李斯这番话，真是骇人听闻，与吕不韦的海纳百川截然相反。他这是极端功利的法家手段，为了尊重权威，连一般的意识形态、一般的文化教育都要取消了。
第二十七章千古一个“秦始皇”（5）
令人费解的是，现在治秦史的专家，多有认为这是有道理的，说是为了结束百家争鸣，统一法令与思想。还有人举例说，六国就曾干过清理图书的事。
可是李斯所建议的“焚书”，那可不是清理掉一点禁书，而是要把文化类图书全销毁。要看书，就看技术书；要学习，就跟官吏学法律条文。
这种极端做法，造成统治者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极度紧张。知识分子当然不满，就不会给政权卖命，还要到处制造不利舆论，使政权的合法性大打折扣。
秦始皇想不到这些，对李斯言听计从，于是一道《焚书令》发到全国，民间所有的文化典籍统统被付之一炬。好在中央府库还有完整的藏书，不过后来也被“不读书”的项羽在入关后，一把火给烧掉了。
这个文化断层，给汉代的文化重建带来了巨大困难，华夏文化可说是遭到了第一次浩劫。
可叹的是，近世居然还有“四人帮”者流，不学中外先进的治国方法，偏偏去效仿李斯的干法，禁绝丰富生动的文化，让老百姓活得索然无味。学史学到了这个地步，他们的结局，当然也就比李斯强不了多少。
李斯实际上也是个没有治国经验的激进派，视历代统治术为腐朽过时之物，他以为“法令”能至高无上，取代文化与道德。他又迷信官吏万能，以为有了忠心耿耿的官吏，连教师也可以不要了。
其实法律只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要想官民都守法，还得有良好的文化、道德氛围，天下人如果都成了无知无识、狠如禽兽的乱民，靠法律能镇得住吗？官吏也是同样，不要教育，不讲道德，怎么能有合格的官员？像李斯这种人，在法家中也算是极端的，思维中缺少一点基本逻辑——他以为，如果一个人吃三张饼能饱，那就直接吃第三张好了，头两张饼不吃也罢。
他提出的焚书，开了人类文化史上的恶例。六国那会儿，君主多少都还标榜自己有文化，贵族交往聚会不念两句诗是不行的。李斯却要挖掉人头脑中的文化，百姓偶尔说两句《诗》《书》，都要砍脑袋，这不是要退回原始社会去吗？
“焚书”事件后，接着又发生了一桩“坑儒”事件，其案情扑朔迷离，给了秦朝的知识分子最致命的一击。
秦始皇做了千古一帝，起码在中国历史上无人可比，不仅李斯这类拥护者是这么认为的，始皇帝本人的感觉也是这样。那么，一般人到了这地步，就“真的想再活500年”了。与我们常人操劳衣食、奔走禄位不同，我们活上70年，大概就很有些不耐烦了。
秦始皇不可能有现代科学意识，他自然要开始琢磨：如何能够长生不老？这也不完全是为了贪图生之享乐，他一天看几百斤的文件，也不见得是什么享乐，这里面，也有为帝国长治久安的因素吧。
秦始皇二十八年，他东巡至琅琊（今江苏赣榆），有齐人徐福（又名徐巿）给他上书，说海上有三座神山，分别是蓬莱、方丈、瀛洲，山上有神仙，长生不老。他请求率童男童女入海求仙，定能求来长生不老药。
始皇帝批准了徐福的请求，给徐福派了好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