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让他穿上宫中的戏装“登基”，并在武英殿建立一个小朝廷。但总督
京营圻城伯赵之龙这时站了出来，他想保持城内的平静并保护好这座城池。
他容忍“太子”的支持者，同时向多铎作出和解姿态，直到他确信能以有利
条件投降并把南京交给满族人。
６ 月 ７ 日和 ８ 日，清军到达南京城外，在直接通向皇宫的主要城门外扎
营。在这里，在倾盆大雨和泥泞中，他们接受了明勋臣和文武官员头面人物
的投降。多铎在他们的忠诚得到证实，和平占领这座城市有了保证之后，于
６ 月 １６ 日从南门进城。同时，在芜湖的弘光皇帝和留下来的少数支持者打算
去杭州，在南宋时这里曾是中国的国都。但他还没来得及动身，刘良佐就领
着一支清军到了。黄得功由于部下的背叛和受了重伤而自杀，皇帝被刘良佐
捉去。６ 月 １７ 日和 １８ 日，这个原来的皇帝穿着平民的衣服，被押送回南京，
沿途受到人民的辱骂。到南京后他在一个有多铎和“太子”参加的宴会上受
到羞辱，然后被关在南京附近一个地方。
另一支 ８ 万人的清军，沿大运河南下取苏州，然后继续向南，以粉碎效
忠明室的人在杭州建立国都的计划。在那里，潞王起初拒绝然后同意就监国
位，①但并未采取任何实际措施，直到满族亲王博洛率领一支清军于 ７ 月 ６
日突然出现在杭州城下。潞王开城门投降，这个地区的大部分明朝军队争先
① 吴三桂、多尔衮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215—219 页和第 877—880 页。关于吴三桂究竟在何时
投降满族人、何时与多尔衮联合将李自成赶出北直隶，仍有一些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见安杰拉？席：
《吴三桂在 1644 年：重新评价》＇209＇，《亚洲研究杂志》，34，2（1975 年 2 月），第 443—453 页。
① 定王（朱慈灿）和永王（朱慈焕）。关于这些藩王的名字、头衔和身份，标准资料有混淆和错误。见孟
森：《明清史论著集刊》＇374＇（1961 年；台北，1965 年重印），第 61—64 页。
① 这个藩王的封号故意写作“Luh”，以别于下述在绍兴摄政的鲁（Lu）王。
恐后渡过钱塘江，向东南退去，钱塘江和杭州湾这时就成了明、清军队的主
要分界线。②
② 见本书第 10 章，《天启末年的政治动荡》、《崇祯朝》、《魏忠贤的垮台》、《温体仁和崇祯皇帝》、
《杨嗣昌的浮沉》、《政治和军事上的崩溃》、《顺朝过渡时期》。
长江下游地区的抗清活动
到目前为止，清廷采用的是军事手段，现在，在一个安定是征服者将来
的成功所系的地区，清廷转而采取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绥靖手段。清廷
相信长江三角洲地区贮藏着大量稻米，可用以缓和北直隶因长期干旱引起的
粮食短缺，首先采取步骤恢复大运河的航运，这条河实际上已有两年不用，
像黄河大堤一样需要维修。出于象征的与行政的理由，清廷派出它自己的官
员到各州县（大多数明朝官员已弃职而去），征收当地的赋税和保护税册。
明朝的南京和南直隶，需要某种形式的政府。８ 月中旬，清廷废除明朝
的行政体制，改南京为江宁；从此它仅是江南（原南直隶）的省城。①对南京
的官僚机构因而进行了缩减与改组，勋臣和武将则被并入清军。多铎成功地
完成了艰巨的征战后，清廷解除了他的职务，派他的侄子勒克德浑代镇江宁，
命声名狼藉但非常能干的明降将洪承畴总督军务，掌管地方上的一切行政事
宜。②
人民更关心的是将在 ６ 月 ２４ 日开始实行的 ３８ 条法令。与头年在北方颁
布的相仿，它们包括：大赦；废除明朝的一切苛捐杂税及其拖欠；严惩贪脏
枉法的官吏；豁免赋税，特别是豁免顺从清统治的地区的赋税；审慎地起用
真心归附的文武官员，并广为延请前朝其他勋臣、官员和有才干的知名人士；
恢复商业；关心穷人和家庭团聚；归还被地方豪强霸占的财产，让人民安居
乐业；重建官学和科举制度；以及其他收买人心的表示。对还不屈服的敌人，
清廷提出种种劝诱：对投降的起义军宽大处理；对愿意投降的明朝抗清领袖，
以同样的品级、头衔和俸禄任用；对向清当局自首的明朝诸王以礼相待，包
括国家给予补助。
其中一条与前此的清政策很不一样。这就是 ７ 月 ２１ 日在江宁颁布的薙发
令。所有不是僧道的成年男人都要采用满族发式——剃去头部前面的头发，
梳一条长辫子——和改穿满族服装以显示他们对清的忠心。法令规定，各地
从它到达之日起，１０ 天内强制执行，违者处死，这条法令在北方曾被暂时取
消，也许是因为它太伤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当多铎最初统制南京时曾明确表
示，只有参加清军的中国武职人员才需要改变发式和服装。①在江南颁布并严
厉推行这条法令，比任何其他因素更加激起人民的抗清情绪。
在明朝的两座京城相继失陷后，江南的地方豪族和次要官员曾竭力压制
各种不满与不法分子（主要是佃农、奴仆和秘密会党）的动乱，他们现在欢
迎任何人来掌权，只要能恢复他们所习惯的社会秩序。因此，当汉族的清官
吏最初出现时，在许多地方并未引起大的动荡，因为社会上的头面人物都采
取等着瞧的态度。但是，当“留发不留头”的最后通牒到达各州县时，事情
很明显，真正当家作主的是“蛮子”，于是反清的共同事业把各种社会成分
团结起来，若不是这样，他们就会吵作一团。
① 龙文彬编：《明会要》＇364＇（1887 年；北京，1956 年重印），Ⅰ，第 541、566—567 页，Ⅱ，第 1230—1231
页。黄开华：《明史论集》＇247＇（九龙，1972 年），第 1 章。
② 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特刊，25（1945 年；香
港，1969 年影印本），第 38—41 页。又见本书第 4 章，《永乐统治时期》。
① 即广东和广西。
这种抵抗在四个地区变得最坚决：（１）苏松三角洲东北的高度商业化地
区；（２）苏州西边和东南边的太湖和泖湖地区，这里便于行动与隐匿；（３）南
京西南宁国与休宁之间的山区通道；（４）江西东北部，这里住有许多明宗室成
员。
这些地区的抵抗采取许多形式：坚守城池抵御清军围攻；在乡村地区伏
击清军或将他们逐出战略要地；袭击清军已占领的城市或军事据点；发动城
市暴动，暗杀清官吏。支持并有时接替这种抵抗运动的，有各种各样的社会
成分。他们包括在职与退职的明朝文武官员，地方衙门或自安机构的成员，
明宗室，地方乡绅和商人，政治与文学团体的领袖，明朝官军，地方民团，
民间军事专家，财主家的打手，农民自卫军，尚武的僧人，秘密帮会，反叛
的佃农和“奴仆”，海盗和匪帮。
这帮奇特的共事者，他们的利益是如此不同与互相冲突，他们各人心向
往之的秩序（如果有的话）是如此不确定，因此，坚强与持久的抵抗势难维
持。此外，尽管许多抵抗领袖接受了设在浙江和福建的南明政府的正式委任，
但明朝政府在南直隶任何有影响的存在已经消失，没有机构来协调各地的行
动。甚至抵抗者所共有的对顺从蛮子习俗的反感也受到了破坏，因为攻击他
们的几乎全由汉人组成的军队往往比他们的满族主子更加野蛮。对顽抗的城
镇进行残酷屠杀的清政策，也吓住了抵抗者。总计起来，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数目大得惊人。
在已经成为清第二基地的地区普遍发生的抵抗运动，不是满族人没有立
刻南进的唯一原因。八旗军和将领们需要轮换和休息。此外，清廷不仅要供
应占领江南的军队，而且要供应荒芜了的湖广省的驻军，这个地区以往向东
输出多余的粮食。南方新上任的要员洪承畴需要重新估计总的形势。也许这
是真的：长江下游地区的抗清运动减慢了清军的势头，从而给南方其他地区
明朝抵抗力量的组织和准备赢得了时间。但很难说这是明朝的转机。
鲁王政权和隆武政权
两个朝廷的并存
弘光时期，给许多从北方到南方来避难的明藩王指定了新的居住地点。
鲁王朱以海从山东迁到浙江东南部；唐王朱聿键的封地在河南，当南京陷落
时，他正经过苏州去广西。①唐王曾继续南行。当杭州陷落时，他在一个正在
撤退的将领郑鸿逵的保护下，退到钱塘江上游。①在连续接到礼部尚书黄道周
的三封劝说信后，他于 １６４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在衢州宣布即监国位的决定。然后
他继续沿浙江福建之间的陆路南行，穿过江西的东北角，翻越仙霞岭，沿途
为建立他的朝廷制定具体计划。
他在 ７ 月 ２６ 日到达福州郊外。三天后，他进城正式即监国位。这时发生
了一次常见的争论，一些人认为唐王暂即监国位比较慎重，待他恢复了福建
以外相当一部分疆土后再即皇帝位，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在如此混乱的情况
下，只有皇帝的号召力才能振奋人民精神，组织起他们的支持。后一种意见
占了上风，１６４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唐王在福州成了隆武皇帝。
同时，清先遣人员和新派的地方官员已经迅速进入通常称为浙东的富庶
地区。②人民对这种霸占权力和当地许多掌权者轻易屈服的反感，７ 月 ３１ 日
在余姚爆发成为起义。在乡绅领袖的领导下，撤换了地方官吏，几天内，明
官军将领和邻近地区均起而响应。清的官员和与之勾结的人被处死或监禁；
建立起各种民军；清军被赶回钱塘江西岸。这些起义的领袖立即支持台州的
起义领袖们，他们正要求鲁王在浙东就监国位以鼓舞人民的抵抗。鲁王爽快
地接受这个要求，于 ８ 月下旬在绍兴正式成为监国。③
虽然鲁王的支持者中有几个人当大臣颇有经验，但他的政权的主要人物
实际上全是浙东本地人。还有一些人受到重视，是因为他们发起并领导地区
的志愿组织和民军，激发他们的是对乡土的骄傲与关心。这种乡土观念有很
大的作用。它说明这个地区人民对鲁王政权的支持为什么高于其他任何南明
政权所得到的支持。它还使他们能够迅速部署战斗人员到关键性的防御地
点；他们熟悉本地情况，因而占了上风。他们以值得称赞的敏捷，沿钱塘江
东岸和杭州湾南岸建立起一条弧形防线。他们还努力与浙江北部、西部和长
江三角洲河湖地区的抵抗活动取得联系。然而，他们很少考虑扩大朝廷的影
响，使其超出这个小小的地区。
隆武政权的管辖范围比鲁王政权大，这本是福建即位者的优势所在。朝
廷中最著名的人物大学士黄道周是福建人；在天启和崇祯朝，他作为“正义”
事业直言不讳的辩护者远近闻名。此外，隆武皇帝特别注重从福建以外招徕
人才。他很有抱负，想同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