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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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明代史- 第1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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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纪事本末体史书
5.大多限于一个时期或某件事情的杂史
6.皇帝和大臣的诏令奏议汇编
7.传记
8.职官志
9.政书
10.地理志,包括方志

对以上著述,还应加上子部中的一些类目:

1.大多分在兵家类的有关军事和边防的著述
2.分在杂家或小说类的政书

这种分类法在各种目录中不尽相同。①有许多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列入
子部的书或整批的书,在其他目录中列入史部,奏议集在《四库全书总目》
中列入史部,而在别的地方列入集部。
除去这些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述之外,另有许多著作对历史研究可能很
重要。某一作者的文集可能包含对奏议的补充和作者的友人们的传记材料;
关于作者访问过的有趣的地方或作者参与过的事件的记述;有关历史或政治
问题的志、论、说;以及与友人和同事的往来书信。作者的文集中有时甚至
有短篇历史著作,而在任何书目或目录中均未提及。此外,有许多小说和剧
本应当看成是它们所产生的时代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原始资料。最后,明代
的诗歌也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应看成是历史研究的资料。②
明朝头 100 年的历史著述的特点,是政府编纂庞大的全集。进行这种汇
编是继续元代和更早朝代的传统。第一部这类作品是《元史》,编于洪武年
间,随即刊印。接着是永乐时期的主要汇编:朱熹和其他宋代学者注解的《四
书大全》和《五经大全》,以及理学著作集《性理大全》。与历史有关的是
《历代名臣奏议》,1416 年编,自商周以迄宋元,和著名的《永乐大典》,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汇编工程。虽然它原有的 12000 册①到 18 世纪仅存十
分之一(现存更少),但它收录了有关宋、元和明初历史的一些佚文秘籍,
使其免于全部失传。含有元代驿站组织资料的《经世大典》(1331 年)和其
他著作,使我们能够推想元代的驿站制度。①


① 石万寿:《论郑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镇》'471',《幼师学志》,11,2(1973 年 6 月),第 10、18 页。
② 关于郑联和郑彩与郑芝龙的血缘关系,见郑喜文:《明郑史事五则》'63',《台北文物》,10,1(1961
年 3 月),第 81—84 页。
① 关于很受称许的“三征长江”的日期和情况很难确定。这里根据的是李学智的推论和考证,见他的《重
考李振华先生〈明末海师三征长江考〉》'322',《大陆杂志》,7,11(1953 年 12 月 15 日),第 7 — 8 页,
和 7,12(1953 年 12 月 30 日),第 21—27 页,附有《文献丛编》的补充证明,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
馆编(北平,1930-1937 年;台北 1964 年重印),Ⅰ,第 426—428 页。
① 石万寿:《论郑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镇》'471',第 7 页。
 



这些汇编以其宏大的规模著称于世,它们反映出的永乐气派多于学术上
的成就。②在永乐朝以后,有一些对明朝历史十分重要的作品继续了庞大的官
修汇编的传统,如 1456 年和 1461 年的官修地理学,1503 年和 1587 年的《大
明会典》,和 1530 年的《大明集礼》。所有后来这些作品都是在司礼监的监
督下刻印的。刻板保存在司礼监为此而设的称为经厂的仓库。因此,属于司
礼监刻印的书称为经厂本。③经厂本是大开本,字体大,纸质洁白厚实,印刷
考究。它们为清朝的“殿本”和不少朝鲜本中文书提供了样板。
明代在历史著述上最突出的进步,是对历史资料采取批判的态度。明朝
的前半期,朱熹的理学派在思想中占统治地位。这一派对历史著述的影响是,
它教人按照朱熹的《通鉴纲目》所传述的那样去接受传统及其价值,而不鼓
励对历史记载的确实性与可靠性提出问题。
在 16 世纪中叶以前,历史作者通常不去对各种历史文献和来源可疑的记
事甚至流言加以甄别。他们更不愿过问官方档案的可靠性。这种态度在正式
著作、杂著和历史注释中都很明显。像刻于 1459—1566 年间的郑晓(1499
—1566 年)的《吾学编》(2.1.1)或刻于 1574 年的薛应旂(生于 1500 年)
的《宪章录》( 2. 3. 1)就仍然按这种方式编纂,即部分基于官方文献资
料,部分基于传闻或可靠性不同的记述。①例如,《吾学编》第十一章论述建
文皇帝的死,作者写道,据说建文皇帝在他的南京宫殿中被烧死,但又把他
逃往四川、云南和广西,以及他后来再度出现的故事当成可能的事实加以补
充。①在这类著作里,有时在官方档案中找不到的有价值的信息可能混杂在无
法证实的故事传说中。
到 16 世纪初,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著述中开始逐渐采用陈白沙和稍后的王
守仁的新方法,他们愈来愈多地知道了文献资料和故事传说的根本区别,同
时他们也认识到文献资料未必总是提供真实的信息,而各种故事传说也可能
包含一些真实性。向新方法过渡的最早的代表之一是祝允明(1461—1527
年),他是一位反对朱熹学派的非正统思想家。他的各种杂记集(如 4.5.8)
把有价值的信息与无法证实的传说结合在一起;但他 1499 年刊行的苏州杰出
人物的传记集《苏材小纂》(3.5.1),基于墓志、履历和其他的文献资料,
被看成是可信的著作而受到赏识。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祝子罪知录》中,
他对历史人物提出的见解往往与传统的看法大相径庭。据说他的著作对于李
贽的《藏书》具有相当大的影响。①
但明代历史著述的这个新趋向,在王世贞(1526—1590 年)这样的作家


② 郑成功手下获得爵位和文武官职的人的详尽名单,见赖永祥:《明郑藩下官爵表》'303',《台湾研究》,
1(1956 年),第 79—101 页,和 2(1957 年),第 47—78 页。
③ 关于郑成功接受永历帝一系列爵位的日期,主要资料说法不一。对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见朱希祖:《郑
延平王受明官爵考》'96',第 87—112 页。
① 关于这一点和下面提到的见解,见廖汉臣;《延平王北伐考评》'341',《台湾文献》,15,2(1964 年 6
月),第 47—74 页。
① 关于张名振的死期,廖汉臣的有所根据的猜测'见他的《鲁王抗清与二张之武功》'340',《台湾文献》,
11,1(1960 年 3 月),第 102 页',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的《明清史料》'118'(北平,1930 年)
第一编第 4 卷第 576 叶有明确的证实,即在 1 月 12 日至 25 日之间的某个时候。
① 李振华:《张苍水传》'312'(台北,1967 年);石源道博:《张煌言之江南江北经略》'275',《台湾风
物》,5,11—12(1955 年),第 7—53 页。
 



的著作中才有了充分的表现,他也来自苏州地区。不像明代早期的作家,王
世贞有机会接近实录,他 1590 年刊行的《弇山堂别集》( 2. 2. 6 )和 1614
年刊行的《弇州史料》( 2. 2.8)中发表的各种历史论文,就主要根据这些
实录。他的论文《史乘考误》,清楚地显示出他对各种资料的相对价值和需
要选择与批判性评价的理解。例如,他在这篇论文的前言中说:
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林臣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
院咨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是故无所考而不得书,国忸衮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
而其甚者,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史失求诸野
乎?然而野史之弊三。一曰挟郄而多诬,其著人非能称公平贤者,寄雌黄于睚眦,若《双溪杂
记》、《琐缀录》之类是也。二曰轻听而多舛,其人生长闾阎间,不复知县官事,谬闻而遂述
之,若《枝山野记》、《翦胜野闻》之类是也。三曰好怪而多诞,或创为幽异可愕以媚其人之
好,不覈而遂书之,若《客坐新闻》、《庚巳编》之类是也。无已,求之家乘铭状乎?此谀枯
骨谒金言耳。虽然,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
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臾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
在这篇文章里,王世贞把他对历史著作不加选择地引用其他著作的一般
批评具体化了。在 1594 年刊行的《国朝献征录》(3.1.2)中也看到对原始
文献资料的很大重视,此书是焦竑(1541—1620 年,①编的一部由墓志铭、
纪念碑和明代杰出人物的讣告组成的庞大的传记性汇编。
焦竑大为称赞的李贽(1527—1602 年)是明代最独特的非正统历史著作
家。①他的刊行于 1599 年的《藏书》,是一部上起周代下至元代的杰出人物
分类传记集,在这部著作里,李贽用全新的标准和观点评价历史人物。《藏
书》的《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一开始就说:“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
非人也,亦无定论。”①照李贽的话,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所持的意见和判断
差异很大。他说,如果孔子复活,他的观点将与他在 2000 年前发表的观点很
不相同。这些看法还不足以作为依据把李贽归入反儒家一流,但它们清楚地
表明他反对朱熹学派所创立的官方的正统理学,照后者看来,孔子一旦作出
判断(不论真是他作出的或据说是他作出的),就必定是一切时代的唯一准
绳。
在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朱熹在他的《通鉴纲目》中立下一个榜
样,在明朝至少受到官方无可争议的高度尊重。①李贽坚持他的基本观点,对
不少历史人物的评价必然与正统的评价相矛盾。例如,李贽尊秦始皇这个直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儒家历史编纂学深恶痛绝的人为“千古一帝”。②他的《藏
书》只涉及明以前时期,但三年后,在 1602 年《续藏书》( 3. 3. 15)刊


①  7个州,3 个县和 32 个地区。这个数字是从各种资料推算出来的,大于通常所引用的张煌言《北征得失
纪略》'34'中的记载,见《张苍水诗文集》(1659 年;重印,《台湾文献丛刊》,142,卷 1,1967 年),
第 3 — 4 页。
① 确定郑成功在台湾登陆的准确日期,一直是个问题。关于结论性的研究,见陈国强:《郑成功收复台湾
的时间问题》'54',《厦门大学学报》,1(1962 年 4 月),第 158—164 页;田大熊:《国姓爷的登陆台
湾》'512',石万寿译,《台北文献》,44(1978 年 6 月),第 111—121 页(最初发表于 1938 年)。
① C。E。S。〔弗雷德里克?揆一〕:《被忽视的福摩萨》'14',伊内兹?德?波克莱尔等编(台北,1975 年)。
① 李腾帲В骸吨3晒Φ乃酪蚩肌罚332',《文献专刊》,1,3(1950 年 8 月),第 35—44 页。
② 提到他的资料通常称他为郑世袭,因为除长子外,郑芝龙的其他儿子的名字都加了“世”宇。关于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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