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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９年，保守的共和党总统尼克松入主白宫，但他在推动“肯定性行动”政策方面的新措施却令人刮目相看。后来曾在里根政府担任国务卿要职的舒尔茨当年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劳工部长，此公在劳工部长任内开创了后来引起极大争议的硬性定额制度。根据联邦劳工部的规定，公立大学在招生时必须招收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和女性学生，政府部门必须雇佣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和女性职员，一定比例的政府商务或工程合同应当优先给予少数民族或女性投标人。此外，凡是接受联邦政府资助以及所有与政府签订商务或工程合同的私营企业或私立大学，都必须提交一份“肯定性行动”计划，说明该企业或大学现有少数族裔雇员数量以及打算在多长时间内使少数民族雇员达到一定比例，否则资助和合同免谈。从７０年代中期起，“肯定性行动”政策的照顾范围又逐渐扩大到残疾人和退伍军人。
在民权运动声势浩大的６０年代，“肯定性行动”政策得到了全美大多数高等院校的积极响应。美国大学校园历来是自由化和激进化的大本营，而加州大学在６０年代反越战、争平权的学生运动中是全美高等院校中闹得最凶的大学之一。在此背景下，戴维斯分校为了纠正种族歧视造成的危害和以往对少数族裔的不公正待遇，增加医学院学生的多元性，为少数族裔树立刻苦学习、奋斗成材的榜样，特别设立了优惠和照顾少数族裔申请人的录取定额制度，结果引发了贝基诉讼案。
加州大学诉贝基一案实际上给美国最高法院出了一个极为棘手的大难题。原因很简单，这个事关联邦政府“肯定性行动”政策是否违宪的重大诉讼案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政治问题。种族矛盾历来是美国政治中的定时炸弹，稍不留神就会在社会中心爆炸，引发空前严重的社会动乱。在中国社会，重大司法问题通常集中地表现为政治问题，但在美国社会，诚如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所言，任何政治问题最终都会演变成司法问题。美国社会中这种政治问题司法化的特殊国情，让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伤透了脑筋。
在美国宪政史上，曾有过最高法院试图用法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结果却引发政治灾难和社会动乱的前例，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南北战争前的的斯科特诉桑弗特一案（Ｓｃｏｔｔ ｖ。Ｓａｎｄｆｏｒｄ，１８５７）。当时，最高法院做出了偏向南方奴隶制的裁决，判决黑奴不是美国公民，并使国会已通过的旨在限制奴隶制扩张的“密苏里妥协”法案因违宪而被取消。尽管从单纯法律的角度看最高法院对斯科特案的判决无可厚非，但若从政治角度看，这一判决激化了本来已尖锐对立的南北争执，堵塞了以和平手段解决南方奴隶制问题的道路，坚定了南方各州依照宪法惯例捍卫奴隶制的决心，使北方和林肯总统处于“违法乱纪”的被动地位，对南北战争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使美国陷入了一场无法避免的南北大战。斯科特案一向被美国学者认为是最高法院历史上最糟糕的判例。前车之鉴，使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这类“政治案”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在贝基案之前，一位名叫马科·德夫尼斯（Ｍａｒｃｏ Ｄｅｆｕｎｉｓ）的白人学生早在１９７１年就已向“肯定性行动”政策发难。这位白人学生的法学院入学考试（ＬＳＡＴ）成绩比已被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录取的大多数少数族裔申请人高得多，但却连续两年未被录取。一气之下，他便向地方法院控告华盛顿大学。地方法院于１９７１年判决华盛顿大学败诉，德夫尼斯遂如愿地进入法学院学习。但华盛顿大学不服判决，继续上诉，于１９７４年初把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可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１９７４年２月，最高法院以德夫尼斯当年５月就将从法学院毕业，审理这种“问题已过时”的案子（Ｍｏｏｔ Ｃａｓｅ）毫无法律意义为由，回避对德夫尼斯案（Ｄｅｆｕｎｉｓ ｖ。Ｏｄｅｇａａｒｄ，１９７４）做出司法裁决。其实，最高法院是找了个借口故意躲避这种令人头疼的政治难题，使支持和反对“肯定性行动”政策的两派人士大为失望。
可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几年后贝基案又打上门来，硬逼着左右为难的最高法院给个明确说法。美国朝野上下拭目以待，且看最高法院将如何对贝基案进行裁决。
１９７８年６月，在美国朝野众目睽睽之下，最高法院以５比４一票之差对贝基案做出了一个在美国宪政史上非常罕见的双重判决（Ｄｏｕｂｌ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由鲍威尔（Ｌｅｗｉｓ Ｐｏｗｅｌｌ）大法官主持宣读的判决书包括两个部份：第一部份判决加州大学设立的录取定额制度违法，加州大学医学院必须录取艾伦·贝基；第二部份判决加州大学有权实行一些使学生来源和校园学术环境多元化的特殊政策，在录取新生时可以把种族作为一个因素来考虑，但不能把种族作为惟一因素。
这样，最高法院一方面判决加州大学依照“肯定性行动”政策设立的录取定额制度违法，一方面又规定可以将种族作为考虑升学申请的一个因素，实际上又反过来支持了“肯定性行动”政策。这个极为圆滑的双重判决，使坚决支持和激烈反对“肯定性行动”政策的两派人士如坠云雾、无所是从。最高法院的判决虽然是法律决定，但对政治后果的慎重考虑显然对个别大法官的判决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三、从体制性歧视到“肯定性行动”
在美国这样一个白人占多数和白人男性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在升学和就业这两个对每一位美国人一生命运具有至关重要影响的问题上，由美国总统和联邦政府出面颁布和推行一系列优惠和照顾黑人等少数民族的特殊政策和法案，绝不是偶然的。
美国是一个由２００多个不同的种族、族裔、民族血统和文化传统组成的移民国家，号称是世界民族的大熔炉。但是，在美国历史上，“民族大熔炉”的神话主要是对白人移民而言，而少数民族（主要是印第安人、黑人和亚裔等所谓“有色人种”）的美国经历却充满了痛苦和辛酸。美国开国元勋在《独立宣言》中提出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准确地说只是“所有白人生而平等”。早期美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伴随着对缺乏自卫能力的印第安土著居民的野蛮屠杀，更交织着对黑人奴隶的残酷奴役。这些历史悲剧制造了延续至今的种族矛盾和种族仇恨。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的南北战争摧毁了南方奴隶制，使被奴役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黑奴成为自由人。北方的共和党人挟内战胜利之势，在重建时期（１８６５—１８７２年，指联邦政府直接控制南方叛乱各州期间）连着通过了三项宪法修正案（第１３、１４和１５条），试图从宪法上废除奴隶制，给予黑人公民权，并规定联邦政府有责任保护公民权利。但是，重建结束后，南方各州利用美国联邦制民主体制的独特性以及白人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强大的优势，以合法的民主程序通过了一系列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法律，继续剥夺黑人权利。１８９６年，美国最高法院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Ｐｌｅｓｓｙ ｖ。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１８９６）的判决中，以“隔离但平等”（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ｂｕｔ ｅｑｕａｌ）为由承认了南方种族隔离制度的合宪性，使黑人在南北战争之后又遭受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体制性歧视和迫害。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和确立社会公正的呼声日益高涨。１９５４年，在布朗诉教委一案（Ｂｒｏｗｎ ｖ。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ｐｅｋａ，１９５４）的裁决中，美国最高法院终于推翻了“隔离但平等”原则，判决南方州种族隔离的教育体制违宪。可是，南方各州对布朗案的判决进行了大规模的抵制，此后１０年，南方１１个州中只有２％的黑人学生真正进入黑白合校的学校学习。为了对付南方州对布朗案判决的抵制，联邦政府不得不多次出动全副武装的军队保护黑人学生进入南方州公立大学读书。
联邦政府的这些措施与当时风起云涌的黑人民权运动交相呼应。为了彻底推翻南方州的种族隔离制度，美国黑人自５０年代中期始，由小到大，由点到面，开展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民权运动。黑人的斗争得到了美国主要新闻媒体的同情和积极声援，全美各大电视台经常临时中断正常节目，实况转播南方州警察对黑人示威群众施暴的场面。新闻媒体中不断出现的黑人大规模示威和警察动武的流血场景震撼了全美各界和整个国际社会，北方各州的白人纷纷集会示威，要求联邦政府和国会立刻出面干预，废除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在社会局势有可能失控和民权运动有可能转向大规模暴力的压力下，美国国会终于先后在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和１９６８年通过了三个被统称为“第二次解放黑奴宣言”的民权法案，从法律上彻底结束了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制度。
民权法案的通过虽然使黑人在法律上获得了平等地位，但要完全铲除种族歧视遗留的恶果、实现真正意义的种族平等却绝非易事。种族歧视给美国黑人造成的恶果固然多不胜举，但其中尤以黑人在教育领域的落后所造成的后果贻害最大。与千百万怀着“美国梦”来到新大陆寻求更好生活的世界各国自由移民不一样，美国黑人是被枷锁和镣铐捆绑到新大陆来的奴隶，在长达两个世纪的奴役生活中，他们被彻底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有些白人种植园主甚至禁止黑奴翻阅《圣经》，因为他们担心，一旦黑奴读书识字，通晓了“人人生而平等”的道理，奴隶制的末日就将来临。南北战争之后，黑人虽然在名义上获得了自由，但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继续遭受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之害，相当多的一部份黑人处于贫困和愚昧的深渊之中难以自拔。美国最高法院首位黑人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Ｔｈｕｒｇｏｏｄ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任期１９６７—１９９１年）在贝基案的意见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黑人的经历与其他族裔群体的差别不是程度上的，而是本质上的。”美国黑人长期以来处于受奴役和被歧视的地位，被排斥在美国主流社会之外，当黑人终于争取到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之后，不仅面临现代科技社会激烈竞争的挑战，而且判断胜负的标准皆由白人主流社会确立。美国社会一向标榜和信奉凭借个人奋斗和平等竞争去争取成功，但这种价值观忽视了因历史原因造成的巨大不平等，就好像是让一个镣铐乍除、遍体鳞伤的普通人与一个训练有素、身强力壮的运动员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按照同样的规则在竞赛场上竞争一样，这种表面上的平等竞争完全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平等。
１９６５年６月，提出建设“伟大社会”口号和标榜“公平施政”的约翰逊总统在由黑人创办的哈沃德大学（Ｈｏｗａ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