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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其实并不同意你所写的，说我们是“六八年代”的“后裔”，所以特别叛逆或“清狂”、放荡。我觉得你不了解我们，MM。你知道吗，我们其实很少冲撞体制，搞什么叛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设法去改变一些成规，而是，该有的规范我们就让它留在那儿，该打破的才去打破。而且，有什么大事能让我们去碰触，什么重要的议题让我们去反叛呢？我们能作决定的都只不过是些生活里的芝麻小事。你说“清狂”，我是挺“懒惰”的没错，但我很多同学可“勤奋向上”得很喔。很多人早就计划得好好的明年夏天毕业了之后要干什么，很多人已经准备是要读到博士了。老师们也越来越紧张，给我们极大的压力。从现在到明年毕业前，我们会每个礼拜都有考试。德国失业率如此之高，年轻人其实有点战战兢兢，几乎到了“谨小慎微”的地步，他们几乎太知道，没有好的教育就得不到好的工作机会，人生毕竟不是一场没完没了的party。
而我，有多爱玩呢？即使是旅行，够了也就够了。新鲜的地方、新奇的经验，也会让人疲倦。这时你就只想蜷在自己房间里安安静静地看一张盘片或者和一两个好朋友坐下来喝杯饮料、聊聊天。MM，我不是个兽性发达的叛逆少年，所以请不要下断语“判”我。
问我，了解我，但是不要“判”我。真的。
安德烈
我想狂奔一番，在学校里。我想嘶吼一番，用我的肺。我刚发现这世上没有真实世界这回事只有谎言迫你想法穿越——John Mayer《没这回事》青年日记
第七章 有没有时间革命？
安德烈：
这世上／没有真实世界这回事／只有谎言／迫你想法穿越。
这歌词，很触动MM。在一个18岁的人的眼中，世界是这样的吗？
带着困惑，我把自己18岁的日记从箱子里翻了出来。34年来，第一次翻开它，陈旧的塑料皮，暗绿色的，上面刻着《青年日记》四个字。纸，黄黄的，有点脆。
蓝墨水的字迹，依然清晰，只是看起来有点陌生。1970年，穿着白衣黑裙读女校的MM正在日日夜夜地读书，准备夏天的大学联考。
今天发了数学考卷。我考了46分。
明天要复习考，我会交几张白卷？说不出是后悔还是什么，或者我其实根本无所谓？大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要我们为它这样盲目地付出一切？
我能感觉苦闷，表示我还活着，但是为什么我总觉得找不到自己？原来这就叫“迷失”？
我想要嚎啕大哭，但我没有眼泪。我想要逃走，但我没有脚。我想要狂吼，但我没有声音。
日子，我好像死在你阴冷的影子里。
生存的意义是什么？生存的游戏规则是谁在定？
我能不能“叛变”？
这一页纸上好几行字被水渍晕染了，显然是在泪眼模糊之下写的。与这一页并排摊开的是日记本的彩色夹页，印着一篇励志的文章，“笃守信义”。前半段讲孔子的“民无信不立”——治理一个国家，万不得已时可以放弃军事，再不得已时可以放弃经济，但是人民的信任不能缺少。下半段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实可视为中国儒家哲学的宣言书，而亦表示吾民族力争上游、崇高的理想……国父提倡大亚细亚主义，和那些霸道的什么斯拉夫、大日耳曼及其他什么主义绝然相反，完全是道义之交，而不是横暴阴谋和武力侵略……
我在想，那个时候的成人世界，有多少人“问”我、“了解”我，而不“判”我？那个时候的世界，有多少“真实”让我看见，有多少“谎言”我必须“穿越”？
恐怕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比他们的父母想象的要复杂、要深刻得多。我不会“判”你，安德烈，我在学习“问”你，“了解”你。成年人锁在自己的惯性思维里，又掌握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所以他太容易自以为是了。“问”和“了解”都需要全新的学习，你也要对MM有点儿耐心。鼓励鼓励我吧。
今天菲利普放学回来，气鼓鼓的。早上他带着iPod到学校去，坐在教室外头用耳机听音乐，等候第一堂课的铃响。一个老师刚好经过，就把他的iPod给没收了。东西交到级主任那里，说要扣留两个礼拜。
他忿忿地说：“八点不到，根本还没上课，老师都还没来，为什么不可以听？”
“先不要生气，”我说，“你先弄清楚，学校的规定白纸黑字是怎么写的？它是说，‘上课’时不许，那么你有道理；但是如果规定写的是‘在学校范围内不许携带’，那你就错了，不是吗？”
他马上翻出了校规，果然，条文写的是“不许在学校范围内”。好了，没戏唱了。
他服气了，顿了一会儿，又说，“可是这样的规定没道理。”
“可能没道理，”我说，“校规合不合理也是可以辩论的。问题在于，你想不想为这一件事花时间去辩论？”
他摇摇头。小鬼已经知道，搞“革命”是要花时间的。他踢足球的时间都不够。
“可是，”他想着想着，又说，“哪一条条文给他权力把我的东西扣留两周？有白纸黑字吗？而且常常有学生听，也没见老师‘取缔’啊。”
没错啊，有了法律之后，还得有“施行细则”或者“奖惩办法”，才能执行。校规本子里却没有这些细则，执行起来就因人而异，他的质疑是有道理的。
“而且，这个级主任很有威权性格，”他说，“他的口头禅就是，凡是我说的你们就照着做，别跟我问理由。我觉得他很霸道。MM，你觉得做老师的应该用这样的逻辑跟学生沟通吗？”
“不该。这种思维的老师值得被挑战。”我说。
“你知道，MM，我不是为了那个随身听，而是因为觉得他没有道理。”
“那——”我问，“你是不是要去找他理论呢？”
他思索片刻，说：“让我想想。这个人很固执。”
“他会因为学生和他有矛盾而给坏的分数吗？”
“那倒不会。一般德国老师不太会这样，他们知道打分不可以受偏见影响。”
“你不会因为怕他而不去讨道理吧？”
“不会。”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那——你希望我去和他沟通吗？”
“那对他不太公平吧。不要，我自己会处理。”
安德烈，你怎么处理冲突？对于自己不能苟同的人，当他偏偏是掌握你成绩的老师时，你怎么面对？从你上小学起，我就一路思考过这个难题：我希望我的孩子敢为自己的价值信仰去挑战权威，但是有些权威可能倒过来伤害你，所以我应该怎么教我的孩子对“威武不能屈”而同时又懂得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这可能吗？
我是这么告诉15岁的菲利普的：你将来会碰到很多你不欣赏、不赞成的人，而且必须与他们共事。这人可能是你的上司、同事或部属，这人可能是你的市长或国家领导。你必须每一次都作出决定：是与他决裂、抗争，还是妥协、接受。抗争，值不值得？妥协，安不安心？在信仰和现实之间，很困难地找出一条路来。
你呢，安德烈？你小时候，球踢到人家院子里都不太敢去要回来，现在的你，会怎么跟菲利普说？
MM
又：我去征求菲利普的同意写这个故事，他竟然很正经地说他要抽稿费的百分之五。这家伙，很“资本主义”了。
第八章 我是个百分之百的混蛋
MM：
我在前封信里说，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好像没什么好“反叛”的。昨天我去看了场电影，想法有点改变。
这个德国片子叫做《好日子过去了》。三个年轻人，觉得社会很不公平，想继续上世纪70年代德国左派“赤军连”的革命精神，只不过，“赤军连”用暴力试图去实现他们的理想，这三个人则想用非暴力的方式。他们闯进富人的豪宅，但是不拿东西也不破坏，只是把豪宅里的家具全部换位，然后留下一张纸条：“好日子过去了！”他们“恐吓”富人的意思是：再多的钱也帮不了你们，我们进来了。
三个人之一用自己的破车曾经撞到一个富人的奔驰车，所以欠了一笔修车赔款。有一天夜里，发现他们所闯入的豪宅正巧是这名奔驰车主的家，正巧他们又被这个人撞见、认出了。所以他们不得已只好将这人“绑走”，也就是说他们成了“绑匪”。
躲在阿尔卑斯山的破木屋里，几个人开始交谈。他们发现这名富人竟然也曾经是个六七十年代的“愤怒青年”，曾经充满改造社会的理想和斗志。三个人逐渐反省，觉得他们的“绑架”行为其实不符合他们所立下的理念，想把人放走；而被绑者回忆起自己的“愤怒”岁月，也表示不会报警，而且债也不要讨了。
但是富人一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却改变主意，马上报了警。警察循线追到了三人的住处，发现已经搬空，只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有些人，永远变不了。”
电影的最后是这三个人闯进一个电视台，把频道关闭。他们认为电视是愚民最彻底的工具。
这是一个关于阶级跟贫富差异、社会公义的电影。我在想，好，我和爸爸来看这个电影，他开着BMW745的车，我穿著一件Ralph Lauren的白衬衫，我们住的小镇，是全德国平均收入最高的小镇——那我不正是这电影中的“坏人”？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在饿死的边缘，我们开豪华的车是不是不道德？有些人做一天的工还赚不够吃的，而我只是上学，什么工都不必做，生活舒服得像个小王子一样，我可不可以心安理得呢？我也知道，电视在操纵、玩弄人的思维和价值观，但是我继续坐在那里看电视。我也知道，物质满到一个程度，就失去意义，但是我仍旧享受物质的满。
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没有什么值得“反叛”的东西了呢？这个社会是不是真的，如我前封信所说的，是否，没有什么不公不义值得我们去“革命”，没有什么理想和价值值得我们去行动呢？
我想是有的，还是有的。
好，那我能干什么？我想出几个可能。一个是，我可以变成一个行动者，拟定计划，上街去游行抗议。电影中三个革命者之一说，他完全看穿了这个虚拟的Matrix一样的社会体制，而他拒绝与这个虚假的Matrix共存。我觉得，我只能看得出这个虚拟的结构的一部分，而且我还能忍受它——或许因为我闭上了眼睛，因为我不愿意看见问题，不愿意看见问题，问题就变得抽象。我的解决方案就是对问题视若无睹，假装看不见——如果我能把思想关掉更好。
但是如果我决定把眼睛打开，看见世界的不公不义，我能怎么做呢？我活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说是信息开放，价值多元，电视、网络、报纸，每天都在影响我，但是当你真正想要知道你能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告诉你，嘿，你要自己决定，因为这是民主。
前面当我在谈年轻人的自由的时候，我接到很多读者来信（对我来说是“很多”），他们似乎都有同感，这个世界没什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