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毛泽东说：青菜比马肉好吃
高兴圩战斗后，敌蒋光鼐、蔡廷锴、蒋鼎文、韩德勤各师残部，在兴国整顿后，因十分害怕我军，不敢再走高兴圩这条路了。9月13日，敌蒋、蔡两师由兴国朝南向赣州逃跑。蒋鼎文师余部和韩德勤则经崇贤、东固朝北向吉安逃跑，郭化若请示毛泽东和朱德决定在方石岭打蒋、韩一路，而且放过他们的先头部队，打它的后续部队。为了慎重起见，郭化若还建议在方石岭西面一座高山的鞍部设立隐蔽观察哨，监视敌人行动。毛泽东非常满意，并要求由一名军长、一位参谋带队。观察哨的同志上去后，发现右侧山顶一座小庙处敌人曾设过哨，兵力约一个班’似乎才撤走不久。敌人十分愚笨，在我侧方行动中，这样重要的侧面警戒阵地本该派出有力部队，加强火力，扼守阵地，掩护全军走完，然后在后卫占领阵地确实掩护下撤退，跟随大军行进才是。哪有只派一个班警戒，又匆匆忙忙一早就收哨的道理？
15日上午10时，观察哨的人员报告敌军已走得差不多了，郭化若在电话里问准确吗？哨所的人说，对山下敌人行动看得很清楚，可以一个一个地数，可以一截一截地数。于是，郭化若向毛泽东建议部队应准备行动。毛泽东召集红4军、红3军和三军团军政首长研究，决定下午出击，分三大路由西向东，把敌军分割包围而歼灭之。
下午3时左右，我军在方石岭展开战斗队形，以激昂的战斗情绪，乘敌在撤退运动中猛烈侧击。走在后面的韩德勤师，6个团全部被我歼灭（韩混在俘虏中逃脱）。蒋鼎文师残部走在前面的6个团逃脱了，走在后面的师部机关大行李和1个炮兵团加1个多营的步兵，被我军全部歼灭。这一仗缴获无数，包括敌军从北方运来的骆驼。
打完仗，漫山遍野都有打死打伤的马、骡、驴，部队的晚餐是吃马肉或驴肉。当时也没有什么作料，只是用清水煮，一般也吃不多。郭化若事先拿出自己的零花钱让勤务兵去老乡处买了些青菜和辣椒，炒了一大盆，给毛泽东、朱德送去一大碗，朱德说：“太好了，哪里来的。”
“我请客。”郭化若说。
“嗯。青菜比马肉还好吃。”毛泽东吃了一口说，“要谢谢化若了，还有这一仗观察哨的作用不小呢。”
这次欢快的晚餐，也结束了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从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围剿”，到我战略反攻，历时两个半月，敌人7路“进勦”部队，遭我歼灭打击的有4路，其中上官云相一路基本上被全歼；朱绍良纵队被我歼灭了毛炳文开到前方的4个团；蒋蔡纵队受到我沉重打击，杀伤3000余人；蒋鼎文、韩德勤一路被我歼灭的有韩师全师，蒋师1个多旅又1个多团。我先后歼敌17个多团，毙伤和俘敌3万余人。这样我军就完全粉碎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可惜优秀的共产党员、我军卓越的将领、红3军军长黄公略，不幸在指挥部队隐蔽防空时，被敌机机关枪扫射时腹部中弹，光荣牺牲。敌机是外国制造的能低空飞行的参加过侵略西班牙的战斗机。郭化若回忆说，当时我们清算了一下，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执政者，都参加了这次“围剿”的大合唱，有的出钱、出主意，有的出枪炮、出弹药，有的出飞机坦克，有的出顾问、出特务，都直接参加了国民党屠杀中国人民的罪恶勾当，也都公平地分享了惨败的“光荣”。
蒋介石亲临前线，想表演一下他指导战争的能力，结果遭到惨败。他不是曾经赌咒说，“不打败红军，死也不回南京”吗？可他并不自杀，还是厚着脸皮回南京老窝去了〖Ｚei8。Ｃom电子书下载：。 〗。古语说：“食言而肥”，蒋介石却是“食言而瘦”的。
一三、毛泽东问郭化若：我是狭隘经验论吗？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出现了空前有利的形势，敌“围剿”军分别撤到赣州、吉安、永丰、宜黄、抚州、南城、南丰、广昌和宁都等县城内，被迫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处于守势。革命根据地内，盘踞在一些土围子里的和邻近根据地外围的地主武装更加恐慌动摇。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9月18日侵入我沈阳等地，激起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热潮，国内阶级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同两广军阀以及其他军阀之间的矛盾加剧，这也给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大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时机。
但是另一方面，敌强我弱、敌大我小这一基本情况还远未改变；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危机，还未被多数人认识；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新的“围剿”还必将到来，“围剿”与反“围剿”必将继续，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仍然必须准备长期同敌人的“围剿”作斗争。而红军经过几个月的连续作战，十分疲劳，损伤消耗也不小，急需休息、训练和补充；红军吃、用、医药和冬衣都需要大批经费。但兴国、宁都及其以北老根据地遭受敌人严重摧残，有12个大集镇被敌军焚毁，房屋、庄稼、牲畜、器物等毁坏殆尽，人民生活极度困难’无款可筹，也根本买不到伤病员急需的纱布和药棉，更买不到布匹、棉花，使过冬的棉军服补充极为困难。赣南根据地尚未同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第二次反“围剿”后预计的战略进攻任务尚未完成，许多由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严重地妨碍群众的发动和革命政权的巩固。
在规定红军战略进攻的方向、方针和任务时，不能不考虑这些现实的困难条件。
毛泽东正是从上述两个方面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在打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后，只以一部分地方武装监视北面之敌，全部主力红军和另一部分地方武装则脱离与敌主力接触，由兴国以北地区南移到以瑞金为中心的地区，波浪式地向着敌人力量较弱、又有我们一定工作基础的闽西北和赣西南广大农村进攻，继续完成打破敌人第二次“围剿”后红军战略进攻所未完成的任务。并规定，进攻中的工作任务是：一面整理、补充、训练部队和筹措给养，以加强与扩大红军；一面逐次拔除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发动群众，恢复和建立党、团组织，建立和加强革命政权及人民武装，以巩固与发展革命根据地。在这些任务中，打土围子是关键，因为土围子是豪绅地主赖以进行垂死挣扎的据点，只有打掉土围子，才能充分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并捉得土豪筹得款子。还规定进攻分两步进行：首先做好赣南之石城和闽西之长汀、于都、会昌四县的工作；然后继续做好闽西之武闰、宁化、清流、归化、太宁、建宁和赣南之寻邬、安远、信丰、南康、赣州、大庾、上犹、崇义、遂川、万安等16县的工作。这样，赣南根据地和闽西根据地就可以完全联系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中央根据地。毛泽东强调指出：“上列20县共有群众四百万，必须用一长时间去争取，同时扩大红军10万人，这是聚集更强大的革命力量，进一步发展革命战争的需要。”这是有远大眼光的战略决策。
为了贯彻执行这个宏伟的战略计划，毛泽东于1931年9月下旬率领红一方面军进到以瑞金为中心的地区分散展开工作。部署是：第3军和独立第3师（由第35军改编的）位于瑞金以西偏北之于都地区，尔后（11月下旬）推进至筠门岭、寻邬、安远、重石地区。第4军位于瑞金北石城南部地区，尔后推进到石城北部地区；第12军同闽西南根据地的新口军合编后，位于瑞金以东之长汀地区，尔后则推进于宁化西南部和连城西北地区；第三军团（包括第7军）和新成立的独立第2师位于瑞金以南偏西之会昌地区，尔后继续向外扩展。
这一战略进攻计划实施的结果，红军在4个月中，攻克了会昌、寻邬、安远、连城等县城，拔除了豪绅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几十处，消灭了大量土杂武装，使中央革命根据地扩展到了 25个县的地境。在这些地区，重新分配了土地，发动了群众，逢立了党、团组织，恢复和建立了政权，动员了1万多名群众参加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壮大了人民的武装力量。实践证明这一战略进攻计划是正确的。
可是这一切都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支持者，指责为“消极等待”、“富农路线”、“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召开第一次党代会，“四中全会”代表团加快了“改造”步伐。在大会前中央局开了一次小会，他们对毛泽东进行了突然袭击。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郭化若做记录。会议由毛泽东主持，报告了三次反“围剿”经过，以及“九一八”以后的全国形势，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四中全会”代表团立即发言攻击，并另选主席主持会议，发动了一次无情的打击。他们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有人指着鼻子骂毛泽东是“富农路线”、“狭溢的经验论”。郭化若手在发抖，记录都记不下去了，但毛泽东却沉默地听着，不争辩，也没法争辩。在接着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上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仍由项英主持中央局工作。非常滑稽的是毛泽东的中央局代理书记才当了 20天，因为中央局在10月11日才给中央发去电报 “项英因解决富田事变完全错误，认为是党内派别斗争，因此丧失信仰，工作能力不够领导，中央局决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
会后，郭化若的心情很沉重，他想起朱云卿的话：“但愿不要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他感到朱云卿的担心很 有道理。大敌当前，王明“左”倾冒险 主义执行者还在搞分裂，对革命的危害是可想而知的。他去找毛泽东，毛泽东正在读书，见郭化若来了，便放下书问：“化若同志，我是狭隘经验论吗？”
郭化若心里明白，“狭隘经验论”是“三人团”加给毛泽东的莫须有罪名，目的是要夺权，要排挤毛泽东。他只好说：“毛委员，您对苏区工作和红一方面军工作的领导是正确的，不存在什么经验论不经验论的问题，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的战略方针是对的，取得了战争胜利是客观事实，只要不是别有用心的人都会承认和肯定的。”郭化若告辞了，毛泽东又拿起书，并说：“说我经验论，我要加强读书。”
一四、郭化若第一个改口称毛委员为毛主席
1931年11月7日至19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郭化若作为红军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等63人为中央政府执委，27日执委举行第一次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当晚郭化若去向毛泽东道贺，一进门就喊：“毛主席！”
“化若，你改口真快，是第一个。”毛泽东正在看书，放下书说。
郭化若发现毛泽东表情并不乐观，眉宇间似乎有忧虑。
其实郭化若心里也很明白，安排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只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为了掩盖夺权目的而玩弄的花招而已。召开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建立全国性政权，这是李立三领导的中央早在1930年2月4日就提出了的。后来由于李立三“左”倾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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