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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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远去的背影- 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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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之华说:“像顾顺章……虽然他在过去执行党的决定很勇敢,但他所以勇敢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就没有加以研究。他没有了解主义和政策,他的一切工作是没有革命意识的内容。上海一般的流氓无产阶级,好勇是实在的,但是他正因为没有革命意识的内容,不能为保护自己的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到底,甚至做了阶级的叛徒。顾顺章便是上海流氓无产阶级的典型。”指出顾顺章的勇敢并非出于政治信念,而是一个流氓和赌徒的血气之勇,无疑是中肯的。杨之华的文章以这样的一段话结束:

对于工人干部的教育工作,非常重要。特别对于有流氓性的工人干部。可以说过去对于顾顺章的教育工作,做得极少,甚至可说没有做。他入党直到出走,没有改变他丝毫的习性,如果我们对于他抓紧政治教育,特别在实际工作的政治教育,我不相信经过长期的党的生活之后不能改变他的性格。这个教训对于党有极大的意义。如果我们好好教育他,不但有可能去改变他,而经过他可以改变在他周围的工人群众,因为在上海像他一类的工人成份——流氓无产阶级成份占有相当的地位。

杨之华在1938年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做出这种反思,应该说是用心良苦的。如果说,对“工人干部”、特别是“有流氓性的工人干部”的教育是一个重大问题,那对“农民干部”,特别是“有流氓性的农民干部”的教育,就更是不可忽视的大问题了,因为后者比前者多得多。但我们知道,杨之华的担忧和提醒并没有引起重视。在此后的各个时期,都是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当作极其重大的事情来抓;都是反复强调工人农民尽管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但灵魂是干净的、道德是高尚的,因而都是知识分子的楷模。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后的头等大事,就是向身边的工人农民看齐,就是让自己全身心地工农化。

铁杆“托派”王凡西则从一个“托派”的角度对顾顺章事件进行了“反思”:“顾顺章……他那时主持着中央的特务。这个人流氓气重极,思想谈不到,虽然工人出身,为人机警异常;但领导革命特工终究不能靠这种人,他后来的叛变与作恶,我认为赏识他与提拔他的人也不能没有责任的。任何革命中不能没有此种人参加,拒绝流氓无产阶级的归附便不能做成群众性的起义,但如何分别他们的正反面作用(认清他们那种远远超过正作用的反作用),马克思和列宁都已经充分教育过我们了。中共的领袖们不接受这个教训,以致在长年的革命工作中,吃过流氓无数次的亏,顾顺章不过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罢了。”'12'我们仍然没有必要全盘认同一个“托派”的观点,但这番话却足以启发我们对流氓与革命这一问题的思考。

其实,对于顾顺章事件,还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反思:本质上是流氓的顾顺章,如果没有被捕并且在1949年后成为元勋、成为功臣,掌大权、居高位,他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他会给国家、给人民带来什么呢?

2007年8月5日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2'《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12—113页。

'3'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4'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252页。

'5'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页。

'6'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257页。

'7'丁玲:《魍魅世界·顾顺章的出现》。

'8'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93—94页。

'9'见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特务大师顾顺章》。

'10'见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特务大师顾顺章》。

'11'《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

'12'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110页。

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



所谓“不得不走”,是指1934年的年初,瞿秋白不得不离开上海,前往其时被共产党人称作“苏区”的江西瑞金;所谓“不得不留”,是指1934年10月,瞿秋白不得不留在“苏区”,而不能随红军“长征”。瞿秋白因了这1934年的不得不走与不得不留,才有了1935年的被捕与被杀。

瞿秋白短暂的一生,如果做稍细一点的划分,可以分为八个时期。

1899。1——1916。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一时期。这时期,基本在家乡常州度过,只是1916年2月至11月,由于家境的极度困窘,曾在无锡一所乡村小学任教。这期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张太雷在常州府中学堂同学。因张太雷一堂兄与瞿秋白同班,故少年瞿与少年张相识并成为好友。后来,在莫斯科,瞿秋白先是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共;后又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共。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以苍凉悲戚的心情,回顾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并认为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说,在与张太雷相识的那一刻,这种“误会”就开始了;从这一刻起,瞿秋白自认为的悲剧命运就被决定了。

1916。12——1920。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二个时期。这时期基本在北京度过,只是1916年冬至翌年春,曾在湖北投亲靠友。1916年初,瞿秋白所深爱的母亲不堪贫困的重压而自尽,从此亲人们为活下去而天各一方,一家星散。这是真正的家破人亡。1916年12月,瞿秋白辞去无锡乡村小学的教职,只身到了湖北。在武昌和黄陂都曾逗留。其间还考入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英语,但终因学费昂贵等原因而中途退学。1917年暮春时节,瞿秋白到了北京,投靠堂兄瞿纯白。瞿秋白本想依靠堂兄资助而进北京大学学习,但堂兄却爱莫能助,于是只好去应北洋政府的普通文官考试,却又未能考上。但其间,曾去北大旁听胡适等人讲课。后来,因为教育部所属的俄文专修馆无须缴学费而又“有出身”,瞿秋白便考入学俄文。在那时的中国,愿意学俄文者并不多,瞿秋白最初也对之并无兴趣,终于学起了俄文,实在是无可选择的“选择”。但这一次“选择”,也将对瞿秋白此后的人生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北京期间,因办刊物而拜访过陈独秀,因参加李大钊等人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而结识李大钊。在这期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瞿秋白作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积极投身于运动并两度被捕。在北京时期,瞿秋白开始在报刊上大量发表文章,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关于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这期间,值得一说的,还有与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等的相识。同瞿秋白一样,这些人也对俄罗斯文学一往情深。1920年11月,瞿秋白与这些人一起,创建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实在可说是俄罗斯文学所催生的。

1920。12——1922。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在苏联度过。瞿秋白在俄文专修馆未毕业,便应北京《晨报》和《时事新报》招聘,以两报特派记者身份赴苏。这期间,向国内发回大量关于苏联的通讯,对国人了解和误解苏联起了重要作用。1921年初,瞿秋白与张太雷在莫斯科相遇。张太雷于1920年10月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初,则被派赴莫斯科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是中共派往共产国际的第一人。1921年5月,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了俄共;1922年2月,张太雷又介绍瞿秋白正式加入中共。1921年6月,瞿秋白曾以记者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期间,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任教,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罗亦农、肖劲光、柯庆施等,都算是瞿秋白的学生。1922年11月,陈独秀、刘仁静赴苏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担任陈独秀的翻译。由于国内工作急需用人,陈独秀命瞿秋白会后即回国。瞿秋白遂于年底回国。

1922。12——1928。4,是瞿秋白人生的第四个时期。这五六年,是瞿秋白政治生涯中的上升时期,因而也是他最为活跃的时期。这期间,他曾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积极介入了国共第一次合作,更是写下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和小册子。瞿秋白的理论修养实在谈不上深厚,但写作能力却十分惊人,往往一两个晚上,就能写出一本小册子。但按当时的情形来说,在开始的几年间,他政治上的“进步”还不算很快,迟至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才成为中央委员。但进入1927年,则“进步”神速。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后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成为政治局委员;在1927年6月,成为政治局常委。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则成为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此后的七八个月里,在瞿秋白的领导和支持下,中共在各地发动了多次儿戏般的“武装暴动”,以“红色恐怖”的方式对抗国民党政权。

1928。4——1930。8,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五个时期,这一时期在苏联度过。儿戏般的“武装暴动”,当然是其兴也忽、其败也速,以致于瞿秋白们自己,也感到是在“玩弄暴动”。一连串的失败和血的游戏之后,“六大”的召开就成了当务之急。但“红色恐怖”的后果,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已没有可稍稍放心地开“六大”之地。于是中共请求共产国际批准其在苏联召开“六大”。共产国际同意了这一请求,并要求瞿秋白、周恩来先期赴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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