勉戴枷示众，其他监生都一齐呼喊号叫，声音传到内廷。皇太后（宣宗孙皇后）闻知，急忙责成英宗立即释放了李时勉等人。
正德初年，宦官刘瑾专权时制作的大枷重达一百五十斤。给事中安奎和御史张彧奉旨到外地盘查钱粮回京，刘瑾向他们索贿而未能满足，就寻借口把安、张二人用一百五十斤的大枷枷号于东西公生门。当时是夏季，大雨昼夜不停，二人淋得像落汤鸡似的，也没有人敢将他们移动一步。都御史刘孟赴任延迟了日期，被逮至京师，枷号于吏部衙门外。御史王时中也因得罪刘瑾，被枷号于三法司牌楼下，远近围观的群众都忍不住流泪，文官们远远地望见这种景象，都垂头丧气，没有一个人敢走到跟前看一看。此外被枷号的还有给事中吉时郎中刘绎、张玮，尚宝卿顾浚，副使姚祥，参议吴廷举等。吴献臣因为弹劾刘瑾，被枷号于午门前长达一月之久，反对刘瑾的官员被枷死的说不清有多少人，平民百姓因小罪被枷死的就更多了。
因为正德年间的枷号的做法过于残酷，明世宗朱厚骢即位时不得不作些纠正。嘉靖元年（1522），世宗诏令两京法司和锦衣卫，在天气炎热时对该枷号示众的囚犯要暂免枷号，以显示圣上恻隐之心。但过了不久，又变本加厉地恢复正德时的旧规。有个叫刘东山的人，告皇亲张延龄兄弟谋反，锦衣卫指挥王佐竭力为张氏辨冤，反过来指控刘东山为诬告，于是将刘东山用大枷枷号示众三个月，然后充军戍边。刘东山受尽摧残，死于戍所。这是见于记载的明代对犯人枷号时间最长的一次。刘东山能坚持到底，还算得上是硬汉子，嘉靖年间有不少人枷号的时间为一个月或两个月，结果期限未满就戴枷而死。
万历年间，明神宗朱翊钧又制造一种新式刑具，名叫立枷。这种枷前面长，后面短，长的一端触地，犯人被枷住脖子，身体只能站在那里支持，跪坐都不可能。立枷“重三百余斤，犯者立死”。东厂和锦衣卫对皇帝钦定的案犯，常常要用立枷，犯人大多在一天之内就送了命。如果有不能很快即死的，监刑的校尉就把枷锉低三寸，这样，犯人就站不直，只能稍微弯曲着双腿，勉强支撑，不一会就力量用尽，气绝身亡。如果犯人不是厂卫注意的重要案犯，或者在没有仇家监督的情况下，犯人的家属就花钱雇佣乞丐，让乞丐夜间用背扛着受刑者的臀部，让他半坐在乞丐身上，这样可以稍微休息一下脚力，不致于速死。还有人说，受刑者每天生吃一只猫，可以提精神，抗折磨，不知是否真的有效。被立枷枷死的人不可胜数，大多是因为得罪了厂卫的头目，而被用这种方法害死，只有万历二十年（1592）乐新炉、诸重光是因为奏事不实，触怒了万历皇帝朱翊钧，于是皇帝亲自下令，让东厂把乐、诸二人用立枷处死。当时还有一个规矩，受刑者如果在不满应该枷号的期限内死去，监刑者不准家属提前收尸，只是把他的尸体就地用土掩盖一下，必须等到了期限，监刑者向上司回报之后，才准许将尸体运走安葬。如果是夏天，到安葬时，尸体的血肉已经腐烂净尽，只剩下一具骷髅了。所以，万历时的士大夫们谈立枷则色变，认为它的残酷性超过大辟。天启时，魏忠贤主持东厂，也爱用立枷，先后枷死六七十人。明毅宗朱由检即位时，听说立枷特别残酷，就问左右这立枷是干什么用的，太监王体乾回答说，是用来惩治巨奸大恶的。毅宗说：“虽然那样的人应该惩办，但他们受这样的刑罚也太可怜了。”据说，当时魏忠贤在旁边听了毅宗的这句话之后，吓得直缩脖子。不久，毅宗除掉了魏忠贤，直到明朝亡国，再也没有使用立枷。
清代仍有枷项之刑和枷号示众的做法。康熙八年（1669）规定应该枷号的犯人所戴的枷重的七十斤，轻的六十斤，长三尺，宽二尺九寸，诏令内外问刑衙门，都要按刑部制作的式样执行，不得违例。各地的官员虽然大多能遵守规定，但有个别的酷吏又独出心裁，变化枷的花样。长洲县令彭某设立纸枷，就是用薄纸做成枷的摸样，他同时还制作了“纸半臂”，就是纸做的背心。对欠粮的人，彭某就命令给他戴上纸枷，穿上纸半臂，缚在衙门前示众。这种纸刑具虽然很轻，但彭某规定一点儿也不许损坏，否则要用其他酷刑严加处治。戴“枷”者必须终日呆站，纹丝不动，这种被约束的痛苦，比戴真正的木枷还难以忍受。古时的纸又薄又脆，纸枷和纸半臂都很难完好无损，因此被枷者常常在刚戴不一会儿就把它弄破了，于是接着被施以酷刑。当时，长洲百姓对这种做法十分痛恨，有个无名文士曾写诗一首，贴在县衙墙上，诗云：
长邑低区多瘠田，
经催粮长役纷然，
纸枷扯作白蝴蝶，
布裤染成红杜鹃，
日落生员敲凳上，
夜归皂隶闹门前。
人生有产须当卖，
一粒何曾到口边？
诗中第三四句写戴纸枷的人一不小心就会把纸枷扯碎，纸片飘飞，像翩翩起舞的白蝴蝶，但这样一来就难免受到重杖或夹棍的责罚，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把布裤染红。全诗倾诉了长洲百姓被逼交官粮而遭受刑责的痛苦，反映了古代吏治的残暴。从此诗可以看出，纸枷的残酷并不在纸枷本身，而在于附加的苛刻条件。彭某的暴行，激起了长洲百姓的强烈反对，从来，朝廷不得不把彭某罢官勘问，彭某不久便死于苏州花桥巷寓所。
古代的枷项之刑，一般来说主要施用于男性犯人，而对于女犯则用械。械是用硬木制作的，长一尺五寸，宽四寸左右，中间凿两个小孔套在女犯人的小臂上，固定住两只手，相当于金属的铐的作用。但有时对女犯也用枷。明代有一位女子因通奸罪被官府拘拿审问。某郡守听说这女子很会作诗词，就取出械给她看，让她以械为题作一首词，并且说，如果词作得好就赦免她。这女子略思片刻，赋《黄莺儿》一首云：
奴命木星临，霎时间上下分。松杉裁就为圆领，交颈怎生，画眉不成，眼睛儿盼不见弓鞋影。为多情，风流太守，特赠与佳人。
细观词意，这女子所咏的不是械，而是枷。“木星临”，指枷是用木头制作；“上下分”，指枷是由两块木板组成。“圆领”一词，显然指套在脖颈上。戴着枷，自然不能“交颈”而眼，而且手无法画眉，眼睛看不见鞋尖。词的末句“特赠与佳人”五字，有的书中作“独桌宴红裙”，既然比作饭桌，肯定是指枷无疑。这位女子不愧以文才知名，她把作为刑具的枷加以诗化和艺术化了，描绘得那么形象、生动，同时表现出作者内心的坦然和性情的幽默感。那位郡守赞赏女子才思敏捷，就没有判她的罪，把她释放了。
笞 杖
笞杖是古代使用得最广泛的刑罚。“笞”的本意是用竹条或木条对人进行抽打，杖的本意是拐杖。古时候，儿子不孝，父亲可以用拐杖打他。舜小时候是很孝顺的，他父亲用小杖打他，他就忍着，若用大杖打他，他就逃开。后来把笞杖作为一种刑罚，据说是沿袭了古代父亲打儿子那种教诲、训诫的含义，所以又把笞杖称为教刑。
汉代以前官方规定的五刑是墨、劓、宫、刖、杀，没有笞杖。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发生了缇萦上书救父的事件以后，文帝刘恒下诏废除肉刑，改用其他刑罚替代，其中当用劓刑的改为笞三百，当斩左脚趾者改为笞五百，但是，笞三百或五百大多能把人打死，这比原来的肉刑还厉害。于是汉景帝刘启在前元元年（前156）下诏说，用笞杖与死罪没有什么两样，即使不死，也落重残。因此他把文帝规定的笞五百改为笞三百，笞三百改为笞二百。这样做，许多囚犯仍然被打死。到中元元年（前144），景帝又下诏把笞三百改为笞二百，二百减为一百，并且“定棰令”。棰是笞杖所用的刑具，当时规定棰长五尺，用竹子制作，大头直径一寸，小头半寸，竹节要削平，行刑时抽打臀部。从此以后，按照这样的规定，受刑的犯人才可以保全性命。
汉代以后，笞杖之刑在执行时比较混乱，无有定规。南北朝时有的朝代嫌笞杖太轻，多改用鞭刑，或叫鞭杖。从隋代起，才正式把笞与杖分开，都列为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之一，其中笞刑最轻，杖刑稍重于笞刑，并且对笞杖的数目、刑具的尺寸、受刑的部位以及量刑的条款都作了明确规定，形成制度，由国家司法部门监督执行。
关于笞杖的数目，隋、唐、宋、金以至明清，都把笞刑定为五等，从十下到五十下，每加十下则加一等。杖刑从六十至一百，也是每加十下加一等。辽代刑重，没有笞刑，其杖刑六等，五十至三百，每加五十下则加一等。元代笞杖之刑的数目比较特别。其笞刑分六等，从七下到五十七下，每加十下则加一等，杖刑六十七到一百零七，每加十下则加一等。这个数目是元世祖忽必烈规定的，他的本意是想减轻刑罚，对宋代规定的数目“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所以每等减了三下。实际上，元代将笞刑加了一等，由五等变为六等，结果除笞刑的最低等外，以后的每一等同宋代相比反而增加了七下。因此，元大德年间，刑部尚书王约启奏说：国初规定笞杖十减为七，笞五十应减至四十七为止，不应再有五十七这个等级；杖刑应从五十七到九十七，不应再有一百零七这个等级。但王约的意见为被采纳，所以终元之世，一直采用这笞、杖共十一等的刑法。
关于刑具的尺寸和受刑部位，各代的规定也不一样。汉代笞杖不分，都叫棰，尺寸以如前述。晋代的笞用竹条，沿袭汉制：杖用生荆，长六尺，大头围（截面周长）一寸，小头三分半。南北朝梁时，杖也都用生荆，长六尺，分大杖、法杖、小杖三种。大杖大围一寸三分，小头八分半；法杖大头围一寸三分，小头围五分；小杖大围一寸一分，小头呈细尖状。北魏时杖用荆条，削平其节，分三种，拷讯囚徒时用的杖，直径为三分，杖囚犯脊背的杖，直径为二分，杖腿用的杖，直径为一分。北齐时杖分两种，一种长四尺，大头直径三分，小头二分，另一种大头直径二分半，小头一分半。行刑时打在臀部，而且规定对一人行刑时不得换人。隋时用杖较滥，没有固定的尺寸。唐时把笞和杖分开，都长三尺五寸。笞的大头直径二分，小头一分半。杖分两种：一种叫讯囚杖，大头直径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另一种叫常行杖，大头直径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用刑时，分别打在背部、臀部和腿部。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规定，常行官杖沿用后周显德五年（958）颁定尺寸，杖长三尺五寸，大头宽不得超过二寸，厚度和小头宽度不得超过九分。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集贤校理聂冠卿上书说，自从规定杖制以来，杖的长短宽窄都有尺度，但杖的轻重却不统一，有些官吏特制重杖，加大处罚，应该做出规定。仁宗皇帝赵祯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诏规定常行官杖的重量不得超过十五两。金、元时笞与杖的尺寸不确定，但在金时曾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