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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樾还奖过一件同类的事。有一农户人家为十三、四岁的儿子娶了个二十七、八岁的媳妇，新婚之夜，新媳妇把小女婿拴在床腿上，把自己相好的一位屠夫藏在新房中同居。事发后被捕，县官命令把她全身脱得一丝不挂，重杖四十，让她的父母领她回家。父母扶着裸体的女儿出了衙门，脱下自己的衣服为女儿遮体，当时围观的群众成百上千，不少人上前把衣服夺下来，不让给她穿，这个女子只好光着身子走回家去。
清代裸杖妇女还有更狠毒的例子。乾隆时，平阳县令朱铄在任职期间特制厚枷大棍，常对犯人施用严刑，对奸情案更不放松。有一次审问一名妓女，命令衙役把她脱光衣服予以杖责，又让用杖头捅入妓女的阴户。朱铄得意地说：“看你还怎么接客！”朱某痛恨妓女，想用重刑煞住当地的嫖风，但其手段也未免太过分了。
像朱铄这样的狠官毒吏比比皆是，但古代也有少数官吏在使用笞杖刑罚时，相对来说较能通情达理，稍存宽厚仁慈之心。据说，宋朝开国功臣曹彬为人仁爱多恕，奇……書∧網用刑慎重，他任徐州知府时，有一次一名小吏犯下罪过，立案审理后应该用杖刑，可是过了一年曹彬才对他进行杖责。属吏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曹彬说：“我听人讲过那个吏员犯罪时刚新婚不久，如果对他用刑，他的父母一定会认为是新媳妇的八字不对带来的灾难，从而对她加以虐待，使她蒙受冤屈无法存身。我把此事缓期执行，既不影响他的家庭，也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众人都佩服他的见解。
宋朝胡太初关于使用笞杖刑罚时曾说过“老幼不及，疾孕不加”的话，即是指对老人幼童及有病怀孕的犯人不要笞杖。他还说，在问官醉酒时、犯人醉酒时或犯人身体瘦弱这三种情况下都不要用刑。明代万历时曾任刑部侍郎的吕坤进一步发挥了胡太初的观点，他著有《刑戒》八章，对审案时使用笞杖订立了八项戒规。第一项叫做五不打：老人不打，幼童不打，病号不打，饥寒而无衣食者不打。被人打过者不打。第二项叫做五莫轻打：朝廷宗室不要轻易打，官员不要轻易打，秀才不要轻易打，童生不要轻易打，妇女不要轻易打。第三项叫做五勿就打：某人正在着急不马上就打，其人正在发怒不马上就打，其人醉酒未醒不马上就打，其人走远路刚到不马上就打，其人半跑而来喘息未定不马上就打。第四项叫做五且缓打：我正在发怒时且缓打，我饮酒方醉时且缓打，我正在生病时且缓打，我未见到真凭实据且缓打，我对案情处理不了且缓打。第五项叫做三莫又打：以用过拶指不要又打，已用过夹棍不要又打，将要枷号示众不要又打。第六项叫做三怜不打：佳节良辰时案犯应该可怜不要打，严寒盛暑时案犯应该可怜不要打，案犯正在伤心时应该可怜不要打。第七项叫做三应打不打：尊长有错应该打，但他若是与年轻晚辈争讼就不要打；百姓有错该打，但他若是与衙役争讼就不要打；工役铺行有错该打，但他若是为衙门办事或采买自用物件就不要打。第八项叫做三禁打：禁止用重杖打，禁止从案犯身体下部打，禁止用非刑手段狠打。
曹彬、胡太初、吕坤等，可以算得上是古代廉明仁厚的清官了，可惜这样的官员实在为数不多。他们的这些仁慈的做法只是在法制制度的范围内采取了一些缓解的措施，而不能从根本上废止笞杖的酷刑。
在官府衙门里直接对犯人用刑的皂隶们，一般都是心狠手辣的，否则难以充当这样的差使。但是在这些人中，也有个别心地良善之辈。清代，浙江秀水县人诸锦的祖辈有在县衙当差的，很怜悯犯人受杖的痛苦。他听人说受了刑伤后饮小便可以止疼解毒，就把自己用的竹杖浸在厕里的尿桶里，该他行刑时，就使用这浸了尿的竹杖，打过人既不疼也不化脓。这样，他坚持了数十年。到诸锦这一辈地位显达，人们说他是因先人积德得到了善报。南宋有个郑金的，发明了一种名叫“杖丹”的药方。其法是把水蛭焙干，研成末，加少量朴硝，用水调成糊状敷在伤处。他常常把这秘方施用于吃官司受杖刑的人，疗效非常明显。在滥用酷刑的封建时代，这样的善举可以说是茫茫暗夜中一点难得的亮色。
廷 杖
廷杖是笞杖之刑的一种特殊情形，就是皇帝在朝堂或宫门对大臣予以杖责。封建时代，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对于大臣，即如父亲对于儿子，稍不如意，就随时行杖打人。因此，廷杖不载于历代的法典，但它确实是朝廷正式使用的刑罚。尤其是在明代，廷杖成为惯例，其次数之多，手段之狠，为历史罕见。被廷杖的朝臣受刑的惨状，实在怵目惊心。
我们首先来看一幕廷杖的情景吧。
万历五年（1577），神宗皇帝朱翊钧的辅命大臣张居正的父亲死了。因为当时皇帝年幼，张居正身负重任，他不愿丢开权力回原籍为父亲守孝。这便是历史上所谓的“江陵夺情”事件。按照封建道德标准评判，张居正的行为显然是不合规范的。于是，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礼部主事艾穆、沈思孝，进士邹元标等人，先后上疏进行弹劾。张居正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就和宦官冯保勾结，对弹劾他的人予以反击。于是，就让小皇帝传旨，廷杖上疏的各位朝廷大臣。
明代的廷杖大多在午门外进行。吴中行等人都被用绳索绑住手腕，身上穿著囚衣，押出午门。午门随即关闭。午门前的空场上，百名校尉衣甲鲜丽，手执木棍左右排列。司礼监太监宣读了万历皇帝的批示之后，在午门西侧台阶下左侧就坐，锦衣卫指挥使在右侧就坐，手下听候差遣、往来奔走的有数十人。不一会，校尉把应受杖的犯官拉过来一个，让他在指定的位置脸朝下趴在地上，掀起上衣，褪下裤子，露出屁股和大腿。同礼监太监命令：“搁棍！”两旁排列的校尉齐声大喝：“搁棍！”这时，有一人拿着一根大竹杖走出队列，把杖搁在将被打者的大腿上。校尉们又按照司礼监太监的命令齐声大喝：“打！”于是，行刑者把杖高高举起，打犯官的屁股。打三下之后，校尉们又大喝：“着实打！”行刑者更加用力。打的中间，校尉们有时会按照司礼监太监的眼色，大喝“用心打”，这是告诉行刑者往死处打，行刑者心领神会，打得更加凶狠。每打五下，行刑者要换一个人，校尉们照样用吆喝声传达太监的命令。每次喝令时，都是先由一人发令，然后百名校尉齐声附和，喊声震天动地，正在挨打和等待挨打的犯官们莫不心惊胆战，两腿发抖。
最先受杖的是吴中行和赵用贤，每人挨六十。吴中行被打够数之后，校尉们把他放在一大块布上，抬起四角往地下摔几次，然后拖出长安门，再把他放在一扇门板上，让家属当天立即把他抬出京城。吴中行已经昏死过去，有位中书舍人名叫秦柱，与吴中行交厚，带一名医生赶来看他，医生把一匙汤药给他灌下去，他才苏醒。家里人雇一乘轿子抬着他南下返乡，到家后，又请医生把他身上腐烂的肉割掉几十块，大的一块就有一满把，大腿上往里挖了约一寸深，肉几乎被掏空了。赵用贤是个大胖子，抬到家后，烂肉一块块脱落，有的就像巴掌那么大，他的妻子把这些烂肉用盐腌上，收藏起来。
艾穆、沈思孝和邹元标三人比吴中行、赵用贤挨得更狠，每人都被打了八十，打得血肉模糊、死而复苏。沈思孝受杖时，把右腿叠放在左脚上，所以他的屁股一边伤势较重，另一边伤势较轻。回到家后，请医生剜去重伤处的烂肉，同时找来一只黑羊，活着割取羊前腿上的好肉，塞到他的伤口处的皮肤里，把皮缝好，敷上药。据说，这样过一段时间后，羊肉可以和人肉长在一起。不久，沈思孝按照朝廷的处分决定，应该流放到粤东戍所，他徒步翻越南岭时，血还在顺着腿往下淌。邹元标伤势更重，后来虽然痊愈，但每逢天阴，胯骨间就隐隐作疼，到了晚年，他竟然不能弯腰作揖。
吴中行等四人的遭遇是够悲惨的，廷杖的残酷于此可见。实际上，廷杖早在汉代就开始实行了。东汉初，丁邯被选为郎，嫌官卑职小，托病不赴任，光武帝刘秀大怒，就命令武士用头号大杖对他予以责罚。东汉明帝时，政事严峻，九卿常被鞭杖。汉代以后，廷杖的做法各代屡见。隋文帝杨坚常在殿廷杖责大臣，有时一天竟有三四次。楚州参军李君才上书批评文帝宠信高颎，文帝动怒，命令对他用杖，但一时没有找到杖，就用马鞭把李君才拷打致死。唐玄宗时，曾在朝堂杖责监察御史蒋挺和秘书监姜皎等。北魏、金代和元代也都使用过廷杖。明代以前各代的廷杖只是皇帝偶而动怒，即兴所为，到了明代便逐渐形成制度，成为皇帝常用的惩罚朝臣的手段。
明代廷杖始于太祖朱元璋。洪武八年（1375），茹太素上疏奏事，言词有所触犯，朱元璋大怒，把茹太素叫来当面责问，并在朝堂施用杖刑。茹太素是明代第一个受廷杖的朝臣。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又将工部尚书薛祥廷杖致死。朱元璋的做法被他的后代继承下来并加以发挥，永乐以后施行廷杖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洪熙元年（1425），仁宗朱高炽命令武士用金瓜击打李时勉，实际上也是一次廷杖（参见本书《笞杖》）。同年，宣宗朱瞻基初即位，就捶死兵部侍郎戴纶。正统年间，宦官王振擅权，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瑺，祭酒李时勉等都受过廷杖。景泰六年（1455），代宗朱祁钰曾杖大理少卿廖庄于阙下。成化年间，宦官汪直乱政，曾将给事李俊、王浚等五六人各廷杖二十。御史许进得罪汪直，也被廷杖，几乎致死。成化十八年（1482），南御史李珊等人上疏请求赈济灾民，宪宗朱见深借口奏疏中有错别字，诏令锦衣卫在南京午门前，由守备太监监刑，将他们各杖二十。这时，廷杖在施刑时的仪式、方法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固定的程序。
正德年间刘瑾专政，廷杖的使用更为酷烈。正德元年（1506），刘瑾把大学士刘健、谢迁赶出京师，激起士人共怒，给事中艾洪、南京给事中戴铣、御史薄彦徽等二十一人，或独自具名，或几人联名，上疏请求保留刘、谢二人，同时弹劾刘瑾和另外两名宦官马永成、高凤。刘瑾在武宗面前添油加醋地进谗言，请得圣旨，将这二十一人全部逮捕，各廷杖三十。其中戴铣受刑最重，当时死于杖下。御史蒋钦三次上疏，三次被杖，每次杖三十，第三次受杖后过了三天死在狱中。明代著名思想家王守仁当时任兵部主事，上疏救戴铣，刘瑾假传圣旨，把他廷杖五十，打得死去活来，之后把他贬官为贵州龙场驿丞。
刘瑾施行的廷杖，其狠毒也超过前代。成化以前，朝臣被廷杖都不脱衣裤。有时，朝臣受杖时还穿著厚棉衣，外面再裹一层毛毡，廷杖仅仅是表示一下惩罚罢了。即使是这样，有的人被杖后还卧床数月不能动。从刘瑾开始，朝臣受杖时要解衣去裤，这样就很容易被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