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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去非洲，无论从利益上看还是从重塑世界秩序上看，都是对西方的一个重大的、潜在的挑战。如果中国不去非洲，无法解决能源、原材料的瓶颈问题。怎么解决中国自己的工业化、城市化问题呢？这个问题不解决，多年的市场经济已经把大家的胃口调起来了，你让不让9亿多农民进城？让不让他们的孩子享受那种在电视“村村通”工程中看到的城市生活？如果你不让，你的政权合法性都成问题了。如果让，你的铁矿石、石油从哪里来？你的制造和贸易附加值那么低怎么养活进城的农民？再退一步，就算城里人不关心农民的生活，但他总要关心自己的投资利益吧。当他知道他在非洲的投资要出问题时，他怎么想啊？其实中国下一步的现代化进程，决定了中国必然要与西方进行一种以军战为支撑的商战，这是难以避免的。既然难以避免，就要早早设计，如果不设计，等出了事再行动，那才是真正的“义和团”。以中国民众目前的教育程度和60年的建设经验来看，中国是应该有能力设计大目标的。
这次经济危机就看出来了，有关金融的所有机制、体制都没有变，除了奥巴马给美国底层说了点儿空头支票一样的漂亮话外，所有帝国大佬、甚至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精英，根本不想改变任何东西，因为他们太想维持和延续原来的舒服日子了，想就这样慢慢混过去，这可能吗？在这期间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争，二是让中国这样的大国继续用血汗钱支持西方主导的现行发展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其实中国也不是不想改变这种模式，从2002年开始，中国在官方的各种发展报告中，就提出“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等口号，但是原来发展的惯性加上利益集团的阻碍，这种改变是异常艰难的。但是到了2008年，出现了很多的转折迹象，无论是“奥运火炬事件”，还是后来的金融危机，真是巧合了，有一种天意让中国催生出大目标的机会。北京奥运会期间，以色列总统佩雷斯说出了“中国变得更强大，世界会更平衡”这样的话，中国无法在这个靠实力说话的世界秩序中放弃伟大的目标。当然，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长，但是随着金融危机而来的贸易摩擦，很可能又是一个来自外部环境的引爆点。总之，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统计文化决定统治文化的时代，大大小小的群体性事件，大量出口企业的失业农民工，这些现实问题是必须要有一个大目标才能解决的，或者说有了大目标是解决成本最低的。这个大目标实际上就是两手准备，一是将依附、跟进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化为自主、创新为主的模式，二是为了防止人家用战争阻止这种转化，我们必须尽快发展可以强化军事实力的产业。
四、持剑经商：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
五、解放军要跟着中国核心利益走
六、金融产业比重过大是腐朽的标志
一语道破危机缘由：不干活想住大房子
中国有很多人说美国非常强大，强大得不得了，到今天他们还在这么说，这些人既包括右派，也包括左派。右派非常高兴地说，美国还是这么强大，一点事都没有。比如前些时候美国国会如果通过了7000亿美元救市的计划，那么他们会说你看美国政府、美国人民还是能够做出适当反应的；如果没有通过呢，他们也能有一套说辞，说你看这是民主的胜利、宪法的胜利。不仅仅是右派、左派，还有很多民族主义者，他们也非常畏惧美国，他们对美国的形势也认识不清。他们说这些其实都是美国的阴谋，是来套中国和其他国家钱的，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钱套进去以后，美国什么事都没有。很多左派、民族主义者都这么看的，这也是非常愚蠢的想法，美国真的没有想象的那么牛。实际上，美国金融危机确实反映了美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也是非常巨大的。
其实美国金融危机的缘由很简单，不像那些故弄玄虚的人说的那么复杂。人世间的很多道理其实都很简单，一些人就喜欢故弄玄虚。故弄玄虚的原因有两个：第一，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学问，没什么真知灼见，想冒充有学问有思想；第二，想把人往错误的道上引，从中取利。实际上，次贷危机也好，美国贸易赤字也好，说穿了，就是美国人消费得太多，生产得太少，形成了缺口。这里也包括交换，生产出来的东西通过国际贸易进行交换还是不够。我们都知道物质不灭，天上掉馅儿饼的事是没有的。这个缺口怎么补？一是抢，二是骗。先说抢，美国不但抢了，而且还抢得很多，但是它抢的效率太低。为什么抢得这么低效？我认为是想抢又没有胆子。这一点在伊拉克战争当中充分体现出来了，一个美国兵一年要拿走几十万美元，装备要几百万，就这么花钱。
就这样的一个数字还是摆不平。当然自由派会讲，那是美国太仁慈了。要是真仁慈就不会去抢，真仁慈就不会躲得远远地、十分安全地，像玩游戏一样杀死几十万平民。抢的效率低，得不偿失，缺口还是补不上，剩下的一招就是骗了。怎么骗呢？利用金融工具，就是所谓货币战争。骗，这个事短时是可以的，长期一定不行。
我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体现了美国社会从上到下的全面腐朽。现在美国老百姓群情激愤，都说这次危机是华尔街那帮混蛋和小布什政府的错。但是我们平心而论，美国老百姓又怎么样？你活干得这么少，压根就没那份钱，你凭什么住大房子？现在美国老百姓说是那帮商人骗他们，而且打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方：华尔街的那帮人是贩毒的，我们是吸毒的，吸毒的是受害者，最多进戒毒所，而贩毒的应该判刑。这是我看到的美国老百姓很普遍的言论。但是讲老实话，他们也不完全是上当，就是想不干活却能住大房子。
美国社会确实衰朽了。宋晓军说过：美国精英对美国力量的感觉，跟它的真实力量不相称，结果是抢的时候力不从心。打个比方，我这个老头看到一副哑铃，我年轻的时候举100下问题不大，所以现在也去举，可一下就把腰给闪了。
不能听“金融战士”忽悠，制造业才是正途
曾几何时，在中国这样一个说法流行了起来：制造业是低智商、低层次的人干的，其结果是费力而好处全被别人拿走；真正高智慧、高层次的人是从事金融业，打赢金融战争。代表就是宋鸿兵的《货币战争》。他们会举出种种数据，说明中国从事制造业是多么地“亏”。就经济发展战略，乃至人们的价值导向而言，再没有比这种说法更误国误民的了。我有必要花一点时间，详细说明制造业才是一国财富和力量的真正源泉。
让我们首先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你天天给我提供货物，给我干活，而我只是给你打个白条，至于这个白条能够兑换多少货物或服务，完全由我说了算。这样我应该很高兴，对吧？但奇怪的是，我很不高兴，我天天到你家去敲门，说我不愿意打白条，我愿意也给你货物，给你干活，最好是倒过来，我给你更多的货物，干更多的活，你给我打白条。这样的场景发生在什么地方？《镜花缘》中的“君子国”吗？告诉你，这就是发生在国际贸易中的真实场景，已经有几百年了。这就是在国际贸易中，人们要顺差而不要逆差这样一个事实。在经济思想史上，这叫做“重商主义”。那么，在国际贸易中人们都是君子吗？只要看一看那一个个急赤白脸的样子，就知道他们不是相互让利的君子，而是唯利是图的小人。这样奇怪的事究竟是为什么呢？总不会是几百年来，各国那么多无比奸猾的精英都在犯傻吧？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没有认真想过。我问过我的老朋友黄纪苏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他回答说：确实也曾对此感觉有些蹊跷，但觉得自己不是学经济学的，所以就没有往下追索。问题是今天的经济学教科书用越来越复杂的理论把学生们的脑子绕残，对于这样明显的蹊跷却避而不谈。要我说，这里面隐含着一个人们不愿意拿上台面的利益算计：我今天白给你东西，白给你干活，好像是你占便宜了，但时间一长，就把你养懒了，养废了，而我却越来越强壮，到时，我就可以到你家里去，把你所有的东西全部拿走，甚至把你本身变为我的奴仆。
我这样的讲法，经济学教科书里没有，好像也是我自己由过于丰富的想象力杜撰出来的“阴谋论”。其实不然，早在200多年前，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就向国会提交过《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明确指出一个国家“不仅富足，而且一个国家的独立与安全都是与制造业的繁荣极大地联系在一起的”。国会最后没有通过这个报告，但美国在很长一个时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这个思想前进的。如果说汉密尔顿还没有把我所说的国与国之间明争暗斗的道理讲清楚，英国人则是完全把这个问题赤裸裸说出来了。1812年的美英战争结束后，英国商人不惜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北美倾销商品，英国国会和政府则在一旁积极支持，布鲁厄姆勋爵在英国下院称：为了把美国在战争期间产生的幼稚制造业扼杀在摇篮中，即使在最初的大量出口中受些损失也是值得的。当然，人算不如天算，英国人的如意算盘没有得逞：恰恰是英国的敌对和战争所造成的对美国的经济封锁，使得美国的制造业成长壮大了起来。不过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绝不是中国人算计美国的结果——中国的精英还真没这个脑子和气魄，而是美国自己贪婪、老朽、不争气的结果。中国让贪婪、老朽、不争气的美国过得舒服了一点，甚至帮没什么胆子的他们把剑磨快了一些，他们应该感谢我们才是。有网友到我博客上来，居然想象美国的这次金融危机是中国政府富有远见的操作，实在是太离谱了。
汉密尔顿的思想和美国在青春少年期的实践，以及李斯特的思想和德国青春少年期的实践，乃至后来日韩的经济思想和实践，都是把制造业放在了一国富足，乃至独立与安全的首位。简单地说，一个国家如果能以生产致富，是上策——当然，上上策是持剑生产经商；而开赌场，靠骗钱致富，是下下策（如果是持剑开赌场，则可以升到下策），是不得已而为之。出了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现在也是一片回归制造业这样的实体经济的呼声。然而，今天的美国已经老朽了，它的国民养尊处优惯了，干不动活了，要想回归实体经济，谈何容易！可从经济活力上说，我们中国正当青春年少，为什么放着上策，甚至是上上策不为，而非要去学美国这样的老朽的下策呢？
我决不是说我们应该把辛辛苦苦挣来的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送给美国人去腐化他们。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钱用在诸如改善人民生活，开发大飞机，发展航天计划，研制核潜艇、导弹和航空母舰上，当然是更好的。现在，这些钱当中不少的一部分被人家在“金融战争”中骗走了，我们该怎么办？绝不是去打“金融战争”再把这些钱骗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