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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向紫牵说：“往根不过来看电视，他在北京又没个朋友，有啥心里话可能爱跟你说，你劝劝他。他的嘴里起了个大泡，我怕他憋出别的病来。没活儿没活儿呗，咱没得非典，好赖不济咱还活着，这就算赢！挺过这一关，再想别的门路。”
我们试着做了两天，往根的脸上有了松弛，饭量也增加了。
往根每天都要买报纸看，他说：“报上说，非典大概是从果子狸身上传过来的，在它们身上发现了那种病毒。”
“不是恐怖分子干的吗？”
“不是。”
“你说说这传的……”
伊水想带我们挣点钱，她说：“我看哪，别的不好干了，吃的东西还能卖得动，咱们卖朝鲜族咸菜吧。紫牵负责做，大姐和往根出去摆摊儿。咱们可以在各个市场设点儿，也可以进军连锁超市，再往各个公司推一推，一块钱一袋，一天卖出五百袋咱就干下去。将来发展壮大了，人手不够的话，再找人，一个市场放一个人，北京的市场多了去了，你们卖吧，我和紫牵搞批发。”她想把这个项目搞起来。
“咱这咸菜做好了，可以干到国外去！”在我的眼前，展现出了一副美好的蓝图：我们的咸菜在世界各国遍地开花！
“做——国际贸易？你别说，我还真没想到这一点。”伊水对我的高瞻远瞩啧啧赞叹，“咱们首先打国内市场，从咱小区开始卖起！”
大政方针已定，我们群情振奋！无处打发的气力终归有了尽可挥洒的天地了！
转了几个市场，买齐了所需的主料和配料后，操家伙上阵了！厨房这方寸之所为我们提供了施展才艺的大舞台，姐弟几个争先恐后，大刀阔斧，革陈布新，整个场面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
我望着盆里、桶里的半成品，呵欠连天地问紫牵：“今晚都拌出来吗？”
“天太热，不好保存，明天起早拌吧。”
凌晨五点十分，我醒了，紫牵已忙了一个多小时。
“我往大白菜上抹料，你干别的吧。”我说。
“每片叶子都展开，抹匀了。”
“……我是不是抹的料少哇？咋没你抹的色儿深呢？”
“外边再抹一层。”
“……啊，这回对了！”
六点十分，伊水来了，往根也醒了，开始往袋子里装咸菜。
七点钟，我们把凳子、板子、椅子、咸菜摆到了小区的东门外，这儿挨着市场，来来往往的人多些。
伊水用小车推着孩子，远远地注视着我们。
咸菜呀咸菜，这几口人可指着你们呢！
“你看人家，有个特长就能挣钱！哪像咱们，啥啥不会，就得呆着。”一个溜狗的女人指着我对与她同行的人说。
我的心里舒舒爽爽的，毕竟，被人赞美不是一件坏事。
“这咸菜是你们自己做的？”顾客来了。
“嗯。”
“不是从厂家进的？”
“不是。”
“自己做的……看着挺好的，不敢买呀！等非典过去了，再吃吧。”
我想说，我们没病，她已走远。
两个青春女孩走了过来，其中的一个叫道：“朝鲜咸菜！我想吃！”
另一个却说：“做的怎么样啊？味儿正吗？”
我说：“我们是从延边过来的，您放心，绝对正宗！如果我们做得不好，下一次，怎么能卖得出去呢？一袋才一块钱，也不贵，买回去尝尝吧。”
她们被我说动，每人买了两袋。
开大张喽！
孩子困了，伊水抱着她回去了。
正文 一三一
“你——要不，给我把钱交上，上市场里边儿卖去；要不，赶快走！别在这儿卖！”市场管理人员向我挥舞着胳膊。
“交多少钱哪？”
“两块。”
两块钱，按理说不多，但是，在非常时期，想挣回来它，是要费些劲的。伊水可能会有更好的办法，于是，我对往根说：“你快上伊水家问问，咱是交费还是不交？”
往根走了。
不到三分钟，管理人员又来了，“我说的话，你听着没？！快走！！”
“我等我们那个人哪！我自己没法弄，他来了我就撤。”
“快点儿！”
往根咋还不来呢？
往根，你倒是快点儿呀！
管理人员抢过一个卖菜的老太太的伞后，朝我来了。我迅速地将板子掀了下来，把几个凳子踢在了一起，“我现在就走！现在就走！……来了来了！我们的那个人来了！”
往根：“二姐说，不交钱，让咱们上小区的西门卖去。”
“保安和物业的人不管吗？”
“她说没人管。”
到了西门，我想，还是同保安打一下招呼为好。我满脸堆起了笑容，“请问，我们在这儿摆摊儿，有人管吗？”
“我们是不管，谁知道物业的人让不让了，他们不管，就没人管。这两天是大礼拜，他们不上班，你们先摆着吧，撵你们了，再走呗。”
一位卖报纸的老太太起身问我：“这是什么呀？”
“朝鲜小咸菜。”
“啊！我知道，好吃！这里放没放糖？”
“你是什么意思？”
“我就问你放没放糖？”
她是爱吃糖还是不爱吃糖呢？她这个年龄的人，爱吃糖的可能性不大。但我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地告诉她，我不能骗她，“放了，不过不多。”
“放糖了，我就不能吃了，我有糖尿病。我告诉你们一个好地方，下午三、四点钟，你们到东门卖去，买菜的人多，比在这儿卖的快。那时，我也去，你们跟着我吧。”
我没对她说，我们刚被人轰了过来，我怕拂了人家的好意。
一个下午，没卖几袋。
“往根，咱们光指着这一个地方不行啊！我到东门卖卖？”
“去吧。”
我搬到了市场的门外。我的左侧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卖菜的妇女，她的胸前挎着一个钱兜子，脚下趿拉着拖鞋，脚趾缝里满是黑灰的泥渍子。
“我今天挣了二百多！”她对我说。
“一共卖了二百多？”
“毛利比这可多多了！我说的是净挣！我进的菜便宜，萝卜，三分钱一斤，我卖两毛五，你说，我得多少倍的挣！我自己家有车，看见没，就那个车，”她指着一辆锈迹斑斑的机动三轮车，“我们直接从菜地里进货，每天给四个饭店送菜。萝卜，两毛钱一斤卖给他们，这个价，别人不敢送，他们竞争不过我。早晨六点多钟，我们全家到这儿，把菜分好，开着车，一家一家地送，十点多钟才能送完。”她盘着腿，坐在一张铺在地面的袋子上，把钱捋好。
非典时期，还是有人能赚到钱！
我们卖出了二十三袋，伊水说不错，朝鲜咸菜在北京还是有市场的。
她买回了更多的萝卜和白菜。
逾日，我们开赴到一个大型的早市，这里已经拥拥嚷嚷、人头攒动了。
“姐、往根，你俩一人装一盒咸菜，把着两个门卖。我上里找个地方去！”伊水说完，我们兵分三路，杀出了昌河小面。
“朝鲜小菜，一块一袋；朝鲜小菜，一块一袋……”我的声音被蒙在嘴上的十二层的合格口罩贪污掉了一部分，传出去的，比蚊蝇之类的“嗡嗡”声大不了多少。我摘下了口罩，松了松上面的绳，重新戴上，空气从我的下巴底下愉快地钻进了鼻孔，我的呼吸通畅着，声音响亮着。
没喊上几句，一个顶着草帽的男人冲着我说：“别在这儿站着，上那边卖去！”
我走了四、五步，站在一个卖围裙的大姐的一侧。
正文 一三二
她压低声音说：“你还敢上那儿卖去？昨天，有个人站在那儿，东西全被抄了！我们这些常卖的，都不敢站那儿。”
“这儿和那儿有啥区别呀？也没几步远哪！”
“那是市场的门口，归他管；这儿，他管不着，他也不管。”
“城管的也不管吗？”
“管！咋不管！现在是非典，来的差了。他们穿着便衣，油着呢！那个是城管的车……”
我刚想逃，她抓住了我，“你看那个车号，不是管咱这片儿的。管咱这儿的车，我认识。卖围裙啦——”她的眼睛四下眨麻着。
“来了！”她以最快的速度，把所有的围裙卷进了一个大口袋里，以迅雷不掩耳之势，从我的眼前消失了。
神了！我岂不是见着了大卫·科波菲尔的“大变活人”的魔术了？
妈呀——我也得跑哇！
我转到了另一个出口处，“一块一袋，一块一袋……”
“走走走走走！”门口的老头的嘴烦不胜烦地“突突”着我。
上哪儿卖呢？
在墙根儿那儿，坐着三个摆地摊儿的：一个是卖大料的残疾人，一个是卖手套的年轻人，一个是卖姜的老大爷。
“我可以坐这儿吗？”我问老人。
“坐吧，没人。卖啥的？啊，咸菜。咋卖的？”
“一块。”我与他们一字排开。
“一袋？”
“嗯。”
“卖姜喽！一块一堆儿！卖咸菜啦！一块一袋！”他顺便帮我叫卖着。
“伊水！”我喜出望外，在这儿与她邂逅，有点像井冈山会师的意思。
“你咋过来了呢？”她问，她的怀里也抱着一盒咸菜。
“他们撵我。”
“我在市场里给往根找了个地方，和一个卖柿子的拼了半个摊儿，把今天的费交上了。”
“多少钱？”
“八块。”
“八块？！”
“他说他那个摊儿的费用一天是二十块钱呢！”
“你别走了，咱俩在这儿卖吧。”
卖围裙的大姐也过来了，她问那个残疾人：“你不是卖香椿了吗？咋卖上大料了呢？”
“改了。”
这小买卖好，说改就改，灵活机动。
一位顾客对我说：“给我来两袋咸菜。怎么淌了？你有没有大的塑料袋呀？”
“真对不起，我们今天早晨走的太匆忙了，忘带了。”
“这个小袋也不行啊，湿了，我怎么拿呀？”
那个残疾人递过一个袋子，解了我的围。我谢过他，并注意起他：他卖东西，不急不躁。有人问，他就答；没人问，他也不喊。他是我们这里卖得最多的，一天总的销售额为四十八元！第二是卖姜的，二十多块钱；第三是卖手套的，十多块钱；我是最末，卖了六块钱。
往根卖了八块钱，正好够交摊位费的。
一个上午，入不敷出。
下午，我到小区东门的市场门口出摊儿。
“交钱交钱！五块钱！”那个管理人员来了。
“你昨天不是说两块吗？”我问他。
“上市场里边卖，两块；在外边卖，五块。”
“……我交两块钱，你给我安排个地方吧。”
“自己找地方去！你把费交上了，我就不管你，哪儿卖都行！”
我找了一个人多的地方，支起了摊儿。在强光的曝晒下，咸菜已经酸透，今天卖的还不如昨天的多呢！
剩下了三十多袋，伊水犯了愁，“本儿都挣不回来……能吃就吃，吃不了就扔了吧。”
一个有着巨大发展前景的经营项目，硬撑了两天，便宣告下马。
写作业、玩游戏、看电视是淘气儿在家的主要生活，其中，看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