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阮同志与老马同志属同年进士，和老马同志一样，年轻阮同志也有一颗渴望进步的心。于是，由同乡左光斗作为入党介绍人，光荣地加入了当时的第一大执政党——东林党。
但后来，因在官位升迁中，东林党领袖赵南星投了他的反对票。这下，老阮不干了，愤而退党，并转而加入了当时第二大执政党——阉党。
在后来东林党和阉党的血拼中，老阮坚定地站在阉党的一边，充当了“文化打手”的作用，用自己的专业特长，仿照水浒故事，出版了第一部个人通俗画册专集——《百官图》。该画册出版发行上万册，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争相传阅，成为揭露东林党罪恶最有力、最形象的广而告之。
但即使这样，阮大铖同志还是“高处不耐寒的”，他的政治智慧告诉他“：阉党只能逞凶一时，不能逞凶一世。”
因此在每次拜会魏忠贤公公后，他总是花重金“赎”回自己的拜见帖（即名片），以不留下任何犯罪证据。
半年后，有第六直觉的阮大铖不愿这样提心吊胆地玩下去了，主动申请“内退”回乡了。
果不其然，随着崇祯的继位，魏忠贤公公就不断出现了成为一只被打落水狗的险情。
奈不住寂寞的阮大铖急于想回朝发挥余热，于是再度发挥写作天赋，挑灯夜战，整出两份内容不同的奏章。
一份是攻击阉党的，一份是既攻击阉党又攻击东林党的。他派人连夜把这两份奏章送到北京，请好友杨维垣见机行事，看哪份奏章对自己有利，就把哪份奏章递上去。
可杨维垣是个标准的“损友”，错误地估算了形势，把那份既攻击阉党又攻击东林党的奏章递了上去，这下阮大铖的麻烦大了。
东山再起的东林党人，对他这种“脚踏两条船”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和一致的谴责，马上将其光荣地列入三等逆案政治犯名单，并剥夺政治权利终生，永远不许出任大明“国家公职人员”。
聪明反被聪明误，阮大铖就这样糊里糊涂落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在南京，老马、阮大铖这两个被迫下岗的“难兄难弟”又见面了，青山末老人已老，别有滋味在心头。他们很快地缠绵在一起，并且“相交甚至欢”。
与老马穷困潦倒不同的是，阮大铖那是相当地有钱，家里的土地豪宅就不必说了，还出资养了一个大戏班，每天自编自导、自娱自乐，创作了《燕子笺》《春灯谜》《桃花笑》等戏曲，有力地填补了我国古代戏曲界言情剧的空白。
老马就在老阮的关照下，度过了一段“官场失意、酒场得意”的幸福时光。
崇祯十四年（1641年），失势的东林党实行“金元政治”，准备筹集二十万的白银，以贿赂司礼监太监，使东林党推出的候选人周延儒出任首辅。这时，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阮大铖看出了新的“政”机，就主动找上门来，一出手就给东林党捐了六万两的政治活动金。
在“黑金政治”效力下，周延儒如愿以偿地出任首辅。但在如何报答阮大铖这件事上，既受到东林党党纪（正邪不两立）约束，又受到国法（阉党成员永不起用）的限制，一时间左右为难。
但出来混，欠下的帐终究是要还的。不得已，周延儒想出了个“折中”的方案，派人对阮大铖说：“你当官是没指望了，但你可以推荐一个自已的朋友当官。”
阮大铖马上就想到了老马，于是，不到一月，老马就被周首辅举荐为兵部右待郎、凤阳总督。
时值保定总兵刘超叛乱，崇祯帝命马总督速与进讨。深知得官不易的马总督格外卖命，驱兵围城，终于平定叛乱，活捉刘超。这让朝廷上下刮目相看，认为马总督“办事干练，长于谋略”。
在1644年的大动荡中，马总督长袖善舞，成功地将黄得功、高杰、刘良佐统战到自己的麾下，成为左右帝位大选的决定性力量。
之所以要拉拉杂杂介绍这么一大堆，是想说明这么三点：1、与史可法同志“心如纯水、身似洁冰”的纯粹相比，老马同志可是一个很不纯粹的人，不但犯过挪用公款罪及行贿罪，而且善于权谋，毫无坚定的政治立场。
2、老马还是一个有能力、有抱负、想为国家、民族和个人做些事情的人。
3、在老马成功的背后，站在一个曾给予他“无私帮助”的大男人——阮大铖。
现在，老马终于用计请走了史首辅，自己终于以次辅身份来主持内阁工作了，这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这是他实现更大人生价值的舞台。
老马执政
执政伊始的老马明白，现在的南明“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与史可法面临的问题一样，老马现在首要的问题依然是财政收支严重不平衡，其次是军事国防问题。
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最好的办法依然是增加税收。但史内阁的减税方案刚刚公布，继任的马内阁就改弦更张，显然会带来负面影响，降低新政府的公信力。
但冰雪聪明、足智多谋的老马马上就想出了一个偷梁换柱、掩耳盗铃的税改方案，方案的核心是一减一增。具体为：1、沦陷区减、统治区增。马内阁规定：“自弘光元年始，山东钱粮全免三年，北直隶钱粮全免五年，四川钱粮免50％”（以上三区己大部沦陷），而在统治区的江南，则规定：“凡民间田土，熟田每亩加二分、孰地每亩加五分，山塘每亩加一厘”。这一增收，即为马内阁加征白银51万两。
2、农业税减，商业税增。马内阁减了沦陷区的农业税，却以“劳军助饷”的名义大幅提高了包括沦陷区在内的各地商品过境税、茶烟消费税，实行更严厉的“食盐专卖”政策，力争将“繁华似锦”的江南打造得“满目苍痍”。
老马敢于“舍得一身骂，最把税来加”，究其原因，固然有南明政府生存的迫切需要，但也有老马对目前军事政治形势的乐观估计。
因为老马现在得到的情报是：大智大勇、忠君爱国的吴三桂己经借来清兵，打败大顺军，光复北京城。这一利好的消息让马内阁及朝廷上下欣喜若狂、弹冠相庆。以为大明中兴有望，新的税收政策切实可行。
五月二十七日，老马上疏弘光帝，称赞吴三桂“功在社稷”的义举，并建议：“应利用大明的海军，速从海上向三桂同志运送军粮予以后勤保障。”
弘光帝于次日做出批示：加封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会，并给诰券（最高荣誉勋章、世袭做官凭证及免死文书）、禄米、发银五万两、糟米十万石。同时加封还加封辽东巡抚黎玉田为兵部尚书。（黎现已降李自成，并出任大顺朝四川节度使，根本没有同吴三桂一起勾引清兵）
马内阁的做法，正在江北督师，已忙得一头雾水的史可法也是很赞成的，他也上疏给弘光帝说：“崇祯帝是圣明的君主，但让李自成给逼死了。李自成犯下了罪恶滔天，不可饶恕的罪行。现在，应该从重从快地剿杀李自成，给长眠于地下的先帝和生活在地上的百姓都有一个交待。”
但因为他毕竟在一线工作，消息比老马要准确些，他不相信吴三桂已经成功地玩了一把“借虏平寇”的把戏。但有两点他认为是肯定的：一、李自成已被打败并败退回山陕；二、战胜的清军已占领北京并控制河北地区。
这两点己经是不容辩驳的客观实际，史可法认为南明目前应抢在李自成的前面，与大清联合，消灭顺匪，共图中原。
与这两位高层人士主张的“联清剿顺救中国”的态度不同，个别中下层倒是建议“顺清兼防”。
吏部给事中（科级干部）章正宸上书说：今天，我国的形势比东晋、南宋还要艰难，因为我国除了要防李自成、张献忠这两头“西北狼”外，还要防大清这只“东北虎”，现在李自成这头“西北狼”被打败，这未必是件好事，因为被打败的李自成很可能西窜与张献忠联合，而大清也会腾出手来对付我国。到了今年秋天，这三股反明势力如果从西、北两个方面进攻我国，那我国真是迎来一个“危急存亡之秋啊！”
兵部给事中陈子龙的上书则讲得更干脆，他说：“借助一个敌人消灭另一个敌人，成功的案例不是没有，比如唐朝借助回纥平定安禄山叛乱；但失败的案例却更多，比如北宋借金灭辽，南宋借蒙古灭金。前者能够成功，是在能借来回纥兵的同时，唐朝还有李光弼、郭子仪这样既忠诚又能干的将领，还有来自西北、塞北这样既众多又善战的士兵，自身实力依然强大。而宋朝不能够成功，在灭掉一个敌人后却被请来的盟友给消灭了，就是因为自身实力弱小，既无将又无兵。我国现在的情况和北宋、南宋是相似的，兵不精将不勇，想借虏平寇到头来恐怕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我国最好的办法是先操兵练马，然后等清虏顺寇自相残杀之际，速出兵北上，光复旧山河。”
马次辅收到这两位小科长的上书，并非无动于衷。但是，他觉得这两个小人物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想打回北方去，必然要依靠军队的力量，作为一个依靠统兵平叛，东山再起的“军事机关首脑”，他更清楚南明军队战斗力的现状和能力。
南明《文…人》军队《书…屋》的战斗力，用一个简单的数学不等式即可一笔概括：南明军队战斗力＜大顺军战斗力＜清军战斗力靠这个不等式，就能解开一线“五镇”中为什么裹足不前的原因了，而这原因，可并非史可法所说的“缺饷”二字那么简单。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老马自我安慰。
但是，完全的行政不作为也是不行的，老百姓唾沫足可以将马内阁冲下台。
“老马识途”用在老马身上是很恰当的，不久，他就搞出来几笔像模像样的“政绩工程”。
吴三桂降清没降清暂时不要管他，但是，李自成被打败，山东河南大顺官员纷纷西撤，清朝还没能力接管，权力出现空白点，山东还爆发了以“济王”为首的“复国运动”。老马决心抓住机遇，派员接管。
六月，他任命王燮为山东巡抚、丘磊为山东总兵，后又命原蓟辽总督王永吉戴罪立功，总督山东军务，王荣（加三点水的荣）为登莱东江等处巡抚。
河南方面，归德知府桑开第与崇祯朝督师丁启睿的弟弟丁启光发动了反对“大顺暴政”的起义，逮捕了大顺知府及部分官员，并押到南京集体献俘。同时，大明河南援剿总司令许定国同志“自力更生”地组建起一批地方武装，占领睢州。
在他们的示范作用下，河南的原明朝官绅纷纷打出杀贼报仇的族帜，在推翻大顺伪政权，擒杀大顺伪官员后，改旗易帜，宣誓效忠南明中央政权。
大明两百多年的无形资产就是丰厚啊！捷报频传令老马喜不自胜，决心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胜利！
他命令收编的河南土匪部队——刘洪起部（没办法，政府军用不动）领兵北进，与原开封推官陈潜夫一起去为南明收复失地，刘部在开封城北的柳园打败大顺军陈德部（陈德乃大顺太原总兵陈永福之子），收复大城市开封，南明的行政区域一下子跨越到黄河南岸。
老马的脸上又被镀了一层金，他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