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发挥自己专业特长，把所遇到的难题一一化解，在得到大家钦佩的同时，也赢得朱由榔监国由衷的信任。
此后，朱由榔监国的一言一行，都要在王坤大太监的指导下方敢实施，王太监由此实际攫取了南明政府的最后决策权。
有权了，必然会有人来巴结讨好，第一个来和他走关系套近乎的人，就是两广总督丁魁楚。
丁总督因为在拥立活动中慢了下级瞿巡抚半拍，唯恐这位下级后来居上，成为首辅。所以就急匆匆地走这位专权大太监的门路，以使自己能够顺利成为朱由榔政府的首任首辅。
经过王大太监的“暗箱操作”，丁总督如愿以偿地入阁，并任首辅兼兵部尚书。
而获“拥立首等功”的瞿巡抚，也才仅仅得到个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左侍郎管尚书事的位置。
当了首辅的丁首辅有宰相之名，却无宰相之才。
他一是在国家高级干部的人事安排上，执行严厉的“关门主义”，把隆武朝的大学士何吾驺、苏观生、陈子壮等“社会知名人士”排斥于现政府之外。
二是在得知江西赣州失守后，他就带领朱由榔和刚搭好的政府班子，仓皇出逃到广西梧州，准备把广东的大好河山拱手让人。
他这种“低能”的举措，直接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南明绍武政权在广州建立。
绍武政权中的绍武帝，就是隆武帝的弟弟朱聿鐭。
在隆武帝选择陆上逃难时，身为唐王（继承了他哥哥朱聿键的藩号）的他，却和另益王、辽王等四王选择了海上逃生。
实践证明，在清朝海军数量基本为零的情况下，这是一条安全系数极高的逃生路线。
朱聿鐭就沿着海上逃生路线，波澜不惊地“挺进”了广州城。
挺进广州的他，最初的理想仅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对于成为大明最高领导人这一伟大的抱负，他想都没有想过。
虽然他没有冷静地为自己思考未来，但却有人正在热心地为他谋划人生。
现在广州城里，朝思暮想，想让朱聿鐭同志由唐王“进步”为皇帝的，就是以隆武朝大学士苏观生同志为代表的广州各级官员。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丁首辅执行“关门主义”的恶果，他把桂监国政府高官的名额都送给了“肇庆帮”，这实在让失势的“广州帮”极度郁闷。
恰在这时，又传来南明肇庆中央政府闻敌即逃的“糗事”，这让“广州帮”对“肇庆帮”的感情，由郁闷升级为鄙视。
鄙视之后的“广州帮”，内心升腾起一个强烈的愿望——何不援引兄终弟及的法律条款，另起炉灶，拥立唐王朱聿鐭同志为帝，这样大家便都可以因此而“共同进步”。
1646年十一月初二，在大学士苏观生、广东总兵林察（郑芝龙手下的部将）、广东布政使顾元镜、侍郎王应华等“广州帮”文武官员的强烈要求下，朱聿鐭同志“勉为其难”，出任监国。
为抢在桂监国的前面，得到南明地方政府的承认。三天后，苏观生等人干脆趁热打铁，拥立朱聿鐭由监国升格为皇帝，改年号为绍武（自明年一月一日起正式使用），定都广州。
然后，绍武帝向南明各地方政府发出皇帝即位的“喜诏”，要求各地方政府承认——绍武政府，是代表大明帝国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
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的商业规则，在政治上也同样适用，绍武帝的皇帝名号，在血统更纯正的桂监国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南明各级地方政府明确表示：“宁认桂监国的草，不识绍武帝的苗。”
这样，被桂监国血统优势折磨得焦头烂额的绍武帝，有效统治地域仅限于广州一城，他的国政府=市政府。
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国不在小，有权就行”，在绍式帝的“袖珍”政权里，苏观生同志升任首辅并进封建明伯。
在他的操纵下，他的“铁杆亲信”关捷光、曾道唯、王应华都以“拥戴有功”入阁并兼任各部尚书。
“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需要枪杆子”，深知得位不正的苏首辅尤其重视国防力量的建设。
除任命最有军事实力的林察同志为“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外，还“变废为宝、修旧利用”，把石壁、马玄生、徐贵相、郑廷球四大海盗集团，招安为绍武政权的“新编海军”。
绍武政权的“高调的建国建军行径”，立刻让逃到梧州的桂监国政权，陷到了万分尴尬的境地。
为挽回恶劣的政治影响，桂监国和丁首辅率政府班子在11月12日“回銮”国都肇庆。
11月18日，桂监国正式即皇帝位，改年号为永历，国都仍为肇庆。
永历帝即位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派出兵科给事中彭燿、兵部职方司郎中陈嘉谟作为外交特使，到广州劝说绍武帝取消“第二中央”，归属“第一中央”。
彭燿同志把这一外交工作的重点，放在苏观生身上，希望用“一劝二哭三闹腾”的不正常手段，来迫使这位首辅大人能尊重客观实际，遵守大明法律，作国家的功臣而不做民族的罪人，幡然醒悟，痛改前非，拥护以永历帝为首的大明中央政府。
在做过一番深刻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后，彭燿和陈嘉谟同志双双“携子之手，与子同死”！
杀掉永历帝的外交特使后，苏观生同志摆出一副“我是中央我怕谁”的英雄架式，任命陈际泰为“讨伐军总司令”，组成“讨伐军”向广东肇庆发动进攻。
见绍武政权如此破坏外交礼节，损坏老朱家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光辉形象。一向温文尔雅的永历帝也变得“怒发冲动”。
他把韶关前线一万二千多名的精锐部队调下来，让“国防部副部长林佳鼎”带着，去找绍武帝的“讨伐军”拼命。
11月29曰，两个在粤建国的南明政权，在广东三水县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
第一仗，永历政府军胜。
初战告捷的“林副部长”充分发扬“宜将剩勇逐穷寇”的精神，率得胜之师直扑广州而来，企图将绍武政权消灭于“发芽状态”。
绍武政权的“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林察，临危受命，承担起保卫大广州的任务。
他利用自己与“林副部长”同族＋同事的关系，写信伪降。
放松警惕的林副部长兴高采烈，挥兵直投林察在三山地区，为他布下的“甜蜜大网”而去。
在这个“大网”里，林察总司令不仅为这位同族同事准备了陆军，还准备了海军（由招安的海盗组成）。
在林察总司令陆海军的联合打击下，永历政府军几乎全军覆灭，“林副部长”落水身亡！
永历政府唯一的这支机动部队，就在这场你争我夺的内战中烟飞灰灭。
“水货打败行货”的消息传到肇庆后，永历政府立刻陷入了一片“军事恐慌”之中，政府官员私下悄悄打点行装，准备再次跑路。
关键时刻，大学士瞿式耜自告奋勇，要去组建一支“民兵”武装，来保卫中央。
就在永历政府还在对这一方案是否可行议论纷纷时，广州方面传来了让他们“且喜且悲”的讯息。
清军占领广州，绍武政权全部完蛋。
绍武政权为什么“如此之快就完蛋了呢？”
原来，听到内战中大获全胜的绍武帝君臣，立刻一个个变成“喜洋洋”。
为了发泄这种洋洋自得的情绪，他们君臣是既搞祭天，又搞祭孔，忙得不亦乐乎！
为了继续对永历帝保持打压的态势，绍武帝继续陈兵边界，摆出一副“不破楼兰誓不还”的英雄架式。
就在这时，在福建“无事生非的清朝伪军部队”，在“集团军司令”李成栋，“政委”佟养甲的率领下，经潮州、惠州急速向广州挺进。
因为绍武、永历两政权正在“白吃白”，广东大地陷入了“无政府、无官员、无军队”的“三无”状态。
清军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唯一能对他们的军事行动构成危胁的，就是那些仍在“坚守岗位”的塘兵（负责侦查、传送情报的军事人员）。
所以李成栋的清军每到一地，就采取“摸黑哨、打闷棍”的办法处理掉这些忠于职守的塘兵。
处理掉塘兵后，李成栋让人用缴获的南明地方官印，专门向绍武政府发出“平安无事了”的塘报。
接到塘报后的绍武政权，踏实地继续推进本届政府“粉饰太平”的工作。
1646年12月14日，李成栋派出300名身穿明朝军服的“特种部队”。从惠州出发，借着夜色的掩护，到达广州北郊。在次日天亮，城门大开之际，出其不意地闯入该城。
而这一天，恰逢是个好天气，风和日丽，万里无云。
带着打败永历政府军的豪情，怀着光复山河的壮志，神采奕奕的绍武帝带着自己的文武百官，莅临专门的军事人才培养机关——武学，视察指导工作。
当绍武帝与苏首辅正在为自己的“兵强马壮”感到欣慰时，忽然有“侦查员”向他们禀报敌情：鞑子来了！
闻此敌情的苏首辅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以“妄言惑众”罪将这位乱喊“狼来了”的“侦查员”斩首示众。
闯进广州城的清军立刻脱下明军这身“羊皮”，重新换上清军的“狼皮”。
披着“狼皮”的清军出现在“白发老者，不识干戈；垂笤小儿，未见刀兵”的广州街头，对这个在和平岁月里浸泡了两百多年的城市，造成了巨大的“恐慌效应”。
恐慌引发了大规模的骚乱，入城清军的数量被“N”倍放大（N＞20）。
绍武帝君臣这才确信：“狼真的来了”！
但大批士兵被派去吓唬永历帝了，现在广州城连维持治安的“警察”都不足，更不要说上阵御敌了。
偌大的广州城就这样稀里糊涂被300名清军占领。
情急之下的绍武帝立刻想到了“化装出逃”，在他看来，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他找了一条被子和一件破衣，把自已化装成一个可怜兮兮的乞丐，混入了趁乱出城的难民队伍中。
但面色红润、容光焕发的“朱乞丐”一到城门口，就被清军雪亮的眼睛识别并当场擒拿，关在了东察院。
绍武帝失败的逃生经历让我明白：成功的艺术创作，是离不开真实而具体生活实践的。
为保护绍武帝这一“中国本年度风云人物”，“集团军总司令”李成栋派出专人，携带饮食予以“慰问”。
对此好意，绍武帝一口拒绝，表示：“作为太祖皇帝之后，若喝尔等一口水，吃尔等一勺饭，有何脸面见先人于地下。”
夜深人静的时候，绍武帝趁人不备，取下衣带，投缳自尽！
隆武绍武这兄弟俩，社稷在而存，社稷亡而殉，倒也算得上“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随同绍武帝被俘的，还有明朝的亲王、郡王共十六人。
“贫农”出身的李成栋，对这些昔日的“高级剥削阶级”，没有丝毫的热情和怜悯。
他连请示报告都不向多尔衮呈递，就把这些王爷们统统杀光。
首辅苏观生则趁乱逃脱，但这位“倔强无比”的同志既没有选择降清，也没有想着混出城去东山再起、卷土重来，而是跑到家中悬梁自尽。
死时，该同志在墙上留下自己简短的遗言——“大明忠臣、义固当死！”，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