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会儿，永历帝就完全按马吉翔的奏疏，下诏封杜永和、阎可义等人或为侯，或为伯。
事后，回到住所的李成栋，感慨叹息道：“人传马皇帝，我尚不信，今日见之，此言不虚，权臣当道，中兴大业，凶多吉少！我舍母弃子，若事不成，九泉之下，如何相见？”
自此，他对朝堂上的马吉翔之流，由尊敬改为卑视；对永历中央政府，也由希望变为失望。
第三个“病变组织”——党争不断。
这是因为：
君权旁落的结果，必然是派系林立。
派系林立的结果，必然是党争不断。
党争，对于明朝来说，也算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政治项目”了。
自从嘉靖皇帝“疏于工作，忙于养生”以来，党争便进入一个辉煌发展的阶段，120多年来，推陈出新，薪火相传，可谓是“党争恒久远，遗臭永流传”。
永历朝的党争，主要两党之争。
一党由“东来的反正功臣”组成，该党外有军人李成栋撑腰，内有虎头袁彭年、虎皮刘湘客、虎牙金堡、虎尾丁时魁、虎爪蒙正发充当打手，一时间兵强马壮，锐不可挡。
因其中楚人居多，故该党被称为“楚党”。
另一党为“西归的扈驾元勋”组成，外有霸占广西的陈邦彦、据守湘西的堵胤锡为援，内有宠臣马吉翔、“技术太监”庞天寿（善长造火炮那位）、阁臣朱天麟、吏部侍郎吴贞毓掌权，力量虽逊，却个个身处中枢机关，实力也不可小觑。
因其中吴人居多，故该党被称为“吴党”。
瞿式耜、何腾蛟本来是两个“无党派”人士，但因长期受陈邦傅、堵胤锡挤压，只得投到楚党的门下，寻求庇护。
在“道德层面”上，楚党认为吴党是小人当政、搅乱朝纲、祸国殃民；而吴党则认为楚党曾剃发降清，属朝秦暮楚、为臣不忠、为人不贞的狡猾之徒。
前期两党相争的焦点，主要是兵马、钱粮及地盘。
后期两党相争的核心，是如何开展与农民军（大顺、大西军）的合作上，楚党主张“纯洁阶级队伍”，宣扬与农民军“合作无用论”；吴党则主张不择手段，一定要把“农民兄弟们”拉到抗清的这条船上来，用“农民兄弟”的胸膛来挡住清军的马刀。
就其是非对错而言，前期的楚党，对多于错，后期的吴党，公大于私。
就其斗争激烈程度而言，前期是楚党得势，盛气凌人；后期是吴党崛起，反攻倒算。
争来斗去，结果仍还是对应了那个流传千古的寓言故事————“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多尔衮终于从最初的惊慌中镇定下来，调动起大清一切可调动的力量，最后将吴楚两党“一网打尽”！
一个有“严重病变组织”的人，寿命是注定不会长久的。
那么，一个有“严重病变组织”的政权呢？
四星殒落
一个政权，政治与经济上的“病变”，必然会带来军事上的“溃烂”，最终导致这个政权丧失“生机”。
永历朝军事上的“溃烂”，在金声桓于1648年3月，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上，就略显端倪了。
金王二人反正后，王得仁率的北伐军，二月底就占领了九江地区。若顺江而下，就可朝发夕至，直攻南京。
但让金王深感不安的是，在江西境内，还有一头“笼中之虎”——赣州，没有消灭，其随时都有可能出来伤人。
是先东征南京，还是南取赣州，成为这次军事会议，亟需解决的难题。
大多数与会人士，都主张先取南京、尔后号召东南。
至于小小的赣州，现在正在首鼠两端，完全可以不去理它！待东南一定，赣州自然不战而下。
惟有刚被封为“五省总督”（总督川、陕、鲁、晋、豫五省）的黄人龙同志提出异议。
黄人龙同志说：“当年宁王朱辰濠，在南昌起兵造反，就是因为忽视了南边的赣州，结果就被赣南巡抚王守仁，在背后捅了一刀，功败垂成！”
他的“危言”一下子唬住了“不好好学习、不好好读书”的金声桓。
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1648年3月16日，金声桓亲自统率二十万“新建赣军”，水陆并进，直扑赣州。
刚平静了半年的赣州，一下子又被战争搅得热闹起来。
在赣州的决策层中，坚决不投降，愿意与金声桓大军死磕到底的，只有两人。
一个是“一把手”——清南赣巡抚刘武元，另一个是“二把手”——清赣州守将高进库。
其余的“高层人士”，则都在“边观察、边思考”，想等等局势进一步明朗后，再做抉择。
刘武元不降，是因为他是辽东人，来赣州纯属“裸身做官”，为了老家的家眷，只能“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了。
高进库不降，是因为他和金声桓曾经是同事，一起在左良玉手下混过，知道对方是几斤几两的角色，所以坚决不打算上金声桓的“造反船”。
但金声桓这次，可是打着“光复大明”的旗号来赣州的，这一点，对赣州的汉族老百姓很有号召力和说服力。
战争说到底，就是让这边老百姓打那边老百姓。
如果赣州的老百姓，不愿去打金声桓带来的老百姓了，那等待他俩的，除了审判台，就只有断头台了。
得想办法激起这边的老百姓，打那边老百姓的愿望。
刘武元、高进库很快就有了“着眼点”，他们把半年前金声桓军队攻打赣州时，烧杀抢掠的黑材料整理加工后，派人迅速写成了一张张“大字报”，在赣州满大街地张贴。
赣州百姓那一块块还没有愈合的伤疤，在一张张“大字报”面前，很快就裂开了。恐怖与仇恨的“病毒”，在民众中大规模传染开来。
赣州百姓决定在刘、高两位长官的领导下，不讲明与清，只论善和恶，坚决不能让金声桓这帮无恶不做的“害人精”，再次踏进赣州城半步。
“种善得善，播恶得恶”，金声桓没想到，半年前的“作恶纪录”，会招来今日赣州百姓，无比凶狠的刀剑和无比强烈的炮火！
赣州是三面临水，一面靠山，地势险要，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再加上老百姓的拼死抵抗，结果是赣州攻坚战打了一个半月，金声桓一无所获。
金声桓认为，他打不下赣州的原因，是军中江西兵庇护赣州老乡兵的缘故。
于是他下令在九江作战的王得仁，带“老部队”到赣州前来增援。
闰四月初一，王得仁带着“十万军队”赶到，同金声桓一起，对赣州发起新一轮的“狂攻乱打”。
但这种“群殴战术”并没有取得多少明显的效果，赣州城仍是“我自岿然不动”。
不但不动，反而在闰四月二十二日深夜，赣州守军主动出城，发动了一次忽袭。
在这次忽袭中，王得仁意外地中炮受伤，攻城大军的士气，更加低落。
金王两人，只得再次改变战术，对赣州采取长期围困，准备用“饥饿疗法”，让赣州屈服。
在水泄不通的围困下，赣州城出现了严重的“饥荒”，米价涨到四十两白银一石。
守军也在无粮可食的情况下，开始杀马充饥。
当七月到来的时候，饥饿的赣州，已变得气息奄奄。
赣州的抵抗，为清军顺利南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5月1日，南下清军在谭泰的指挥下，占领了守备空虚的九江。
7月初，清军逼进省会南昌。
见“老巢”有失，金声桓、王得仁只得下令停攻赣州，全军撤退。
被摁住打了四个月的赣州，终于有了“出气解恨”的机会，全军出城，对金、王的后卫部队猛追猛打。
待金王两人率军返回南昌时，江西的战场形势，已发生全面逆转。
清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明军由主动进攻变为被动防御。
王得仁在南昌近郊的七里街，与清军展开激烈地会战，被打败后，悻悻地退回南昌。
7月10日，清兵包围了南昌，先分兵四出，扫清外围，切断该城与附近州县的联系。
然后，清军进行了猛烈地攻城，但都被守军顽强地击退。
尝到了“坚城铁拳”的清军，也“抄袭”起了金王两人曾在赣州使用过的战术——围城，准备用饥饿做“利器”，来拖跨南昌。
南明历史上最残烈的围城战——南昌围困战上演了。
最先被卷入战争漩涡的，是南昌郊外的汉族平民。
这些汉族平民在满人统帅谭泰眼中，完全可以视同为敌国之民，无需怜悯，无需保护！
炎炎烈日之下，这些无辜的平民被集体抓来，不分穷、不分富、不分老、不分少地充当“民夫”，为清军挖壕造桥、做围困南昌的前期工作。
为节约宝贵的粮食，这些从事高强度、重体力劳动的“民夫”，每天从清军那里，领到了食物，仅仅是一碗清可见底的稀粥。
为让前线的清军“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在谭泰的默许下，清军可以到南昌郊外任何一个村庄，抓来“民女”，“慰安”一下自己受伤的肉体和心灵。
等待这些“民夫”“民女”都丧失使用功能的时候，不但善于军事斗争，而且还善长经济建设的谭泰，便把他们集中起来，按“斤”论价，出卖给人口贩子，转售到全国各地牟利。
而被困在南昌城中的军民，与城外的平民比起来，生活更痛苦，结局更悲惨！
围城后，城中军民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食物的匮乏。
在被围了一个多月后，九月底，南昌的米价己涨到六百两一石（是赣州被围时米价的15倍）。
到十月底，整个南昌已无米可售。
被逼无奈之下，一些特殊的食物被摆上了柜台。
这些特殊的食物是：狗肉、猫肉、乌鸦肉、麻雀肉，还有老鼠肉。
但这些特殊的食物，却个个价格不菲，就是“人见人厌”的老鼠肉，一个也需银二钱。
在各种可怜的动物陆续绝迹后，城中人们唯一可吃的，就只剩下了——人肉。
于是，死人的肉，病人的肉、俘虏的肉，便“堂而皇之”摆上了大家的餐桌。
痛苦让人对死亡产生麻木。即使在金声桓开展“放生”行动，动员城中百姓出城逃命时，响应者却也寥寥无几。
“放生”行动共进行了三次，前后仅有二百多人“自愿出城”。
但就是这仅有的二百多人，也没有得到自我标谤为“仁义之师、吊民伐罪”清军的保护。
谭泰对逃生者的政策，始终如一，即“男人分杀、妇女分留”。
南昌人唯一的“求生通道”也被堵死了。。电子书下载
在这种情况下，逼红了眼的他们，分别在金王两人的率领下，向城外大规模地发起了九次“自杀式”的冲锋，取得了击毙清军一等梅勒章京觉罗顾纳岱的“特别战果”。
但在重重叠叠的战壕阻挡下，南昌人一次次地努力，却一回回地失败。
他们曾不断派人向永历帝求救，但直到城破，援兵依旧杳无身影。
在围困半年后的1649年1月19日中午，守军己经无力举刀杀敌。
看准战机的蒙古兵，率先竖梯登城。
南昌最终像一片耗干了养份的树叶，在饥饿与屠杀中痛苦地凋零。
在随后血腥的屠城中，熬过饥饿、熬过战争的几万幸存居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