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文选，三心二意，一顿猛烈的鞭笞。
善于自保的白文选，在领受鞭笞后，马上表示了“驯服”，并再次赢得了孙可望同志的信任。
孙可望虽然对永历帝表示了不满和傲慢，但真正造一把反，他却很是胆怯。
毕竟于公而言，人家朱由榔是皇帝，站在制度与道德的制高点上，与他老人家为敌，不啻在自己脸上写下“乱臣贼子”四个大字。
于私而言，他自已的一大家子人，都居住在昆明，一旦造反，全家升天。在这一点上，他可没有吴三桂同志看齐的勇气。
就在这种进退维谷中，半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半年后，永历帝派人把他的家眷，全部“完好无缺”地给送来了。
这让他很是感激不尽，一度打算与朱由榔陛下“和平共处、长期共存”。
可望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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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这时，王自奇同志来了。
王自奇同志这次来贵阳，身份仍为永历帝更高级别的特使。工作职责仅有一项，还是传达永历帝“和解”的善良旨意。
王自奇同志在“消极”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却“积极”地完成了一项非本职工作。
他别有用心地对孙可望同志说，现在的李定国、刘文秀，正在有滋有味地上演着“挟天子令诸侯”的续集。
阿Q同志的做事风格是“和尚能摸的，我也摸的”，孙可望同志的做事风格却是“我能摸的，和尚摸不得”。
因此，他对李刘两位兄弟，步自已的后尘，也搞出一个“山寨版挟天子令诸侯”的行为，感到由衷地愤怒。
他可以和永历帝和解，但却不能和这两个异姓兄弟和解。
诛李灭刘的怒火，在他心中开始熊熊燃烧。
但一想到这样一搞，很有可能把自已辛辛苦苦在云南搞出来的“丰硕成果”，毁于一旦，他的怒火又暂时平息了。
欲反不能，欲和不甘，在这样反反复复、朝朝暮暮中，五个多月又一晃而过。
昆明这边，见孙可望快一年了，无动于衷，估计其不会犯“神经”起兵了。
于是乎，他们放心大胆地组成一支“征川军”，由刘文秀率领，向四川进军，并陆续收复了一些地区。
刘文秀调兵出川后，云南昆明的兵力部署，再度空虚。
王自奇马上给孙可望送去一封密信，告之“定国孤军易擒”，并表示自己将回楚雄，整顿本部兵马，以作内应。
王自奇的密信，彻底地把孙可望同志，送上了起兵造反的不归路。
在昆明中央政府己成立了一年多，人民群众普遍认可这一既成事实时，孙可望同志，却“不合时宜”地起兵造反了。
当然，起兵造反毕竟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因此，在付诸实施前，孙可望同志，也从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组织上，他以“国主”的名义，封马进忠为嘉定王，冯双礼为兴安王，其余凡是跟着他干“革命”的同志，皆有封赏。
舆论上，他援引大明基本法（祖制）―――“朝内有奸臣，外藩可起兵除之”的规定，庄严宣布自己将“奉天靖难，诛灭奸贼”。
军事上，他抽调湘黔一切可调动的军队，组成了征逆招讨军，由自己任统帅，白文选任大将军，马进忠、张虎、马惟兴、马宝为将领。统率十四万军队，于1657年8月1日誓师出征，向云南杀来。
望着这支足可“投鞭断流”的威武之师，孙可望同志的感觉，异常良好！
据他得到的可靠情报，李定国的军队，仅有三万，还不及他的一个零头，孰胜孰败，一目了然。
况且，他还有王尚礼、王自奇等人组成的“第五纵队”，在云南准备“里应内合，中心突破”。
这样看来，无论怎样推理，他都是稳操胜券。
以致于志得意满的他，未雨绸缪，专门让人在贵阳打制了三百副铁枷，准备在胜利之日，赠给定国文秀等人“无偿使用”！
8月18日，孙可望兵渡盘江，已渡过九年多和平岁月的云南，再一次在战争的刀锋下颤栗。
内战在即，被迫应战的永历帝，下诏“特加晋王得专征伐，赐尚方剑，便宜行事，挂招讨印，蜀王作副招讨”，速调云南四川之兵平叛！
为防王尚礼在昆明“添堵”，出兵前，李定国即将其所属部队，划拔到自己帐下听用。
做了“光杆司令”的王尚礼，疑事有变，将对孙可望的承诺，拋之脑后，自管自地跑到永昌府躲了起来。
9月15日，双方军队在曲靖的交水不期而遇，并分别驻扎下来。
孙可望的兵，扎营36座；李刘的兵，扎营3座。
即使力量如此悬殊，知道自已军事天赋不及李定国的孙可望，还准备玩一手阴的。
他派出张胜、马宝、武大定，带领一支轻骑兵，连夜操小路去袭击昆明，“非常热情”地准备给李刘增加点“后顾之忧”。
做完此事的孙可望同志，认为自己已考虑得万分周全，于是静下心来，只等战场上捷报频传。
他真的考虑周全吗？
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战争中，孙可望的确考虑到了方方面面，兵力、后勤、将领、阳谋、阴招，可谓滴水不漏。
但和世界上所有旳独裁者一样，自信过头的他，却忘了考虑一种最主要的因素。
这种因素，就是参战者作战的意愿。
对于原来大西的将领和士兵而言，即将在战场上相遇的，有多少人，是曾经朝夕与伴的兄弟及伙伴。和之刀枪相向，于心何忍？
对于后期加盟的将领和士兵而言，大家舍生忘死拥戴的，是自已的故国与故主，绝不是孙可望本人。
所以，从孙可望起兵的那一天起，统兵的白文选、马进忠、马宝、武大定等人，就通过各种途径，和李定国、刘文秀取得了联系，将孙可望的各项军事计划，一一告知。
而这一切，孙可望一无所知。（文*冇*人－冇…书－屋－Ｗ－Γ－Ｓ－Ｈ－Ｕ）
9月19日，决定双方命运的交水大战，在天刚蒙蒙亮时打响。
开战之初，定国这边的前锋李本高就因马失前蹄被杀。
在高岗上观战的孙可望，一见李定国军失利，马上令全军出动，趁胜出击！
见情势危急，白文选马上率五千铁骑，向马惟兴营中冲去。
马惟兴一见白文选杀回，马上也指挥军队，跟随其向孙可望的大营杀去。
这边李定国一见，马上也掉转马头，跟随两军冲锋。
在三支军队所到之处，孙可望的士兵也很配合，既不开弓，也不放箭，而是纷纷振臂高呼：“迎晋王！迎晋王！”。
孙可望的一个个大营，就以这样的方式，在不到两个时辰内，崩分离析。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整个战场一下变成了选举场，孙可望的士兵，用一种别样的方式，履行了自已神圣的选举权。
而支持他们投出庄严一票的，就是自己雪亮的眼睛和公正的内心。
目睹这一“不可思议”变化的孙可望，欲喊无声，欲哭无泪。
等他的大小脑，都恢复正常运转时，才意识到，眼下最紧要的事情，是————逃命！
他在一小撮亲信的护卫下，仓皇东窜，把他带来的十几万大军，统统交给李定国去“和平整编”。
但对他失败的人生而言，痛苦才刚刚开始！
在他率着残兵路过安顺时，驻防在这里的马进忠，不仅连迎进去歇歇脚的人情都不给，反而派出一支军队，将他本来就所剩不多的护卫，又“收”去不少。
而就在孙可望同志兵败如山倒的同时，偷袭昆明的张胜、马宝、武大定的军队，也在昆明城边上演了一幕与交水“大同小异”的故事。
主角张胜同志袭城不成，却被配角马宝、武大定同志袭而擒之，并作为两人的“反正凭证”，献与永历帝。
几天以后，一脸凄凉，一身疲惫的孙可望，终于回到了起兵前的贵阳。尾随而至的，还有刘文秀追来的数万军队。
但这个他经营了几年的家园，也没有给他一丝的“温暖”。
坚决要与他划清界限的贵阳镇守冯双礼，在文秀大军末至的情况下，就大力营造恐怖气氛，搞得贵阳风声鹤唳，一日三惊。
早己草木皆兵的孙可望，实在受不了如此接二连三地打击，趁着神经尚未崩溃，他带着妻儿老小和部分铁杆共四百多人，从贵阳东门逃出。
一路上在经过新添卫、偏桥、镇远、平溪、沅州时，各地都深沟高垒、城门紧闭，无情地把他这位昔日无比尊贵的“国主”，拒之于外。
只有个别“良心末泯”的守将，像打发乞丐一样，从城墙上吊下一些“吃食”，对他表示一下“怜悯和安慰”。
他的想法，本意是到湖南暂避一时，卷土重来。但这一厢情愿的计划，立刻被眼前惨酷的现实，无情扼杀。
下一步，路在何方？
世上的路有千条万条，但盘点下来，摆在他面前的，不过三条。
第一条：向历史上最勇于知错就改的廉颇老同志学习，跑回云南，玩一出“负荆请罪”的老把戏，请永历帝、定国老弟看在昔日的情份上，大发慈悲，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但他马上，就自我否决了这条路。
因为照着这条路走下去，永历帝、定国老弟虽然会在稠人广众中原谅自己，但随后，就是找一个隐蔽的处所，把自己“优侍”起来，并且一直“优侍”到生命的终结。
“毋自由，吾宁死”，深知自由可贵的孙可望同志，决不能因一时的糊涂，走到这条“生不如死”的路上来。
第二条：找一个“世外桃源”，隐居起来，从此与世隔绝，终老林泉，做一个新时代的“陶渊明”。
但这一条路，马上也被他在苦笑中否决了。
如果仅仅是自己一家人，走这条路，未尝不可。但自己身后却有400多号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有志之士”，可不愿意跟自已去当“农民隐士”。
作为他们的领头人，他必须对大家的命运前途，负责到底。
前两条路都走不通了，那剩下的最后一条路，就是投降。
投降到有杀父（义父张献忠）之仇，且与之打打杀杀了十年之久的“满鞑子”那里，出卖灵魂、出卖朋友。
但走这条路，富贵是可以重获的，生命是可以保障的，手下是可以交代的。
更关键的，是他斗败后的嫉妒、怒气、仇恨，都可以在未来的投降事业中，一一得到清算和发泄。
他歇斯底里地对部下涚：“今被李定国欺辱至此，故孤不惜剪掉头上的数根头发，降清以乞师，报这不共戴天之仇耳！”
在下了投降的决心后，他先派杨惺先，郑国光先到宝庆前线，与清朝湖南当局接洽。
招降纳叛是清朝做大做强、行之有效的传统手段，因此，在接到孙可望“投降要约”后，喜出望外的清湖南巡抚张长庚，马上派出李茹春、王平两总兵带兵“对接”。
而此时，逃到武冈的孙可望，前有武冈总兵杨武军的阻截，后有白文选军的追击，已到了无法脱身的地步。
幸亏李茹春、王平两总兵带兵赶来，才把命悬一线的孙可望一行，从死亡线上“有情有义”地拉回来。
冰火两重天
人生如登山，只要有高峰还在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