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的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拟挽歌辞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公元427年,陶渊明走完了他六十三年的生命历程(有关陶渊明的生年仍有待考证,因此此处的六十三年之说也有待考证),与世长辞。他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县和星子县交界处的面阳山脚下。如今陶渊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块碑石组成,正中楷书“晋征土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是清朝乾隆元年陶姓子孙所立。
………【第三十三篇 导生】………
王导(276年…339年),别名茂弘,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东晋初年的大臣,在东晋历仕晋元帝、晋明帝和晋成帝三代,是东晋*的奠基者之一。
少时概述
王导在少年时代就很有识量,陈留高士张公曾对他的从兄王敦说:“此儿容貌志气,将相之器也。”袭父爵,为即丘子。及长为司空刘寔所知,被任为东阁祭酒,迁秘书郎、太子舍人,不就。后参东海王司马越军事。
拥立元帝建立东晋
王导,生于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卒于晋成帝咸康五年(339年),字茂弘,晋朝琅砑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琅砑王氏,从太保王祥以来,一直是名门望族,王祥族孙王衍累任至司空、司徒、太尉,是朝中数一数二的人物。王导是王衍的族弟。王导的祖父王览,官光禄大夫;父亲王裁,任镇军司马。王导在少年时代就很有识量,陈留高士张公曾对他的从兄王敦说:此儿容貌志气不凡,是将相的才器。及长为司空刘蹇所知,被任为东阁祭酒,迁秘书郎、太子舍人,后参东海王司马越军事。
王导素和司马懿的曾孙、琅砑王司马睿友善。永嘉元年(307年),晋怀帝任命睿为安东将军,出镇建邺(后改建康,今南京)。王导相随南渡,任安东司马。他主动出谋划策,联合南北士族,拥立司马睿为帝(晋元帝),建立东晋*。王导官居宰辅,总揽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国政,从兄王敦都督江、扬六州军事,拥兵重镇,群从弟子布列显要。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王导出身中原著名士族,是老练的政治家,是东晋朝的实际创造者。元帝向来缺少才能和声望,在晋室中又是疏属,他能够取得帝位,主要靠王导的支持。元帝因此把王导比做自己的“萧何”,极为倚重。长江流域建立汉族*以后,有利于抵抗北方少数民族的侵入,经济和文化也逐渐发展。曾有晋墓砖铭赞道:
永嘉世,天下灾,
但江南,皆康平;
永嘉世,九州空,
余吴土,盛且丰;
永嘉世,九州荒,
余广州,平且康。
自东晋至陈亡的三百年间,南方经济上升,文化更是远远超过北方,这是东晋和南朝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首先创立东晋*的晋元帝和王导是有功的。
南北氏族绥抚新旧
王导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首先是“绥抚新旧”,也就是善于调剂新来的北方(中原)士族和旧居的南方(江东)士族之间的矛盾。东晋建国之前,正当八王混战,匈奴、羯起兵反西晋,黄河流域陷入大混乱的时候,中原一部分士族和民众渡江避乱。卫导曾劝司马睿选取北方名士百余人作属官,使他们有个安身之地。当时知名的有:以前颍川太守刁协为军咨祭酒,前东海太守王承、广凌相卞孜从事中郎,江宁令诸葛恢、历阳参军陈颧为行参军,前太守庾亮为西曹椽等。但有不少名士在开始的时候,对东晋的前途是怀疑和悲观的。例如,桓彝在初到时,看到司马睿势力单薄,很为担心,他对周颉说:“我因为中原多故,想到江南寻个安身立命之地,不料朝廷如此微弱,怎么办才好呢?”当王导和他纵谈形势以后,他的态度有了变化:“我见到了‘管仲’,不再忧虑了尸有一次诸名士在长江边一个亭上宴会,周颉叹气说:“风景一样好,可是抬眼只见长江,不见黄河。”在座的听了都哭了起来。王导正色劝导说:大家正应该出力辅助王室,恢复中原,何至于象“楚囚”一样相对哭泣!名士们听了都停哭认错。事实上王导并无恢复中原的意图,不过他能说这样的话来改变情绪,比起诸名士显得有见识。这批*士族在王导率领下逐渐趋于稳定。
西晋灭吴以后,南方士族被排斥,仕进很困难,当然不满意。王导想要在吴国境内建立以北方士族为骨干的东晋朝,联络南方土族便成为极其重要的事务。司马睿初到建康,南方士族都不理他。过了好久,还没有人来求见。王导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正好王敦来朝,王导对他说:“琅砑王仁德虽厚,名威尚轻,你的威风已振,应该有所匡助。”于是安排在三月初三上巳那天,让司马睿肩舆出巡,王敦、王导以及北方名士骑马随从。隆重的仪仗,威严的行列,使南方士族体会到司马睿可能就是北方士族拥戴出来的江东之主。于是“江南之望”的顾荣、纪瞻等都很惊惧,相率拜于道左。王导趁此对司马睿说:“古来想要成王霸之业的,莫不礼敬故老,虚心求教,以招揽贤俊,何况当前天下变乱,大业草创,更加急需人材!顾荣、贺循是南方士族的首领,如果这两人招来了,其余的人自然没有不来的。”司马睿使王导亲自去招顾、贺,二人应命来见,被分别任命为军司马和吴国内史。司马睿有一次对顾荣说:“寄人国土,时常怀惭。”荣跪对说:“王者以天下为家,殷商从耿迁毫,东周由镐及洛,古来如此,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从两人的问答语中可以窥知,双方已有某些合作的默契。从此,南方士族归附,成为东晋*的一个构成部分。
但是,在南北士族之间仍然界限分明,矛盾很深。北方的“亡官失守之士”“多居显位”,而南方士族,如贺循后任太常,纪瞻官居侍中,只是虚名具位,并无实权,难免使“吴人颇怨”。王导为了联络南方士族,常常学说吴语。以说洛阳话为正统的北方士族,曾讥讽他没有什么特长,只会说些吴语罢了。王导曾向南方士族陆玩请婚,陆玩推辞说:“小山上长不了大树,香草臭草不能放在一起,我不能开的例。”江南望族有两种,一为文化士族,一为武力强宗,前者较易笼络,后者难以驯服。义兴郡(今扛苏宜兴县)周圯就是江南最大的强宗之一。他因为受到北士经侮,准备起兵杀诸执政,以南士代北士。阴谋败露后,忧愤发病,死时嘱咐儿子周勰说:“我是被那些伧子(南人对北人的蔑称)气死的,你要为我报仇,才是我的儿子!”周勰秉承父志,谋起兵攻王导、刁协。先是假称奉其叔父从事中郎周札之命聚众数千,但周札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周勰惧不敢发。但周勰族兄周续聚众响应。司马睿拟发兵征讨,王导说:“少发兵不足平寇,多发兵则朝廷空虚,周续族弟周莛,忠义有谋,足可除续。”莛被派去后,果然用计杀掉周续。事平之后,朝廷任周札为吴兴太守,周莛为太子右卫率,对周勰则因周氏豪望,未敢穷追,抚之如旧。这就是说,王导当时为了争取南北士族之间的相对平衡,基本上是采取的忍让态度,并取得一定的成功。
王导调剂南北士族矛盾,争取相对平衡的关键,在于分别给他盯以经济利益。南方各级士族,自然就是各级地主,其中强宗大族,如吴郡顾氏、义兴郡周氏,都是拥有部曲的大地主,不允许北方士族侵犯他们的利益。与此同时,王导又实行“侨寄法”,即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侨州多至司、豫、兖、徐、青、并等六州,侨郡、侨县为数更是繁多。这种侨州郡县大都在丹阳、晋陵、广陵等县境内,形势上可以保卫建康。名义上是安置北方逃来的士族和民众,实际上是让北方士族凭借势力在寄居地继续剥削奴役逃亡民众,逼迫他们当奴隶或佃客,为自己创立新产业。颜之推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家谱。”这百家都是拥有部曲、佃客的北方士族。侨州、郡、县有大量的各级文武官职,当然是*士族的出路。侨寄法虽然是紊乱行政系统、加深人民苦难的恶劣制度,但对东晋*说来,却是安置*士族、缓和南北士族矛盾的重要措施。同时,对于一些地广人稀、荒凉贫瘠的地区,也起了一定的开垦繁:殖、发展经济的作用。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旧晋陵地广人稀,且少陂渠,田多恶秽,自淮北民众徙来之后,进行垦殖,又在晋陵内使张闾的创议下,于丹徒县东北三十里修建了一座新丰湖,增加灌溉之利,促进了这个地区农业经济的繁荣发展。
维系伦纪义固君臣
王导在政治上的另一项措施是“维系伦纪,义固君臣”,也就是调剂王氏势力和司马氏势力的矛盾。大兴元年(318年),晋元帝即位受百官朝贺时,再三请王导同坐御床受贺,王导再三辞让不敢当。原来晋元帝除了姓司马以外,其他任何实力是没有的。他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军事上完全依靠王敦,重要官职多被王氏占有。作为一个开国皇帝,要请一个大臣同坐受贺,可以想见司马氏的微弱了。
晋元帝登帝位以后,不满意王氏的骄横,想削弱王氏势力。他引用善于逢迎的刘隗、酗酒放肆的刁协作心腹,并且暗中作军事布置,释放扬州地区内沦落为僮客的北方流民,把他们组成军队,任命南方士族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兖、豫等六州军事;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等四州军事,各率万人,分驻合肥、淮阴,名义上是北讨石勒,实际上是对付王敦。王导因此被疏远,但他仍能保持常态,不作计较,说明他胸有成府。王敦本来是个野心家,乘机以反对刘隗、刁协,替王导诉冤为借口,于永昌元年(322年)自武昌举兵,攻入建康,杀了戴渊、周颤、刁协,刘隗逃奔石勒。王导认为佞臣扰乱朝纲,同意王敦来“清君侧”,但当这些人被杀逐以后,帝室势力退缩回去,王敦还想进一步篡夺*,王导便表示坚决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