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亡。”此文集编成于何时，不可考。称王献之为“金紫光禄大夫”有误。考本传，献之因其女神爱为晋安帝皇后，被追赠为侍中、特进、光禄大夫、太宰，未加金紫（金章紫绶）之荣。可断定必非其子孙所编。全集既有十卷之多，则除了片段书信等杂帖以外，还应有奏章及与同僚的完整书信等，惜均已散失。
和王羲之集一样，王献之文集的散佚，大约前后经历两次，一次是梁元帝萧绎承圣三年（544年）西魏军队攻破江陵，元帝以为读书无用，放火烧了收集的图书（包括二王文集及书帖）十四万余卷。然而王献之文集或书帖，仍有收藏于会稽、建康一带的，经陈、隋两代收集，达十卷之多。另一次是唐武德五年（622年），李世民派人运观文殿、妙楷台、宝迹台的藏书去长安，在三门底柱沉船漂没。《隋书·经籍志》下注曰“亡”，说明王献之集全沉于黄河中，因此《新唐书·艺文志》未见著录。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太宗下令收二王书，只说得到大王（羲之）书（法）218卷，而未提得到小王（献之）书（法）。
但是，王献之尚有遗文（以帖为主）藏于民间。《二王等书录》即称“二王书中，多有伪迹，好事所蓄，尤宜精审”。最早著录王献之文（无诗）的是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十，题为《大令书语》，计十六条，其中最短的只有二字：“如省”。宋刻《淳化阁帖》收有《相迎帖》等76帖，所收最多。
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在《王献之集题词》中说：“法书简帖，间有伪书。翰墨足传，字贵尺壁。大文绝少，独表明安石（谢安），言得其平。”此集共收书二、疏一、表一、墓志一（《保母志》）、诗二（《桃叶歌》二首）、杂帖八十七（其中《辞中书令》，《全晋文》作《辞中书令与州将书》。考此官尊贵，即使辞官，也应向皇帝辞，不能向州将辞，疑非献之作。又，《保母志》，后人也有疑为伪作的）。严可均辑《全晋文》收书、疏、墓志与《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同，惟多《进书诀表》，杂帖为85条，剔出了王羲之帖误收入王献之集的几条。
王献之在诸兄弟中，宦情最为淡薄。《世说新语·品藻》记述：“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赏《高士传》人及《赞》，子敬赏‘井丹高洁’，子猷云：‘未若长卿慢世。’”献之赞赏的井丹，《高士传》中对此人的《赞》语是“井丹高洁，不慕荣贵”。长卿即司马相如，《赞》语是‘长卿慢世，越礼自放’。献之欣赏井丹的不慕荣贵。献之为宦多年，从不计较官品的高低，也不孜孜营求*。他不以从政为要务，一生执著于书艺的进境，自信而高傲。谢安曾问献之，其书法与父亲羲之比，谁的更好。献之含蓄地表明，自己的成就并不比父亲差。谢安说，人家并不那样看呢。献之回答，普通人哪懂得这个。
王献之的高傲近乎狂妄。在吴郡，大族顾辟疆家有个花园很出名，他不认识花园主人，却坐着小轿子入园游历了一番。主人正在宴客，献之旁若无人，视而不见。主人大怒，说：对主人傲慢，不礼貌；凭着门第高贵，对士人摆架子，是不讲道义。不具备这两者，简直是个为人所不齿的“伧”。命令手下人把献之的从人赶了出去，让他自己留在轿子上。（事见《世说新语·简傲》。）过了一段时间，献之不见从人回来，便要求主人把自己连轿子送到门外，还表现出“怡然不屑”。王献之聪明、稳重、沉着，又自恃门第高贵，恃才傲物。这种性格，不适宜为官，然而却使其艺术个性得到充分的张扬，最终成为一代书法大师。
献之居丧期间，为求安静，在郡城南三十里云门山中置了一所宅第（王献之宅在云门山，最早的记载应是唐代杜甫的《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若耶溪，云门寺，吾独何为在泥滓？青鞋布袜从此始。”赵宋《嘉泰会稽志》载：“淳化寺（宋时的名称）在县南三十里，中书令王子敬所居也。义熙三年，有五色祥云现，安帝诏建云门寺。”唐诗人严维《送鲍侍御宿云门》开头一句便是：“中令（献之曾任中书令）遗踪在”。僧灵一《招皇甫冉游云门寺》诗中也提到此事：“春山子敬宅，古木谢敷家”。与妻子郗氏安宁度日。这时，王彪之以镇军将军、加散骑常侍任会稽内史，已经六七年（《晋书·王彪之传》：“以王彪之为镇军将军、会稽内史、加散骑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敛迹。”后于哀帝兴宁三年（三六五年）初被免职。逆推王彪之任会稽内史当为升平二年至兴宁三年（358年…365年）间事。其前任为江，江的前任为王羲之。）。彪之从尚书仆射改任地方官，会稽王司马昱非常信任他，献之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守丧、奉母、读书、习字。
哀帝司马丕兴宁二年（3*年）初，服丧期满，王献之仍回到州主簿任上。兴宁三年二月，哀帝卒，因为无子，奉皇太后诏，立其弟琅邪王司马奕为帝（后被桓温所废，史称海西公）。辅政的会稽王司马昱改封为琅邪王。此时，王彪之因为得罪了大司马桓温，被免职下狱，司马昱便借新皇帝即位、大赦天下的机会，免彪之罪，降职为尚书，调到建康。十二月升任尚书仆射。王彪之升任尚书仆射时，设法将王献之调到朝中，转任秘书郎。这时，王导的长子王悦、次子王恬、三子王洽、四子王协都已去世，献之的堂弟王珉尚在建康，于是献之便住进乌衣巷大宅中。
珉都善书法，秘书郎本无多少秘阁书籍可校，献之得以日夕与两位堂弟切磋书艺。
第二年，改元“太和”。王献之由秘书郎升秘书丞，其准确时间难以考出，大致在太和元年、二年（366年、367年）前后。这是因为，秘书郎虽然定例设置四员，但因为是清要之官，任此官容易升迁，所以名门子弟不出仕则已，一出仕就争着以秘书郎为起家官。所以，一般此官任职不长即可升迁，以便空出缺来，递补他人。王献之任此职的时间必然不会太长。
秘书丞和秘书郎同为六品官。秘书监（三品）下面只设一员秘书丞处理日常政务，比起秘书郎来，其任期较长而且相对稳定。
此时，北方新兴的前秦正在逐次侵占前燕的疆土，东晋大司马桓温的部下，只偶而在南阳郡与投降前燕的赵亿有些小冲突。前燕自慕容恪死去，已无力南下淮河一带骚扰。桓温虽然有取代晋室皇帝的野心，却还没有把一切布置就绪，未敢妄动，因此江左一带政局相对平静。
王献之主要事迹
一、政治生涯
曾经担任过州主簿、秘书郎、秘书丞、长史、吴兴太守等官职；成为简文帝驸马后，又升任中书令（相当于宰相）。但政绩一般，远不如他的书名显赫。故人称“大令”。
他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如何教养后代成长。他自已一生为后代着出了榜样！这是王献之一生政治生涯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他最伟大的业绩。
二、艺术的发展
他一生的艺术不守旧，而是与父不同，且字身喜带长形，这就是他的成就、也是有别于他的父亲。
他家学渊源、学习勤奋是不可少的。其诗文书法、为东晋后起之秀、他的成功实在是不偶然。
他的发展有他的辉煌！他写的草下笔熟练、润秀、飞舞风流、不亚于他的父亲父子称二王。
王献之自小跟随父亲练习书法，胸有大志，后期兼取张芝，别为一体。他以行书和草书闻名，但是楷书和隶书亦有深厚功底。由于唐太宗并不十分欣赏其作品，使得他的作品未像其父作品那样有大量留存。传世名作《洛神赋十三行》又称“玉版十三行”。
王献之的书法艺术，主要是继承家法，但又不墨守成规，而是另有所突破。在他的传世书法作品中，不难看出他对家学的承传及自己另辟蹊径的踪迹。前人评论王献之的书法为“丹穴凰舞，清泉龙跃。精密渊巧，出于神智”。他的用笔，从“内拓”转为“外拓”。
他的草书，更是为人称道。俞焯曾说：“草书自汉张芝而下，妙人神品者，官奴一人而已。”他的传世草书墨宝有《鸭头丸帖》、《中秋帖》等，皆为唐摹本，他的《鸭头丸帖》，行草，共十五字，绢本。清代吴其贞在《书画记》里对此帖推崇备至，认为：“（此帖）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他的《中秋帖》行草，共二十二字，神采如新，片羽吉光，世所罕见。清朝乾隆皇帝将它收入《三希帖》，视为“国宝”。他还创造了“一笔书”，变其父上下不相连之草为相连之草，往往一笔连贯数字，由于其书法豪迈气势宏伟，故为世人所重。
王献之学书和他的父亲一样，不局限于学一门一体，而是穷通各家。所以能在“兼众家之长，集诸体之美”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终于取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书迹有宋米芾临的《中秋帖》等。
王献之是魏晋书家群体中的一位巨子。父亲王羲之的悉心的传授和指导，使他奠定了坚实的笔法基础。由于他是魏晋名家中晚出的一位，客观上为他提供了博采众家之长、兼善诸体之美的机遇，赢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和声望。
三、婚姻
王献之一生中有两位正妻。一位是他的表姐郗道茂；一位是东晋简文帝的女儿新安公主司马道褔。另外，王献之与其妾桃叶的故事历来是民间传说中热门的话题，据说他曾作《桃叶歌》以送佳人。
原配郗道茂
郗道茂与王献之青梅竹马，相识相知。“东床快婿”王羲之娶的妻子就是郗鉴的女儿，也就是郗道茂的亲姑姑。王羲之不仅与郗昙姻亲关系紧密，而且交情深挚，有书记载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当年是赠给郗昙做殉葬品，后因战乱被军阀掘墓盗出。郗道茂到婚嫁年龄，王羲之便替七子王献之向郗家提亲。王羲之和郗昙均是公元361年离世，而王献之的母亲于早前也已去世。当时两人成婚不久，面对至亲故去的接二连三打击，两人相互扶持，共济患难。郗道茂和王献之少年夫妻，情真意重，志趣相投。王献之虽然一生宦途顺利，但其人狂傲不羁，宦情淡泊，热衷于书画艺术，钟情碧水秀山之间，郗道茂一直相伴左右，夫唱妇随，两情洽洽。郗道茂与王献之生有一女，名玉润，不久夭折，后无所出。
续娶新安公主
王献之风流蕴藉，乃一时之冠，新安公主仰慕已久，便离婚要求皇帝把她嫁给王献之。皇帝下旨让王献之休掉郗道茂，再娶新安公主。王献之深爱郗道茂，为拒婚用艾草烧伤自己双脚，后半生常年患足疾，行动不便。即便如此仍无济于事，王献之只能忍痛休了郗道茂。郗道茂父亲已死，离婚后只好投奔伯父郗愔篱下，再未他嫁，生活凄凉，郁郁而终。
据《晋书》，王献之离婚后曾写信与郗道茂，有记载的内容如下：“虽奉对积年，可以为尽日之欢，常苦不尽触类之畅。方欲与姊极当年之足，以之偕老，岂谓乖别至此！诸怀怅塞实深，当复何由日夕见姊耶？俯仰悲咽，实无已无已，惟当绝气耳！”王献之对道茂一直心怀愧疚，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