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落难朋友贵如宝。在汤恩伯的问题上，毛人凤似乎是做到了。
他不顾舆论汹汹，多次在公开场合声明：“汤对党国、对领袖的忠诚无可怀疑，检举陈仪通共谋降就是明证，这事，我和毛森同志可以作证。”又说：
“京、沪、杭失守，罪魁祸首是李宗仁，还有张治中，汤有过失，主观上是竭尽全力的。”当有关部门调查私运金银一事，毛人凤主动作证担保，“决无此事”，因为抢运工作，保密局自始至终都参加了，“要不是汤将军尽其努力，撤出这么多物资和金银来台湾，我们哪来今天反攻大陆的物质基础？”类似的话，毛人凤还在蒋介石和蒋经国面前陈述多次，终于使汤恩伯免遭“罪臣”之惩。
毛人风为汤恩伯解难，明里是感于同宗同脉，未忘戴笠时期缔结的袍泽之谊。①暗里，确实也有同病相怜的心态在起作用，他看到汤恩伯的“英雄末路”，难免会触动“老臣暮年”的通感，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他谋事的老道，确信汤恩伯绝非第二个陈仪，只要老蒋不置汤于死地，其他人的非难算不了什么。事实证明，毛人凤的判断一点都没错，蒋介石最后还是采取了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宽容态度，未把汤列入“整肃”范围。所以，当回忆起这场死里逃生的劫难时，汤恩伯口口声声说，不忘人凤的援手之情。
①当年，戴笠为铸成大气候，曾与胡宗甫、汤恩伯结盟，号称“三王”集团。胡宗南是“西北王”，汤恩伯是“中原王”，戴笠是“特工王”。
“西北王”一落千丈
“整肃”时期，胡宗南的境遇并不比汤黑子舒坦，一开头便露凶兆。“监察院”46个监察委员联名对胡宗南提出弹劾，案由是：“胡宗南丧师失地，贻误军国，依法提出弹劾，以肃纪纲，而振军威”。要论失职罪错，胡比汤有过之而无不及，从1949年5月算起：先是不战而弃西安；二是不愿配合青、宁、甘的“马家军”反攻咸阳，致使关中尽失；三是不撤兰州，丢弃陕南，整个大西北不保；四是退守四川，不坚守职责，先逃往海南，丢失大西南；五是“重以在西昌之措施，适足以促西昌之速亡。”全部概括起来，也就是胡宗南从丢失大西北到丢失大西南，直至“党国”在大陆的最后一块地盘（即西昌），真可谓：半壁江山尽毁其手，实在是罪责重大！因此，监察院发难弹劾，除了李宗仁为第一号弹劾案外，第二号就是胡宗南了。
另外，还有一点十分相像，那就是老蒋对胡宗南的失望。1949年12月，老蒋离开成都前，曾三次找胡宗南谈话，暗示他做出个杀身成仁的榜样，好歹给黄埔同辈们争个脸（此时，汤恩伯丢失厦门，擅自逃命，已辜负了老蒋的期望）。胡宗南当面信誓旦旦，向老蒋保证与西南共存亡，谁知节骨眼上怜惜起性命来，悄悄地钻入飞机逃往海南。相比之下，倒是王陵基这帮杂牌，在胡宗南“离开”后，又坚持了一个星期。
汤恩伯、胡宗南本是老蒋最信用的部属，关键时刻比不上刘汝明、王陵基，这颗苦果叫老蒋怎生下咽！失望之极便生出了愤怒，一道手谕下往海口，不许胡宗南回台湾，只能去西昌，无论如何死守三个月，否则就无需相见。
按照当时的战况，四川一丢，西康不保，死守三个月简直如天方夜谭！因此，谁都以为，老蒋的做法是惩罚胡宗南，是以送死来惩罚其怕死，由此可见老蒋愤怒的程度。然而，天不灭曹自有路，胡宗南竟然不可思议地坚持到了三个月，最后一天，许多事前为胡宗南捏把汗的同道袍友们（其间也包括毛人凤），开始向老头子说情，呈请同意派飞机接胡宗南回台湾。老蒋阴沉着脸半晌不语。于是大家又变换方式，说飞机已备好，总统没有特别的关照，就起飞了。老蒋仍没有言语，但从缓和下来的面色看，是默许了。就这样，胡宗南侥幸走出死局。当接他的飞机离开数小时后，解放军攻进了西昌。
胡宗南逃出西昌，先飞海南，躲在海口不敢回台湾，捱到4月初，眼看海南朝不保夕，才硬起头皮飞回台湾，第一站到台南，住了一夜，第二天飞台北，大受冷遇，刚“复职”总统的蒋介石不见，“行政院长”陈诚也不接见，胡宗南想想无趣，带着老婆叶霞翟和儿子跑到东部的花莲窝了下来。没多久，大整肃开始，胡宗南从花莲返转台北，借住锦州街汤恩伯家，一对难兄难弟，愁眉相视，不得不四处走门子、托关系，少下了要踏毛公馆的门槛。
毛人凤不支不吾，爽快地答应帮忙，还拖上俞济时，全力向老蒋游说，说得蒋介石重新惦记起宝贝门生，同意不予追究。剩下来的46个监察委员怎么对付呢？最好的办法当然莫过于让他们自动撤回弹劾案了。为此，毛人凤联络上胡宗南的同窗同僚，分头说服监察院大佬，结果人家不买帐，迫不得已再另起炉灶，打出“民意”对“民意”的旗帜，重新发动“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使尽浑身解数，纠集了30多人，号称108人，联名上书，替胡宗南粉饰，终于把声势扳了过来。随后，由“国防部军法处”出面对弹胡案进行“司法询查”，被证询者有的是胡宗南的旧属同僚，有的经毛人凤招呼在先，大多提供了于胡有利的证词，“国防部军法处”最后作出了“应予不付军法会审”的结论。
斗转星移
胡宗南逃过了一劫，不久便被任命为大陈岛“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这一天他去毛公馆辞行，不知怎的，毛人风回忆起了抗战初期胡宗南到重庆的往事，顿生感慨。当时，戴笠正巧外出，分管总务的沈醉请示如何招待？
毛人凤不加思索地说：“你尽管按对待老板一样的规格去招待好了。”那一副小心翼翼，唯恐闪失的巴结模样，至今想来，依然历历在目。然而，十年风云，天旋地转，当年视为巨擘的胡长官，一夜之间，桂冠落地，“西北王”居然成了指挥海盗、流寇的“土匪头子”，真可谓：得之如登，失之如崩。
时乎？运乎？毛人凤不堪细想。
向影心知道胡宗南是特殊的朋友，有意将饯行宴准备得十分精心。偏偏主人与客人胃口不佳，谈的话题也不着边际。因为毛人凤确实说不出仕途发达，再造辉煌之类的恭维话，落在这里，对客人无疑是个刺激。反过来，怜悯、抱怨、同情的意思也不宜渲染。常言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胡宗南人在泥里，气在云端，仍不乏“英雄”气概。最后还是胡宗南说起戴笠的周年，道出一通肺腑之言。当时，他正从西昌跑到海南，惶惶无可安宁，没有烧纸祭奠，直到前几天，才定下心来为雨农默祷，忽觉英雄与粪土咫尺天涯，轰轰烈烈也罢，百析不挠也罢，晚节失风终为遗憾，想想还是雨农兄了断得麻利，没有膛偏时背运的浑水，盖棺立论已成定局。眼下，年华迟暮，新人辈出，即使粉身碎骨，也难有出头之日。环顾同辈故旧，人凤兄难得硕果仅存，万望珍惜，莫蹈覆辙。胡宗南说完，连饮三杯，告别而去。那一番字字如“金”的言语，回肠荡气，一直在毛入凤的脑际萦绕。
这些天来，毛人凤总觉得心底里埋着一种若有所失、削弱自信的东西，起初以为是大局吃紧，岌岌可危所致，但比及西南的动荡、成都的涉险，似乎不至于今不如昔。接着目睹旧人一个个落为罪臣，牵出几多物伤同类的感怀，心境大起波澜，但缓过神来细想，又觉得不幸之有幸，上有总统的信任，陈长官（指陈诚）的支持，旁有俞济时等老友为奥援，今日阿毛位呈上升之势，理该庆幸，何必自扰呢？继而又想起戴笠殉难前的情景，因患于功高震主的气势，差一点落到了墙塌众人推的地步，是不是盛极必衰，高处不胜寒呢？毛人凤记得有一句古训云：木秀于林，风必吹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诽之。琢磨良久，深以为谨慎容忍的可贵。后来苦干身心劳累，觉得体弱多优虑，也是一个原因。总之，想得很多，都没点中要害，直到今日恭听胡宗南一席话，才幡然醒悟：心病其实是困在“晚节”一脉上。
1949年7月，老蒋曾在高雄主持过一个秘密会议，会议决定对“党国”特工系统进行重大调整，建立“政治行动委员会”，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当时决定将“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办公地点设在台北市圆山，蒋介石指定唐纵为召集人，同时又命周至柔当主任委员，委员有蒋经国、郑介民、毛人凤、张镇、叶秀峰、毛森、陶一珊、彭孟缉等人。郑介民代表国防部二厅系统，毛人凤代表保密局，张镇代表宪兵特高系统，叶秀峰代表中统，毛森、陶一珊代表警（察）、保（安）、稽（查），彭孟缉代表台湾警备司令部。
“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建立，在毛人凤看来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其一，表示特工系统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乃至与军队、党务并称为蒋介石的三大支柱。其二，显示了蒋经国对特工系统的领导作用。名义上，唐纵为召集人，周至柔为主任委员，其实掌握特工活动的重心，还是在“总裁办公室”，蒋经国是“总裁办公室”的主任，事实上大权在握。其三，突出了毛人凤在待工系统的地位。首先在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构成中，加强了老军统的力量，毛人凤、毛森、陶一珊占有三席；另外，毛人凤作为“总裁办公室”的要员，位居一人（蒋经国）之下，众人（政治行动委员会委员）之上。这一切，日后都成了毛人凤出入头地的资本。
然而，事过半年，又生变故。“政治行动委员会”宣布撤销，由“总统府资料室”取代，蒋经国任资料室主任，名正言顺地篡取了特工系统的领导权。显然，以特工系统为发端，老头子加快了向蒋经国时代过渡的步伐。这对毛人凤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从一开始，毛人凤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引发的危机，后来亲历了整肃运动的全过程，从旧臣落魄中勾联出同病相怜的感伤，虽有触及，却不深刻，心底里的“空洞”仍旧无法填补，直到胡宗南的现身说法，振聋发喷般地提出了“晚节问题”，毛人凤才顿悟道，身处于新老交替的转折时期，选择好政治定位是何等的重要！
不怕做不了，就怕想不到。入岛以来，毛人凤第一次开始全面地反省自己的行为和观念，觉得及时适应和跟上即将到来的后蒋介石时代刻不容缓，否则就要在新旧矛盾的冲突中惨遭淘汰。为此，他分析了现状：精干专业，富有经验是自己的长处；老臣居位，有碍新进是自己的短处。如何扬长避短，关键在于审时致用，无碍主流，而当务之急是必须重新反省与蒋经国的关系。
客观上看，由于启用新人无可逆转，自己不可能成为小蒋的亲信股肱；另一方面，新进锐取，需要者臣“谋国”，凭藉过去与小蒋良好的共事关系，做到这一点并非难事。主观上看，仅仅停留于取信老蒋，万事无忧的观念似嫌陈旧，而应把老蒋与小蒋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想到这里，毛人凤忽然觉得自己像一艘行走在礁石丛里的小舟，处处有暗流，时时遇危险，必须加倍小心，十分睿智，才能渡过险滩，抵达平川，忐忑之际，不由地又想起了“沙蟹哲学”。
迎接“反攻”
1950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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