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说起来该是写论文年份了，自然不能不多翻点书。一翻书，就来了问题。譬如《明史》，打开《庄烈帝本纪》看不到三行：“八月熹宗疾大渐，召王入受遗命，丁巳即皇帝位。……”这丁巳是初几？十几？或竟是二十几？不知道！只好搁在心里纳闷，想：“学历史的又不是八字先生，哪里记得这么多丁巳？”
老师到底是有用处的，张西山先生教我们史学方法，这天谈到年月日问题，我睁大了眼睛看他变戏法，看怎么一来丁巳就已变了初三！他一声不响的检出一部书来，乖乖！就是那本我研究半天看不懂的有字天书——《中西回史日历》。三言两语的一点拨，我全懂了，敢情是这么一回事。我觉得作这书的人真伟大，造福于学史者真像大海里给了个指南针。从此以后：“新会陈垣”四个字深深印到了我脑中，我还记得他的书斋号作“励耘书屋”，这是刻在这书的右下角的。
离济南前，西山师告诉我到北平后最好去拜见援庵先生：“不过他架子大，不容易见到。”
我却没有去请见，可是我对他的钦仰更加深了。我见到了他著作书目的一部分，一部部全是结结实实的惹不起。我只挑着买了两本小书，一本《史讳举例》，一本校勘《元典章》后归纳写成的校书错误举例（原名忘了）。同时将他所有在北大开的课全旁听了。
这是位不长不矮，胖胖的典型身材，方方大大的脸，高高阔阔的前额，一付黑边老花眼镜，平常是不大戴的，每次讲课时，总是临时从怀里掏出来戴上，而最引人注意的是那两撇浓浓的八字胡，这八字胡带来了无限威棱。经常的穿着件黑马褂，长袍。
他在课上将二十五史从头的一一介绍，把所有有关的事件告诉我们，而尤其注意前人的错误。在他眼里，前人的错误不知怎么这么多，就像他是一架显微镜，没有一点纤尘逃得过他的眼睛。不，他竟是一架特制的显微镜，专挑错误的。他归纳了一个时常提到的结论：“著书要提笔三行不出错才行。”而在他的讲授中，我们发现三行不出错的著作竟然很少！
他的嘴相当利害，对于有错误的学者批评得一点也不留情。可是他实在已经是十分克制自己了。常对大学说：“还是不说吧，免得又得罪了人。”他对于他的同乡，梁任公先生，就是不大满意的。任公晚年颇以治史自期，但他雄才大略则有余，写出来的东西，每每是自恃才气，凭着记忆写下去，粗疏是不免的，这在援庵先生看来，不免有点不合式。他也常讲批评人是求止于至善，不一定批评者就比被批评者强。他举《东塾读书记》的骂崔东壁，说：“休因东塾讥东壁，便谓南强胜北强！”
援庵先生同时也非常幽默。当时学生运动闹得正凶，民族解放先锋队（*党外围组织）极见长的一种本事是油印一种小型传单，字迹小得几乎像蝇头，散得到处都是。这天上他的课，讲桌上，椅子上，散了不少。他如常的踏着方步进来，如常的安祥坐下，然后如常的慢腾腾的戴上那付老花眼镜，从从容容郑郑重重像披阅一件公事似的将那纸片捡起来，看了一眼，看不清，放下那纸，慢慢的说道：“这一定是年轻人干的！”全课堂的学生本就聚精会神在注意他的动作和期待他读传单的反应，听了这话，哄堂大笑。
又有一次，在研讨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时，讲到第二篇序的作者“宝山李保泰”（第一篇序是嘉定钱大昕作的）。他说这应该是当时一位有地位的学者，但他多少年来注意考查这位李先生事迹，却除了这篇序外得不到半点材料。有一次，琉璃厂的书商，拿了张拓片到他那里请教他。（他是北平著名的权威学者，当然不断的托书商搜罗典籍。而书商得到了一些不经见的图书，无从估定其价值，也不能不去他那里请求评定，可是如果经他一品评为珍品，那价钱可就要辣了）。他一眼就看到篇末仿佛凸出来似的有着“李保泰”三字，心中大喜，可是脸上却不动声色，淡淡的翻了翻，缓缓的说道：“不值什么！”那书商大失所望，拿回去又没用，求着他用*价收了。他绘声绘影的说完这故事，大笑，得意得很。
他论到清代三部史学名著：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认为钱著最精，王著次之，而赵著最差。所以就将赵著作为研究的对象，专开一门课，逐字逐句的审查，寻找里面的错误。这一课虽以一书为中心，但牵涉的方面极多，尤其廿四史，翻了又翻，互相对证，有时发现不但赵瓯北错了，甚至连原书都错了，所以趣味浓厚得很。但他只注意客观的史实考订，而将所有主观的史论部分略了过去。也许是他本身在政治上受过刺激吧，每当讲到史书中“再受禅依样画葫芦”之类的地方，常常感慨系之的说：“所以政治没有意思啊！今天是这样说法，明天又是正相反的那样说法！”
不过这并不是他不注意国家兴废。当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北平的空气恶劣得很，“华北国”在酝酿之中，大家都烦闷而不安，朝阳门外日本兵打靶的枪声“突突突突！”的直送入大红楼课室中来，我们要求他对时局作一个指示。他沉沉的说道：“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的。北平市商会主席到日本去观光，人家特别派了几位商业上的领袖人物来招待，倾谈之下，我们的商人什么都不明白，连谈话的资格都不够，像这样凭什么去和人竞争？凭什么能使人尊重？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就着各人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的军人要比人家的军人好，我们的商人要比人家商人好，我们的学生要比人家的学生好。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在这上面，他的的确确做到了报国的地步了，在他所干的部门内，不但压倒了日本人，而且赢得日本学者的衷怀钦服。
北平陷后，我曾去看他，他说：“迟早还是得走！”一转眼已是五年半了，他为着职务（辅仁校长）的关系，始终留在北平维持这最后一所大学。我今夜诚心的遥祝他健康，永远保持着那超然的健斗！
………【第四十六章 记郁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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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睹郁达夫、王映霞夫妇风采，是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第一次会见鲁迅先生的宴会上。那次《自由谈》黎烈文请客，一来约请经常写稿的人岁首欢聚，随意闲谈，二则就为郁达夫夫妇饯行。那时达夫先生已经移家杭州，住在大家路场官弄，但一九三四年元旦他们是在上海度过的，当天下午打算遄返杭州，再有一个多月，便是阴历年底，家家户户，已在准备过甲戌春节了。
我和许多青年一样，读过名震一时的《沉沦》，不过说实在话，自己并不十分爱读这部书，我爱读的是达夫先生的散文，特别是游记，稍后——一九三四年六月的《屐痕处处》，一见书名便使我喜欢。再就是他的旧诗，《钓台题壁》不必说了，“九一八”后，报刊上陆续发表他的一些感时诗，情意真切，使我十分心折。例如《青岛杂事诗》第一首：
万斛涛头一岛青，
正因死士义田横。
而今刘豫称齐帝，
唱破家山饰太平。
悲愤忧郁，一枝笔横扫敌、伪、顽三个方面，诗人的爱国情杯也有所表达。寥寥数语，深入肌理。因此我喜欢他的游记和旧体诗，甚于他的小说。不过我们的读书会里有个同事，却是“郁达夫迷”，一部《沉沦》不知读了多少遍，凡是达夫文章，片纸只字，他都背得滚瓜烂熟。郁达夫追求王映霞，虽然报上登过消息，但详细情节却是他告诉我的。我对这类恋爱故事不感兴趣。不过新闻人物，近在眼前，自然也不能视若无睹了，好在客人尚未到齐，正有时间让我一面聊天，一面对他们细细端详。
达夫先生大概还不满四十岁吧，看去比较清癯，头发丛长，眼睛又细又小，额部稍窄，双颊瘦削，穿一件青灰色袍子，态度潇洒，很有点名士风流的气派。映霞女士比他年轻得多，体态匀称，真所谓增之一分则太肥，减之一分则太瘦，两眼灼灼有神。不知怎的，我总觉得与其说她长得美，不如说她长得有风度，是一个举止大方、行动不凡的女人。难怪达夫先生一见倾心，如醉似痴，颠倒至于发狂的地步。我见到他们的时候，这对夫妇正过着婚后最幸福的生活，你怜我爱，形影不离。
除主人黎烈文外，这时到席的已有郁达夫、王映霞夫妇、鲁迅、阿英和我，我们一面闲聊，一面等待。映霞女士很少说话。接着而来的是胡风、徐懋庸、陈子展、曹聚仁诸先生。最后到达的是林语堂、瘳翠凤夫妇。她们似乎早已熟识，王映霞找到了谈话对象，虽然没有懈怠同席的人，却更多地去同林夫人瘳翠凤低语，窃窃地谈着似乎只属于女人们的私房话了。
那天鲁迅先生兴致很好，说话不少，其次是郁达夫和陈子展两先生，不过谈得最多的还是林语堂。中外古今，滔滔不绝。古益轩是湖南采馆，当时上海请客，喝的一般都是黄酒。主人要菜馆准备了上好的绍兴酒，殷勤劝客，达夫先生喝得多了一点，王映霞频频以目止之，没有收效，她便直接阻拦主人，说达夫近来身体不好，听从医生嘱咐，不能过饮。主人自然从命，达夫先生面露不愉之色。陈子展从旁打趣说：
“到底是医生的命令，还是太太的命令呢？”
达夫苦笑了。王映霞讲了一个故事，她说婚后不久，有一段时间他们住在静安寺附近嘉禾里，寒冬十二月的一天，有个朋友约达夫去浴室洗澡，洗完同去吃饭，直到午夜不见回来。映霸通宵没有合眼。天刚黎明，听到紧急的叩门声，一个阳生人扶着满身冰雪的达夫*屋内，原来他醉倒在嘉禾里街口上，拥着冰雪睡了半夜，一件皮袍子冻成了毡块。王映霞从此立下“禁令”：凡是约郁达夫出去吃饭或喝酒，必须负责将他伴送回家，如果没有人保证的话，就不许他出门。
这是真的。后来达夫先生多次由杭来沪，都由王映霞偕同，即使这样，他有时也要设法躲开映霞，偷偷地找朋友上酒店去。酒成了他们最初发生裂痕的原因之一。我也和他一起上过酒店，但我不会喝酒，只能陪着他聊天，吃花生米，他说这是罚我受苦刑，我说听他谈话是一种乐趣，这样的苦刑受起来心甘情愿。但我毕竟够不上做他的酒友，慢慢地，他就只找能喝酒的人，不来找我了。
达夫先生学贯中西，听他谈话确是一种享受，他讲外国文学，从希腊、罗马一直谈到近代，渊博精辟，时有独到之见。我简直插不上嘴。其时我正迷上黄仲则，一部《两当轩集》常在手头。达夫先生是黄景仁的爱好者，他的诗受黄仲则、龚定庵影响最多，这两个人都以七言见长，郁达夫的好诗大都也是七言。每缝见面，我们没有一次不谈黄仲则，尤其是他的《都门秋思》诗。达夫欣赏诗意的凄苦，我以为重要的是诗人的寂寞之感。中国文人一向分为两类：“狂”和“狷”。《论语》里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仲则诗学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