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家随笔精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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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名家随笔精选集- 第4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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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天天见面;同时又认识了西谛予同诸兄。这样经过了一个月;这一个月实在是我的很好的日子。

    我看出圣陶始终是个寡言的人,大家聚谈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那里听着。他却并不是喜欢孤独,他似乎老是那么有味地听着。至于与人独对的时候,自然多少要说些话;但辩论是不来的。他觉得辩论要开始了,往往微笑着说:“这个弄不大清楚了。”这样就过去了。他又是个极和易的人,轻易看不见他的怒色。他辛辛苦苦保存着的《晨报》副刊,上面有他自己的文字的,特地从家里捎来给我看;让我随便放在一个书架上,给散失了。当他和我同时发现这件事时,他只略露惋惜的颜色,随即说:“由他去末哉,由他去末哉!”我是至今惭愧着,因为我知道他作文是不留稿的。他的和易出于天性,并非阅历世故,矫揉造作而成。他对于世间妥协的精神是极厌恨的。在这一月中,我看见他发过一次怒;——始终我只看见他发过一次怒——那便是对于风潮的妥协论者的蔑视。

    风潮结束了,我到杭州教书。那边学校当局要我约圣陶去。圣陶来信说:“我们要痛痛快快游西湖,不管这是冬天。”他来了,教我上车站去接。我知道他到了车站这一类地方,是会觉得寂寞的。他的家实在太好了,他的衣着,一向都是家里管。我常想,他好像一个小孩子;像小孩子的天真,也像小孩子的离不开家里人。必须离开家里人时,他也得找些熟朋友伴着;孤独在他简直是有些可怕的。所以他到校时,本来是独住一屋的,却愿意将那间屋做我们两人的卧室,而将我那间做书室,这样可以常常相伴;我自然也乐意。我们不时到西湖边去;有时下湖,有时只喝喝酒。在校时各据一桌,我只预备功课,他却老是写小说和童话。初到时,学校当局来看过他。第二天,我问他,“要不要去看看他们?”他皱眉道,“一定要去么?等一天罢。”后来始终没有去。他是最反对形式主义的。

    那时他小说的材料是旧日的储积;童话的材料有时却是片刻的感兴。如《稻草人》中《大喉咙》一篇便是。那天早上,我们都醒在床上,听见工厂的汽笛;他便说:“今天又有一篇了,我已经想好了,来的真快呵。”那篇的艺术很巧,谁想他只是片刻的构思呢!他写文字时,往往拈笔伸纸,便手不停挥地写下去;开始及中间,停笔踌躇时绝少。他的稿子极清楚,每页至多只有三五个涂改的字。他说他从来是这样的。每篇写毕,我自然先睹为快;他往往称述结尾的适宜,他说对于结尾是有些把握的。看完,他立即封寄《小说月报》;照例用平信寄。我总劝他挂号;但他说:“我老是这样的。”他在杭州不过两个月,写的真不少,教人羡慕不已。《火灾》里从《饭》起到《风潮》这七篇,还有《稻草人》中一部分,都是那时我亲眼看他写的。

    在杭州呆了两个月,放寒假前,他便匆匆地回去了;他实在离不开家,临去时让我告诉学校当局,无论如何不回来了。但他却到北平住了半年,也是朋友拉去的。我前些日子偶翻十一年的《晨报副刊》,看见他那时途中思家的小诗,重念了两遍,觉得怪有意思。北平回去不久,便入了商务印书馆编译部,家也搬到上海。从此在上海呆下去,直到现在——中间又被朋友拉到福州一次,有一篇《将离》抒写那回的别恨,是缠绵悱恻的文字。这些日子,我在浙江乱跑,有时到上海小住,他常请了假和我各处玩儿或喝酒。有一回,我便住在他家,但我到上海,总爱出门,因此他老说没有能畅谈;他写信给我,老说这回来要畅谈几天才行。

    十六年一月,我接眷北来,路过上海,许多熟朋友和我饯行,圣陶也在。那晚我们痛快地喝酒,发议论;他是照例地默着。酒喝完了,又去乱走,他也跟着。到了一处,朋友们和他开了个小玩笑;他脸上略露窘意,但仍微笑地默着。圣陶不是个浪漫的人;在一种意义上,他正是延陵所说的“老先生”。但他能了解别人,能谅解别人,他自己也能“作达”,所以仍然——也许格外——是可亲的。那晚快夜半了,走过爱多亚路,他向我诵周美成的词,“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我没有说什么;那时的心情,大约也不能说什么的。我们到一品香又消磨了半夜。这一回特别对不起圣陶;他是不能少睡觉的人。他家虽住在上海,而起居还依着乡居的日子;早七点起,晚九点睡。有一回我九点十分去,他家已熄了灯,关好门了。这种自然的,有秩序的生活是对的。那晚上伯祥说:“圣兄明天要不舒服了,”想起来真是不知要怎样感谢才好。

    第二天我便上船走了,一眨眼三年半,没有上南方去。信也很少,却全是我的懒。我只能从圣陶的小说里看出他心境的迁变;这个我要留在另一文中说。圣陶这几年里似乎到十字街头走过一趟,但现在怎么样呢?我却不甚了然。他从前晚饭时总喝点酒,“以半醺为度;”近来不大能喝酒了,却学了吹笛——前些日子说已会一出《八阳》,现在该又会了别的了吧。他本来喜欢看看电影,现在又喜欢听听昆曲了。但这些都不是“厌世”,如或人所说的;圣陶是不会厌世的,我知道。又,他虽会喝酒,加上吹笛,却不会抽什么“上等的纸烟”,也不曾住过什么“小小别墅”,如或人所想的,这个我也知道。

    一九三〇年七月,北平清华园。



………【第五十九章 三沈二马】………

    周作人

    三沈

    平常讲起北大的人物,总说有三沈二马,这是与事实有点不很符合的。事实上北大里后来是有三个姓沈的和两个姓马的人,但在我们所说的“五四”前后却不能那么说,因为那时只有一位姓沈的即是沈尹默,一位姓马的即是马幼渔,别的几位都还没有进北大哩。还有些人硬去拉哲学系的马夷初来充数,殊不知这位“马先生”,——这是因为他发明一种“马先生汤”,所以在北京饭馆里一时颇有名,——乃是杭县人,不能拉他和鄞县的人做是一家,这尤其是可笑了。沈尹默与马幼渔很早就进了北大,还在蔡孑民长北大之前,所以资格较老,势力也比较的大。实际上两个人有些不同,马君年纪要大几岁,人却很是老实,容易发脾气,沈君则更沉着,有思虑,因此虽凡事退后,实在却很起带头作用。朋友们送他一个徽号叫“鬼谷子”,他也便欣然承受。钱玄同尝在背地批评,说这混名起得不妙,鬼谷子是阴谋大家,现在这样的说,这岂不是自己去找骂么?但就是不这样说,人家也总是觉得北大的中国文学系里是浙江人专权;因为沈是吴兴人,马是宁波人,所以有“某籍某系”的谣言,虽是“查无实据”,却也是“事出有因”;但是这经过闲话大家陈源的运用,移转过来说绍兴人,可以说是不虞之誉了。我们绍兴人在“正人君子”看来,虽然都是把绍兴师爷一流人,性好舞文弄墨,但是在国文系里,我们是实在毫不足轻重的。他们这样的说,未必是不知道事实,但是为的“挑剔风潮”,别有作用,却也可以说弄巧成拙,留下了这一个大话柄了吧。

    如今闲话休题,且说那另外的两位沈君,一个是沈兼士,沈尹默的老弟,他的确是已经在北大里了,因为民六那一年,我接受北大国史编纂处的聘书为纂译员,共有两个人,一个便是沈兼士,不过他那时候不在城里,是在香山养病。他生的是肺病,可不是肺结核,乃是由于一种名叫二口虫的微生物,在吃什么生菜的时候进到肚里,侵犯肺脏,发生吐血;这是他在东京留学时所得的病,那时还没有痊愈。他也曾从章太炎问学,他的专门是科学一面,在“物理学校”上课,但是兴味却是国学的“小学”一方面;以后他专搞文字学的形声,特别是“右文问题”,便是凡从某声的文字也含有这声字的意义。他在西山养病时,又和*教的辅仁学社的陈援庵相识,陈研究元史,当时著《一赐乐业考》《也里可温考》等,很有些新气象;逐渐二人互相提携,成为国学研究的名流。沈兼士任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陈援庵则由导师,转升燕京大学的研究所主任,再进而为辅仁大学校长,更转而为师范大学校长,至于今日。沈兼士随后亦脱离北大,跟陈校长任辅仁大学的文学院长,终于因同乡朱家骅的关系,给国民党做教育的特务工作,胜利以后匆遽死去。陈援庵同胡适之也是好朋友,但胡适之在解放的前夕乘飞机仓皇逃到上海,陈援庵却在北京安坐不动;当时王古鲁在上海,特地去访胡博士,劝他回北京至少也不要离开上海,可是胡适之却不能接受这个好意的劝告。由此看来,沈兼士和胡适之都不能及陈援庵的眼光远大,他的享有高龄与荣誉,可见不是偶然的事了。

    另外一个是沈大先生沈士远,他的名气都没有两个兄弟的大,人却顶是直爽,有北方人的气慨;他们虽然本籍吴兴,可是都是在陕西长大的。钱玄同常形容他说,譬如有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谈天,渐渐的由正经事谈到不很雅驯的事,这是凡在聚谈的时候常有的现象,他却在这时特别表示一种紧张的神色,仿佛在声明道,现在我们要开始说笑话了!这似乎形容的很是得神。他最初在北大预科教国文,讲解的十分仔细,讲义中有一篇《庄子》的《天下篇》,据说这篇文章一直要讲上一学期,这才完了,因此学生们送他一个别号便是“沈天下”。随后转任为北大的庶务主任,到后来便往燕京大学去当国文教授,时间大约在*十五年(一九二六)吧,因为第二年的四月,李守常被捕的那天,大家都到他海甸家里去玩;守常的大儿子也同了同学们去,那天就住在他家里;及至次晨这才知道昨日发生的事情,便由尹默打电话告知他的老兄,叫暂留守常的儿子住在城外。因此可以知道他转往燕大的时期,这以后他就脱离了北大,解放后他来北京在故宫博物院任职,但是不久就故去了。至今三位沈君之中,只有尹默还是健在;但他也已早就离开北大,在*十八年北伐成功之后,他陆续担任河北省教育厅长、北平大学校长、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后到上海任中法教育职务,他擅长书法,是旧日朋友中很难得的一位艺术家。

    二马

    现在要来写马家列传了。在北大的虽然只有两位马先生,但是他家兄弟一共有九个,不过后来留存的只是五人,我都见到过,而且也都相当的熟识。马大先生不在了,但留下一个儿子,时常在九先生那里见着。二先生即是北大的马幼渔,名裕藻,本来他们各有一套标准的名号,很是整齐,大约还是他们老太爷给定下来的,即四先生名衡,字叔平,五先生名鉴,字季明,七先生名准,本字绳甫,后来曾一度出家,因改号太玄,九先生名廉,字隅卿,照例二先生也应该是个单名,字为仲什么;但是他都改换掉了,大约也在考取“百名师范”,往日本留学去的时候吧。不晓得他的师范是哪一门,但他在北大所教的乃是章太炎先生所传授的文字学的音韵部分,和钱玄同的情形正是一样。他进北大很早,大概在蔡孑民长校之前,以后便一直在里边,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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