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鸿想不到张居正对自己如此夸赞，忙道：“张先生谬赞了。学生便是有一些长进，都是张先生教诲的功劳。说起来，学生对先生佩服的紧，先生若要改良朝廷弊政，学生愿效犬马之劳。”
张居正闻言也是浓眉一扬：“贤契，你这话说的蹊跷。为师如今不过是个国子监祭酒，谁说为师要改什么朝廷弊政？不可胡言乱语。”
严鸿这会儿也是见左右没有旁人，又第一次与张居正这位大牛同船而渡，一时兴起答道：“张先生，您既是徐阁老的高足，我爷爷也颇为赏识您。这且不说，您的才华绝伦，胸怀广大，学生虽然不才，也能感觉出来。咱们大明朝立国一百多年，虽然强盛，但国政中因循守旧的地方也不少。尤其一群文人士大夫，口里唱着仁义道德的文章，做的事情……唉，不说也罢。其他不用多讲，单说在这次开海的事情上，那许多人明知道开海有助于国家经济，却一个劲唱反调，这不是愚钝糊涂，就是明明收着犯禁走私的好处，嘴里还要高唱禁海，或为人当枪手，或为自己家族的利益，说些违背良心的话。您说这样的官，可恨不可恨？还有，现在国家商业发达，但商税的征收却很是困难。豪门士绅之家，每年从商业中获利巨万，却都顶着文士帽子，全部豁免。国家要的钱，只能从那些正口饭吃的小商人，还有农民头上征收，这般岂不是在劫贫济富么？这样算不算弊政，该不该改革？”他在穿越前就掌管严府的生意，于其中道道了解甚多。后来办江南倭寇案，又了解不少内情，是以说起来头头是道。
张居正听了严鸿这番话，一时竟不答话，只是双目远眺京杭大运河两岸风光，口中微微翕动不语。张居正对于严鸿，倒不似寻常人一般小看。自从嘉靖三十五年末严鸿入监之时，两人一番对答，张居正便发觉此子虽然看似荒唐，但对于国家大计，许多看法颇有见地，有的甚至能一举命中大明朝当前弊政，与自己的一些观点暗合。张居正本有经天纬地之才，加之出身寒门，又多曾见惯世态炎凉，深知民间疾苦。此刻的他，对于那天翻地覆的变革，虽然不能说思虑成熟，但也颇有想法，有朝一日如果自己大权在握，该怎样入手，实现富国强明的夙愿？尽管，这看上去还相当遥远，但张居正已经暗中在为此准备。恩师徐阶目前是朝中的第二号大人物，而严嵩对自己也是赏识的。假以时日，谁说自己就一定坐不到内阁首辅的高位呢？到那个时候，自己却要大展宏图，实现宏愿了。
如今，看眼前这个二十出头的纨绔子弟，把大明财政的问题，说得头头是道。而且他年纪比自己还小，却已经掌握重兵，屡次建立奇功。莫非，此人是上天降下来助我成事的大将？张居正心中一时翻腾。若自己这位门生真的全力相助，就以他在天家面前的受宠，以及这严府长孙的实力，只怕自己的改革大计，还能提前十年实现。一时间，张居正竟似有些醺醺然了。
只是张居正很快从美好的遐思中清醒过来。此刻还不是做这些白日梦的时候。 ；这严鸿的身份是严府第三代的长孙，而严嵩与自家的恩师徐阶，现在表面一团和气，实际上依旧是两大势力。眼前的联盟，随时变成翻脸火拼也毫不奇怪。现在先别这么一厢情愿的设想美好前景。
至于说眼前这个小子……不管如何，听听他对朝政的一些看法，对自己到时颇有些启迪的。想到此，张居正又微微一笑：“贤契，今日里咱们师徒南下，办的是开海之事。不过路程千里迢迢，时间还早，不妨就聊一聊这治国之道，权当是师徒切磋。假如你是令祖父严阁老，官居内阁首辅，掌握天下大权，你待要如何治国？这只是私下戏言，不必计虑太多。只要不是无君无父的狂言，尽可道来。”
第七百六十二章 钱眼神光
严鸿见张老师开口，他本是个穿越来的，素来又横着走惯了，眼下当着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改革家，便也再无拘束，瞅着这一派江景，道：“张先生，以学生看来，这治国之道，首先在于财货。若是国家有钱，则对外可以招兵买马，抗击敌寇，安抚藩国，对内可以兴修水利，兴办学校，利国利民。若是没钱，那再有天大的志气，全没用处的。”
张居正道：“时隔两年，贤契这爱钱如命的性子，倒是一如既往。”
严鸿厚着脸皮道：“张先生谬赞了。要想弄钱来，一则么，咱们这次开海通商，便是一法。咱华夏不但礼仪举世无双，而且物产丰富，咱们的丝织、茶叶等等，都是东洋西洋爱好的，只要开了海，自然可以赚进白花花的银子。二则，是要把这该收的商税，也给收起来。”
张居正眼神一闪：“贤契，请详言之。”
严鸿道：“我大明规定商税三十税一，这本来就低的离谱了。可偏偏还要规定士大夫免商税。要知道，现在大明朝物产丰富，商贸发达，这些商人一本十利，本来就比农民要有钱的多。结果倒好，富得流油的豪商们，与那些士绅官员结为一党，一个子儿的税都不付，朝廷的商税反而只能去收那些底层的贩夫走卒，这岂不是劫贫济富吗？一方面是国家用度缺乏，老百姓穷困潦倒还要咬着牙给抽税，另一边是那些真正有钱的人种种豁免。张先生，您说这事儿公平么？”
严鸿这一番大白话甩出来，张居正不禁一振。他对于大明朝的弊政思考中，税收不合理也在考虑之列，但立足点却和严鸿有所不同。张居正虽然是第一等的奇才，毕竟是封建社会教育出来的读书人，考虑问题难免会带上一些窠臼。他整顿税收国用的主要思路，还是在农税。想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豪门大户兼并土地，隐匿人口，同时又利用特权豁免税收。造成剩下的那部分中小自耕农反而必须承担全部的税收，负担极重，不堪重负之下又只有投献土地给豪门，这样国家掌握的税收土地越来越少，于是田租的财政任务也就越来越难以完成，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如今严鸿居然压根不说田租，而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商税上，这让张居正也不禁有些稀奇。
他沉吟片刻，又道：“当初太祖爷规定士大夫免税，系出于优待读书人考虑。士为四民之首。使他们丰衣足食，方才有余暇钻研道德文章，这却也是有道理的。”
严鸿道：“是，太祖爷要优待读书人，这事儿学生我是不敢说不对的。只是得有个度啊。像秀才能够免家里连自己一共三个人的徭役。还能从县衙门的仓库里支取一些大米和肉，这事儿我觉得就很合理，为啥？每个读书人优待多少，那都是有数的，只要衙门里给得起，也不差他这几个人的劳力。可是先生，那不交商税的事儿。可没那么简单啊。这帮士绅豪门本来就比一般百姓有钱的多，他们做生意又不交税，这样滚雪球下去，只能让穷的越穷，富的越富。大明朝千万百姓为了供应官府朝廷，咬着牙交税。而这些养尊处优的士绅家族，却是日进斗金，分文不出，这事儿不光是不公平，这是在抽朝廷的血啊。这还不算。现在士绅免税，只要打出旗号去，一应税卡，尽皆放行。于是那些原本不该减免的商人，只要和官绅名士。举人进士搭上关系，借他们的牌子往车船上一张，得，这税也就逃过了。这么折腾下去，是生生把大明朝的太仓底板都掀了啊。恩师大人，学生以为，朝廷管理商人，绝不是税越低越好。合理的抽取应缴的税，用这部分钱上缴朝廷，办一些利国利民的事，这才是正途，国家越来越强，百姓才能越来越富。不然，让这些肠肥脑满的商人借着各种方子逃税，国库入不敷出，最后真要弄得民不聊生，或者蛮夷入侵，难道士绅便能落得了好吗？”
严鸿憋在心中这些话，其实相当尖刻，在那个时代若是公诸于众，甚至被扣上“污蔑士绅”“诅咒朝廷”的帽子，也算不上无稽之谈。因此这些话，他对于严嵩、严世藩都未曾尽兴吐露过，如今在张居正面前，却不禁打开了话匣子。张居正听了，却也未曾发怒，只是手捻清须，沉吟片刻道：“那么，对这士绅经商偷税之事，你有何计策可以行之？”
严鸿道：“学生有两条路子。这第一条么，就是根治之策，规定无论士绅白丁，一律照律法征收商税，绝无豁免。要豁免，也应该是豁免那些家中贫困，财力薄弱的小商贩，而对那些豪门巨商，不但不能减免，必要时候还要增加，越富的人，收他的税金比例应该越高，这样才公平合理。若是朝廷能颁布此策，那才是一劳永逸。”
张居正笑道：“要做这般大的动静，怕是一时半会没那么容易。再说，如今朝廷每当有大事时，巨商富豪还是有报效的。比如为师听说，胡宗宪胡大督宪在江南抗倭，招募营兵的开销，多数便是靠着江南富商们的捐资。你且说，这第二条路子是什么？”
严鸿道：“第二条路子，咱们还是保留太祖旧制，对士大夫官绅给予减免，但这个减免必须有限制。不能是无限的减免，也不能说只要你的牌子一张，就立刻挥手放走，压根不收税。学生想来，可以比照优待秀才的条例，而这减免税收么，也是先收上来，再发还。”
张居正听得严鸿此话，眉毛一扬：“说下去。”
严鸿道：“是。恩师，学生知道咱大明朝的秀才，分为三等，如廪膳生员每月有米六斗，而增广生员、附学生员无之。没有说廪膳生员家的人只要打出他的旗号，就可以天天去官仓里敞开肚皮吃的，也没有说附学生员家都完全不用服徭役的。同理，大明朝优待读书人，减免部分商税，也是可以的，但必须有额度限制。在朝与退职官员之家，按照品级给予减免额，一般读书人也按其功名各配名额。譬如说，正一品文官之家，每年可减免税额三千两，正二品为二千五两，无官进士一百两，举人五十两，诸如此类。这样，至少全国总共有多少官员士绅，礼部和户部一合计，便能知道，最多减免多少商税，免得被这些饱学士子们一张牌子就把国家税收全给扫走了。”
张居正道：“只是钞关遍布全国，无从传达消息。那士绅纵然给他限定了减免额度，又怎知他不在此处减免一些，彼处减免一些？”
这事儿倒难不倒严鸿，毕竟现代企业的人事管理和财务管理流程，远比那个年代要成熟。严鸿当即道：“此事简单得很，只要改成先收税，再退返就可以了。就是说，商人过关交易，无论是不是官员士绅，都比照律法，一体纳税。只是这过关的若该当有减免额度，则请税吏记录在册，发与凭证，某时某地收了某某士人的商税若干。然后，到一年末，再有司税官员将全国各处的应减免税额和名册统计在一起，再根据每个人的限额，从已收的税款中把这部分退出来，由礼部返回到纳税之人手中。换句话说，不是直接减免税，而是先交税，再退税。这样，一则先把真金白银收到朝廷手中，现银有个调度，免得捉襟见肘。二来，每个士人到底做了多少生意，朝廷心中有数。三来，退税时可以根据士人身份限定额度，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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