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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已无袁崇焕（11）
在用人、财政、军事这三个事情上，崇祯连续的下了三盘臭棋之后，发现他最后倚仗的，就只有勤王这个选择了。然而与阁臣的对立，让崇祯成了孤家寡人；与军人之间的对立，使他发现自己根本调不动勤王的军队。无人勤王，这将成为崇祯也是大明王朝最后的悲剧。
两个机会的错失（1）
其实崇祯为了勤王，还是颇费了一些周折。凡有能力勤王的军队，比如当时的吴三桂、左良玉、唐通、刘泽清、刘良佐、马士英等人，他统统加官晋爵，甚至他还想办法给这些军队增加军饷。当然，他的这个办法也不高明，就是逼迫阁臣捐款，这个办法效果甚微，大家到这个时候纷纷哭穷，百官、皇亲、国戚、宦官加起来捐了不过二十万两，这也怪不得众人，在这个事上崇祯一毛不拔，皇上都如此，别人当然不会太卖力了。在钱财的问题上，崇祯表现的出奇的吝啬，经常犯他爷爷万历才有的毛病，这也是个怪事，都死到临头了，他还在想拿别人的钱买自己的命，此人的智商不是个低能解释的了。
崇祯对一生恨尽阁臣，但唯独没有提及军阀，说明他对勤王之师还是有所倚重的。但他却不知道，其实勤王对他来说，不过是个梦话，悲剧早已发生，相对于阁臣与他的对立外，军人和他早已离心。其实早在辽东三帅相继被清算以后，已经不会有多少人肯为他效忠，崇祯是自己断了自己的路。
但在这最后抉择之前，明王朝曾有过两次重要的机会，如果选择正确，也可能会有转机。但是却这两个机会却都葬送在崇祯的手中了。在面对这两个机会时，崇祯的性格缺点与君臣之间的无形对立更加激化，干脆成为摆在桌面上的事情了。
一次是南迁。南迁是在李自成大军压境之后，力图把首都迁往南京以图恢复的应急方案。南京是当年太祖发迹之地，后来又被成祖定为“陪都”，是明王朝又一个根据地。崇祯最早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还是内阁首辅周延儒在位之时，当时忧于内外交困的局面，崇祯曾私下秘密与这位首辅商议过南迁之议，并叮嘱其不得向外泄露，但后来，这一机密还是传到了懿安皇后（天启皇后张氏）口中，这位嫂子对崇祯的皇后周氏坚决表示了反对之意。因为尊敬这位嫂子的意见，崇祯虽然对泄密行为大怒，但也不敢再提此事。以崇祯的性格，当然也会怀疑周延儒与此事有关，后来周延儒被杀，很难说明此事是否也是其理由之一。
此时周延儒已死，北京危急，南迁之事又再提起。这次提起的是左中允李明睿，崇祯十七年（一###四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崇祯在德政殿召见李明睿，李趁机提出“南迁”之意，崇祯再次表示赞同。
就崇祯来讲，他内心是赞成南迁的。因为对于明室来说，南京本来就是陪都，明成祖时期南京就已经设立了具体而微的中央机构，俨然一个小朝廷。延续至今，明朝几代天子，都对南京情有独钟，南京之繁华，也优于其他城市，许多名人都驻留南京，比如当时著名的秦淮八艳，江左三大家都在这一带活动。而最重要的是，因为长江中下游还有左良玉号称几十万大军环伺，南京比北京安全的多。但迁都之事，涉及宗庙陵寝，祖宗章法，崇祯刚愎自用，却也不敢在此事上太过冒进。于是他迫切需要六部大臣支持，但兹事体大，崇祯又极擅长做推卸责任、翻脸无情之事，六部大臣哪个敢开这个口承担这个可能会招来非议的决定？于是，正月十九上朝，当崇祯提出这一建议，并放出若不能如此则愿亲自出征以决一战的烟雾弹时，群臣先是诧异，接着纷纷表示“愿意代君出征”，南迁之事，无人赞同。崇祯无奈，只得放下此议。
这是在明亡之前，崇祯与群臣之间一次的无形的较量。由这一刻开始，死要命子活受罪的崇祯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其实在国家危难之时，迁都也不是不可为之事，历史上也多有先例，可惜的是，崇祯竟然为了面子任由这个机会白白的流失。而阁臣对于他的手段目的了解的一清二楚，他想听的话已经没人愿意说，其根本原因在于，没人敢替他担这个责任。
但群臣中既然有人放了话要代君出征，那就对不起，真要有人代君出征了。只不过，这位名叫李建泰的官员代君出征后还没有到达李自成攻打的山西，太原就陷落了。
两个机会的错失（2）
此后崇祯一直思议南迁之事，但此事却遭到内阁大臣的反对，反对者最烈者为曾经成功扳倒过周延儒的内阁首辅陈演，甚至以辞官相威胁。在这种涉及祖宗庙器的大事上，崇祯不敢太过擅专，直至三月，南迁时机已过，崇祯虽有此意，但也无法再做决定。此人也真是狠人，他索性不但自己不走，干脆连太子、家人也全部留下了，只不过他这一狠，成全了后来的满清王朝，让人家不费什么力就顺利接管了大明王朝的一切，且没有什么太大的后顾之忧。而嫡子落陷，更导致后来的南明王朝在王位继承人上暧昧不定，最后形成派系倾轧。这一时机的丧失，是崇祯不智之充分体现。
除南迁外，明朝当时还有一个机会，就是议和。这个想法也是崇祯早在两年前就有的，当时是崇祯十五年，洪承畴所统大军全军覆没后投降满清。松山、锦州失守。崇祯就想和满清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军。这一决定得到了兵部尚书陈新甲的支持久，他向皇帝坦明：两线作战决无体力。他于是暗中与皇帝筹划对满清讲和。崇祯和陈新甲反复商议，但此事不知如何又走漏了风声音，朝中其他大臣得知，纷纷上奏，反对和议。崇祯对此的反应是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议和的事，暗里却写手诏给陈新甲，郑重警诫：这是天大机密，千万不可泄漏给让群臣知道。
同年八月，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去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和满清议和。恰逢陈新甲出外办事去了，这时一件极为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使者将皇帝的密诏留在他书房中的茶几上而去，陈新甲的家童误以为是普通的《塘报》（各省派员在京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称为《塘报》），拿出去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在这两个糊涂蛋的无意间的联合下，此事大白于天下，群臣拿到了证据，一片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
崇祯的个性缺点在这时再次体现出来了，面对群臣的纷乱，为平众怒，他竟下旨捉拿了陈新甲，要陈新甲解释这罪恶之行的动机是什么？陈新甲的声辩书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诏中的句子，并证明这是出于皇上的圣意。崇祯丢了脸皮，更怒，于是下旨将陈新甲立即斩决。从此后，再也没有人敢提议和之事。
今人看之，议和无疑是当时恶劣环境下的一个明智之举，而满清一方，其实从皇太极开始，也因忌惮明军威力，就时常有议和想法，甚至皇太极甘愿自降身份，屈于明天子之下。崇祯能想到此招，也并非完全无智之人，但关键的是，满朝群臣可能不会忘记，不过数年前，曾经力主议和的袁崇焕就以通敌之罪被凌迟处死，“议和”之事，处理不好就变成了“卖国通奸”，这是如何忌讳的事情！前有袁崇焕，后有陈新甲，从此后“议和”之事更是再也不能提，而明朝最后的一个机会，就此错过。
南迁与议和都不行，只剩下了最后了一条路——勤王，而围绕如何勤王之事，明廷君臣之间，上演了一出闹剧。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旋即渡河东征，一路势如破竹。这时，明朝的精兵良将已经丧失殆尽了，内忧外患无法消解，此时尚可作战的只有吴三桂手下号称八万之众的关宁铁骑。但围绕着是否调吴三桂入京的问题，群臣再次发生争议，因为吴三桂此时担任的职务是宁远总兵，调吴三桂入关事宜，无异于饮鸩止渴，撤走宁远军队，不但意味着撤去了满洲人面前最坚固的防线，更意味着宁锦防线的放弃，由宁远至山海关一带的几百里土地无人保护，势必会落入清人之手。而从此京师屏障只剩下山海关一座孤城，同样是危险万分之事。
丢弃土地，是历朝历代都不允许发生的丑事，特别是，还要丢掉可以抵挡关外敌人的最重要的土地，当然更是罪不可赦了。以崇祯个性，即使此举能成，一旦事毕后肯定会就此找一个替罪羊，以掩饰自己的无能，有陈新甲的先例，谁会自愿做这个替罪羊？这时满朝大臣对崇祯的心态已经有所了解，于是，大明朝的官僚系统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表现出了它的低能和工于算计：满朝的文武大员先是面面相觑，怕承担责任，都不敢发言，到后来内阁首辅、大学士陈演不得不上前说话，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坚决反对弃地，但同时又认为调兵势在必行。
两个机会的错失（3）
这种废话式的意见一下子开了头，满朝文武以废话为基准，说了更多形同没说的废话。调兵之事于是压下。二月，崇祯再提旧事，众臣又是老样子，最后只有吏都科给事中吴麟征积极主张调兵，到这个危急时候，明朝的大臣们出于明哲保身，仍然拿不出个准意见。
崇祯心里是非常失望的，但是他也无法可施，因为这个时候，杀人和换人也解决不了问题。最后，阁臣陈演、魏德藻提出折中意见，请吴三桂之父吴襄进京，担任中军都督府都督，共商大计。崇祯马上召见吴襄，问吴襄，可否弃宁远，吴襄表示可行，崇祯再问，吴三桂手上有多少兵可用？这位身世显赫的老将军实话实说，注册八万，可用者三万。
三万！崇祯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明朝军队全盛之时，有百万雄兵可用，如今，能够撑起这一片天的，竟然只有三万！而接下来吴襄的话更让他寒心，吴襄告诉他：“这三万人能够用的也不过三千人可用耳。”崇祯惊慌之极，问这三千人如何能够退敌，吴襄说了实话，这三千人并非进行的军队，而是自己的家丁与兄弟，为培养这股私人力量，自己父子费尽心力，“臣所食者粗粝，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纨罗纻绮，故臣能得其死力。”（《明史·吴三桂传》）也就是说，是靠着比自己享受的待遇还高的待遇，才好不容易养了这三千死士。
吴襄在这里可能有所夸张，需知这人也是政治老油条，他怕把话说得太满，将来也不太好收场，这方面自然也有当年袁崇焕的前车之鉴。但关宁铁骑当时的兵力也确实只是杯水车薪而已。崇祯得知这个消息很沮丧，于是问，需军饷否？吴襄说要至少一百万。于是，就上演了前文所说的一幕，为了心疼这一百万两银子，调兵再次搁浅，崇祯的吝啬给自己更快地掘了坟墓。
群臣还在拿不出一个意见的时候，李自成的军队却不等了，一个月之间，他的大军已逼近北京。京城的陷落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这个时候，群臣还在争议不决，主张放弃宁远和坚持一寸山河一寸金铁两派在朝上唇枪舌战，崇祯终于等不住了，他下了最后决心。三月初，崇祯帝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并分封左良玉、黄得功、高杰等人头衔不等，命其随同一起入关勤王。
崇祯做出这个决定，对他本人来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