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自成极度鄙视的心态下，明朝大臣上演了一出人走茶凉、贪生怕死的丑剧。二十日，距崇祯死不过一天，陈演、魏藻德这两位崇祯倚重的文臣首领就拜见了李自成，表示出改换门庭之意。魏藻德，这位一直崇尚明哲保身的原内阁首辅开始数落起崇祯的不是：“这昏君不听臣言，才有今日。”李自成烦透了这帮两面三刀的家伙，怒喝一声：“你身为重臣，当死社稷，为何偷生！”魏藻德急忙叩头，表示：“只要陛下赦免了我，一定赤心以报。”李自成喝令手下人将他绑了出去，押到刘宗敏那里，与之命运相同的还有京城禁卫军头领李国祯，锦衣卫原指挥使骆养性等，这些臣子去讨好不成，反而身陷大狱。
李自成出身农民，对做官者有种天生的厌烦，故而他不恨昏君，只怪群臣，这种情绪从入城起，就一直伴随着他。他手下将领，受这种情绪影响，也个个将这些前朝旧臣视为草芥。新政权建立，人手奇缺，牛金星提出要从旧朝中选拔部分官员任用，此令一出，明朝旧官们纷纷改换成义军的装束，着青衣小帽，匆匆赶往传统极门，等待面试。由早晨到日落西山，因为来的人太多，竟然不能结束。这些来面试的人饥渴疲惫，更要忍受种种人格上的侮辱，士兵对他们大声斥骂，甚至饱以拳脚，昔日的达官贵人，今日待遇如同囚徒。
等待面试的人中，大都表现的极没骨气，甚至委琐卑劣，比如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牛金星时，牛说：“你这么老，胡须都白了。”刘说：“我还没老，大师如果用我，胡须就会变黑的。”魏藻德被关在刘宗敏处，每日哭嚎，还对看守说：“如愿用我，随便什么官都行，何必拘着我。”
与这些人相比，更有表现得无耻的，就是那些争着劝李自成“登基”的人，我们姑且把这些称为“劝进”党。从二十三日开始，“劝进”党们就开始活动，向李自成劝进，要他早日当皇帝，这些人中主要以前内阁大学士陈演，原复社名士周钟、龚鼎孳为首。
这些劝进党中不乏在当时名人。其中最有名的人物，就是秦淮八艳之一的顾横波的老公、当年复社四公子之一的龚鼎孳。他以才学及人品冠绝当世，但这时也急忙着去新政权里讨官做，并打出了顾横波的牌：“我本来想死，是小妾不让啊！”其实顾横波有骨气的很，这纯属托辞。
此外还有当年被魏忠贤害死的东林六君子魏大中的儿子魏学濂，李自成一进京时做出逃往南方的姿态，后来又“夜观天象”，得出“一统定矣”的结论，于是顺理成章的留下来，要为大顺王朝出力。魏学濂本是忠臣之后，但此时的作为，却与势利小人无异；另一个比较过分的人是文名极盛的复社另一位名士周钟，当时住在一位士绅家中，本来约好一起为国殉死，但是经不住魏学濂等人的劝解，也要入朝，这位要一同殉死的朋友拉住他不走，他将袖子割断走了，后来也是这位周钟，在崇祯的葬礼前经过时，连瞅都没瞅一眼，崇祯对他，其实不薄。此人翻脸之快，让人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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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众生相（3）
最可笑的是，劝进党中竟然还有成国公朱纯臣，周皇后之父周奎，这些人都是皇亲国戚，如今国破，不思如何进取复国，竟然劝仇人当皇帝，其人品卑劣，已到极至。
李自成对这些人从心眼里蔑视，这固然是他草根本性使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李自成也是信奉正统的人。对崇祯，他多少还心存畏惧，对自己“弑君”的行为在内心中也有些惴惴不安。这也怪不得他，他最初没有当皇帝的野心，等到碰上了李岩、牛金星、宋献策这些人，才开始树立起“登基”的远大理想，却没想到这么快就成功了。他的心理上还没有适应，也正因此，他把颇有些惴惴的情绪转化成了对明朝群臣的憎恶，以至于前明大臣经过面试后，二千多人只有九十二人入选，其他人全被关在了刘宗敏那里。
李自成入京之后，在经过一番考核选拔后，气象有所更新。在明朝原有六部分权的基础上，实行了大顺的官制，也开了科举考试，招读书人入朝为官，对前明官员中政绩突出为官清白者，重新任用，比如复社四公子之一侯方域的父亲原兵部尚书侯洵，就被从监狱中请了出来，接着当尚书了。李自成分封诸将，论功劳权将军刘宗敏最大，于是文武百官统一由他节制。这个决定非常不妥，在以后有所反映。不过当时，这些措施还是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的。
但在这表面焕然一新的局面里，崇祯那些没有解决的问题依然存在，并依然深化着。李自成在喜悦的情绪稍加降温后，就发现了一件事：崇祯曾经背负的那些债务，不知不觉间又转到了他的头上。远的是关外满清势力问题，近的则是崇祯一生也没有解决了的财政问题。李自成是过来人，但是这些年来，他想的只是如何扩张势力，其实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
就如同有了万历和天启，崇祯不能对明朝的灭亡负全部责任一样，我们同样也不能要求李自成能够看清这些崇祯一生都看不懂的问题。因为李自成不是张居正，更不是朱元璋，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强人，但不是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不懂民事生产。其实在李自成作战的期间，有过很多非常好的机会，比如他占据襄阳，陕西，河南之时，这些根据地来之不易，如果换了朱元璋和曹操这样的君主，一定是先恢复生产，屯田耕种，恢复经济，养精蓄锐，以充实立国之根本。这个道理英明的君主全都明白。可是李自成却对此一无所知，他除了忙于建立政府，忙于扩充军队外，基本上在这方面毫无建树，他的军队挺进速度极快，作战能力极强，但攻城掠地的主要目的仍是以掠夺为主，没有稳定生产、稳定民心、建立军事根据地的概念。孙传庭对李自成的这一点看的就很准，他曾断言，李自成手中无地可用，无粮可供，用不了半年，军中必闹饥荒，一击必胜。可惜的是，孙传庭这个极正确的判断遇上了崇祯这个糊涂蛋，没有派上一点用场。
李自成是英雄，但不是能人。他是个运气好的人，因为碰上了李岩，而当他进入北京之后，他眼前全是荣华富贵，依附之徒，他一点点淡忘了李岩的作用及他曾对自己的建议，好运气在不知不觉之间开始一点点的离他而去。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多年来忽视生产的恶果之一，那就是他手中有兵无粮，有城无银，而摆在眼前的亟待解决的，就是曾经困扰过崇祯多年的军饷问题。他的军队越来越多，张口吃饭的人也就越来越多。由此派生出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解决大顺王朝的财政，以确保王朝稳定。这个时候的李自成，与崇祯一样处在了关键的焦点上，也表现了和崇祯一样的弱智，他除了在人事制度上全盘照搬崇祯一朝的制度外，在财政上也延续了崇祯用过的已被历史证明了是很失败的制度——助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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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沦为盗匪（1）
崇祯接过的是一个烂摊子，李自成接过了依然是这个烂摊子。明朝国库空虚，财政入不敷出，虽然皇银内帑数量惊人，但历史上并没有记载这笔钱最后归于何处。可能崇祯已经大部分转移走了，也有可能李自成未必肯全拿出来救济军队。总之为了更好的筹集军饷解决财政，李自成出于对群臣极度的厌恶，做了一个情绪化的决定，他将面试淘汰下来的官员们集中关押，允许官兵“助饷追赃。”
此令一出，天下大乱。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全无章法的招数，而且有着非常隐秘的阴暗心态和过激的情绪。表面上他体现了这样一种情绪：过去以我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备受助饷之苦，今天翻天覆地慨而慷了，我们再来清算你！但究其内里，却反映出帝国新的掌权人在制度建设上的低能，还不如从前的那个旧的掌权者。
这是李自成本人的局限。当年他在攻城掠地的时候，数次使用过这个法子，这一次，他仍然想用这个速成的法子。李自成对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敌视心理，固然因其确有可恨之处，但在今天看来，也可归结为一种心理类型：“仇富”。这种仇富心理发展到极致，甚为可怕。不幸的是，农民起义军中多是长年生活在贫苦中的人，有此心理者占了绝大多数，一旦放开闸门，那就必然要洪水泛滥。
其实放眼历史，真正有远见的政治家一般攻城陷地后，急于做的就是收买人心，稳定局面，巩固取得的成绩，即使偶有放纵，也会严以整之，点到为止；一统天下之后，更不会任军队和自己的情绪失控。但李自成不是政治家，也没有更高的战略眼光，相反，从他入北京的第一天起，其本身流民的局限性就充分体现出来，他陷入了一种胜利者的盲目喜悦和复仇般的快感中，这一点也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原本是“不好酒色”的人，也开始蓄养美女，沉迷声色，终日以饮酒为乐，追饷就是这种情绪下的产物。他没有意识到，对于长期生活在疾苦中的军队来说，追饷同样是一种带有复仇意味的盲目举动，其实是在助长疯狂、非理性和贪欲，这个口子放开后，等于是把人性中潜藏的恶欲发挥到了极致，也让他至少失去了两个重要的东西，一是令前明臣子（还包括散失各地的军队及地方抵抗力量）彻底绝望，而事后证明，前明臣子同样仍有极大的反作用力；二是使社会出现了极大的不稳定，使严明的军纪、良好的军队作风和和谐的环境被彻底破坏。
助饷和追赃是分两步进行的，助饷是派饷，就是按指定的对象（将明朝的旧人分为臣子、王公、太监、豪绅四个阶层），规定了数目来进行饷银的分派，规定哪些人在指定的时间内交纳规定的金额，不过，助饷没有多久就迅速发展成为了追赃，那就是不分对象，没有数目，无限度的追要，甚至随时追，随地追。由助饷到追赃，由尚有几分理性到全无理性，这是一个极快的过程。
追饷最早受害的人是大臣魏藻德，这个一心想为李闯王效命的前首相，官没做成，却成了刘宗敏的阶下囚，在严刑拷打下，交出十万两黄金，然而刘宗敏并不满足，仍然拷打不尽，魏藻德的儿子求刘宗敏手下留情，并说明自己的父亲有不少门生，可以从他们手中凑足款项，刘宗敏答应了。可是到了约定期限还没能交全，魏藻德求刘宗敏再给他一点时间，刘宗敏不听，结果被活活打死。接着是前内阁首辅陈演、成国公朱国纯、禁卫军头领李国祯、国丈周奎、东厂太监王之心等，明朝有头有脸的人一个也逃不了，在刘宗敏手下，个个被拷打不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除了不断的交钱，一点法子也没有。
作为大顺最重要的军事首领，刘宗敏腐化得极其迅速。这人仗着功劳极大又与李自成情同手足，强横之极，到后来，李自成也操纵不了他了。刘宗敏一到北京，就开始“挟妓”取乐，而在追饷的过程中他一定是有着深深的快感的，对于这个穷了一辈子的人来说，可以任意捕捉殴打那些以前令自己高山仰止的权贵们，还可以从他们身上榨钱，这是一个比打仗好玩多了的事。所以他成为追饷的最得力支持者，他的军队是大顺最精锐的部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