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前的名将袁崇焕、熊廷弼、孙承宗、杨嗣昌、洪承畴等文人将领不同，吴襄早在多年前就注重培养个人的势力。因为辽东地域险恶，崇祯多年来奉行的安抚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祖、吴两家向军阀集团化的方向迈进。祖、吴两家人除了执掌皇家军队以外，还明目张胆的扩充势力，仅吴家就拥有数千家丁的私人武装，他们身边的亲戚、部属、心腹分布辽西地区各城镇，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土皇帝，即使皇帝，也不敢对之太过苛刻。
崇祯二年（一六二九年），皇太极率八旗兵第一次进攻明朝帝都北京，并在城外设反间计，令崇祯皇帝抓捕袁崇焕，当时祖大寿是袁的部将，他见主将被捉，激于义愤，竟然放弃勤王，率部逃离北京，掠山海关，返回宁远。这样的罪行，放在平时，早该死一千次，但是崇祯一反常态，竟然没有处罚，这固然是孙承宗力争的结果，但也看出即使是皇帝，亦对辽东望族有所顾忌，而祖大寿此举与传统士大夫“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行为迥异。这个事出在他身上，而不是出在比他职位更高的袁崇焕、孙承宗等人身上，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军人出身的新贵，身上甚少桎梏。他们倚仗拥兵自重的权力，敢行其他文臣不敢行之事，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明朝不光是祖大寿，后来的左良玉、高杰、贺人龙等都曾有过忤逆之举，左良玉更是敢直接挑战当时的兵部尚书杨嗣昌，公然抗命，杨嗣昌传诏他十九次居然都不来，其嚣张气焰尤见一斑，崇祯对此也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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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城里的少年英雄（4）
清天聪五年（崇祯四年），皇太极发动了大凌河之役，对付的主要目标是守将祖大寿，他将该城围困起来，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在重兵围困之下，守将祖大寿弹尽粮绝，不得不降，后来又用计回锦州救出家属，再次夺下该城。他投降的事，很快被辽东巡抚丘禾嘉侦知，密奏朝廷。崇祯再次容忍，表现出了极难见到的宽容。军人政权之威，在当时可以想见。吴三桂就是这样的氛围里长大的。
祖大寿数次忤逆甚至投降，朝廷都不怪罪，这个对于常年跟着舅父作战的吴三桂来说，肯定会有影响。后人提起吴三桂，常将其脸谱化和妖魔化，却不知任何事情在形成的过程中都有复杂的渐变过程，绝不可简单定性。从祖大寿身上，少年吴三桂看到了一个真理：“有枪就是草头王”。祖大寿敢如此横行，无非是他有两个实力：一是他有忠于自己的军队和势力，二是他占据了明朝最重要的军事重地，此二者缺一不可，连皇太极都知“第明国京都，倚祖大寿为保障”。“以其（祖大寿）族党甚强，且据锦州故”。（《清太宗实录》）这种实力是挟制皇帝的重要手段。吴三桂不是孙承宗或是袁崇焕，从小读忠孝节义理论长大，他生于戎马之间，十七岁就中了武举投身军队，深知谁有实力谁能胜利的道理，再加上他从小受的教育直接来自于父亲吴襄和祖大寿，所以他一生都不放弃兵权，事事以保存个人实力为重，个人利益凌驾于一切，这种军阀作风与思维，其实从少年时起就已经建立了。
就是这种思维下，吴三桂在行武生涯中时刻不忘培植只效忠于自己的军队，他手下有三千子弟兵，是他直接训练的。这些人，不忠于大明，只忠于吴姓，他们的待遇远远好于其他正规军队，用吴襄的话说：我们吃粗食，他们吃细粮，食酒肉，我们穿粗布衣裳，他们都是穿的绸缎名牌。（“臣所食者粗粝，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纨罗纻绮”）这三千死士，后来成为关宁铁骑中最重要的力量。
除了三千死士，吴家父子大量用辽东子弟，辽东人骁勇擅战，崇尚武力，经吴氏父子严格训练，为关宁铁骑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吴三桂十七岁中武举后，进入祖大寿军中成为一名游击将军，此后多次战役中表现出色，功劳累积，不断升迁，但真正令他名声大振的，还是“单骑救父”的传奇经历。
事情发生在祖大寿督军建昌的时候。当时吴襄为大寿部将，有一次出城侦察，竟与大队清军相遇，吴襄等急退，清军则采取围而不攻的态度，在后面紧紧跟随，最后直至在城下将吴襄追上，围住迫降。吴襄此人倒是很有气节，决不投降，直逃到近城处，数万清军将其围个水泄不通。
祖大寿在城上观望，虽然心急如焚，但也知后金兵势大，明军开城应战，决无胜算，如若因此城门洞开，被伏兵冲进，丢了城池，罪无可赦，所以只得静观其变，不敢妄动。
吴三桂见父亲被围，急得坐立不安，他跪在舅父面前，请求发兵，祖大寿以双方兵力相差悬殊不可妄开城门为由，说：“我以封疆重任，焉敢妄动，万一失利，咎将安归！”吴三桂也知道其中利害关系，于是哭着说：“大帅不肯出兵，末将愿率家丁以死相救。”祖大寿不置可否，支吾一声，吴三桂就势得令，率家丁二十人，出城去了。
这一战以卵击石，决无胜算，吴三桂也没想着活着回来。他在左右各置一将领，自己居中，分为两翼冲过去，此举将清军吓了一跳，见明兵极少，因为疑有诈，清军竟然让开了一个缺口。吴三桂杀入清军阵营，有若虎入羊群，瞬间斩杀数名将士，一路冲杀，竟然让他找到了父亲。
这个场面在当时看来，颇有几分神助之感。祖大寿在城楼上眺望，也很激动，于是命城上明兵擂鼓助威。战鼓隆隆，杀声阵阵，吴三桂杀得性起，脸上挂满鲜血，连鼻子都被打伤了，后来一直没有好。
几乎是奇迹一般，吴三桂以区区二十骑竟然在万马丛中将吴襄救了出来，他与关宁铁骑纵马狂奔，杀出重围。清军看他策马飞奔，竟不追赶，直至入城。吴三桂生还，似乎是因为清军疑诈才能成功，今日看来未必全是如此，更像是因为清军统帅皇太极爱才，所以下了不得追杀的将令，否则以吴三桂一人之力，怎能生还？
关城里的少年英雄（5）
吴三桂单骑救人之时，皇太极、多尔衮当时都在军中，吴三桂的骁勇一定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以来，明军畏战，少有良将，而吴三桂之奋不顾身，令爱才的皇太极也未免惊叹。皇太极熟读《三国演义》，吴三桂冲进军中那一刹那，他可能想起了一个人——长坂坡单骑救主的赵云。这位后金领袖可能也被感动了，也可能在内心中他把自己当成了曹操，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好汉子！吾得此人，何忧天下？”（《清世祖实录》）爱才招抚之心，当时就已经有了。
吴三桂救父的一幕，令祖大寿等辽东军民无不侧目，而此战对吴三桂的意义重大，成为吴三桂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资本。后人考察，此段历史中多有不属实之处，但救父之行为，确实存在，而吴三桂之勇猛，亦是当时明军中极为少见的。
这位少年新贵也由此走上了一条坦荡的通天大路。封建社会讲究忠孝，吴三桂的这一行为，使他在道德上无懈可击，在忠勇上更是帝国楷模，此事由随军太监高起潜（此人亦是吴家多年友好，这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角色）传到宫中，崇祯亦受震撼。此后，吴三桂的名望似乎在其父之上了，他的地位与职位随名望水涨船高，才二十三岁，就提为前锋右营参将；四年以后，二十七岁的他被任命为宁远团练总兵。六年时间，吴三桂由游击升到参将，再升到副将，由副将升到总兵，成为封疆大吏，可谓一帆风顺，平步青云。
坐镇宁远，更成为他军事生涯中第一个高峰。关外八城，以锦州、宁远两城最为重要，作为宁锦防线最重要的一环，坐镇宁远的以往全是名将，袁崇焕、孙承宗、祖大寿，哪个不是威名一时的人物？吴三桂继袁崇焕、祖大寿后，驻防宁远，这个讯息让全朝野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朝廷对这位少年英雄的倚重，已超出了当时任何一个人。
历史如果到此截止，吴三桂将是一个光辉的少年英雄形象。可惜的是，历史是不断前进的，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接下来发生的一场战役，令这位少年得志的英雄没有成为真正的英雄，最终走上了个人利益至上的军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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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会战（1）
这一战就是后来影响了明清两国军事形势的松山会战。此战是明在亡朝之前与满清发生的最后一次大战役，此战之后，明朝曾经的钢铁防线彻底崩溃。
在了解这场战争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吴三桂与朝中文武群臣的关系。
吴三桂与袁崇焕、熊廷弼、孙承宗等这些人虽然同为镇守边关的重将，但在本质上有重大区别，他是一个非常注重培育个人实力、一心想要实现个人抱负的人，他的雄心壮志里有“公”的成分，但更多的是“私”的动力。造成这种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来因为他是武举人出身，尚武精神里就有“实力”决定一切的生存法则，二来他又是军人政权割据势力下的代表人物，以拥有兵权为重，所以在封建社会推崇的士大夫道德上，他相对要灵活得多，也机动的多。平心而论，吴三桂是晚明时期难得的军事人才，而做人又灵活机动、聪明绝顶。当他驻守宁远的时候，他不可能不会想起他的前辈们的下场，袁崇焕的死，孙承宗的不断被贬等等。这个时候，他当然会明白一个道理：如果不想重蹈覆辙，必然要取得内部的支持，防止背后的暗箭，这样才能便宜行事，实现自己的梦想。
吴三桂不光是军事天才，更是晚明以来最成功的一个机会主义者。利用救父这个噱头，他捞取了强大的政治资本，而在接下来，他更充分的利用舅父祖大寿兄弟为后盾，不断地立功创业，寻找机会，同时他也不满足于依附祖氏一脉，在父亲吴襄的协助下，他与当时的军事强人多有接触，其中包括当时的辽东巡抚方一藻，蓟辽总督洪承畴等人。为了接近这些高官大鳄，送钱送物是必不可少的，拜为门生则更名正言顺。而难得的是，他还懂得走宫中后宫势力这条线，在宫中，他还打通了大太监高起潜的关节，拜他为义父，这位高起潜曾做过监军，无论宫中宫外，能力极大，吴三桂与之来往密切，甚至在后来，与高的关系比老谋深算的洪承畴还要好。
与强横直率的祖大寿相比，吴三桂不仅打仗厉害，搞关系学也有一套，在这里面，他父亲吴襄起的作用极大，而对吴三桂的飞黄腾达起到最大作用的人，就是被他奉为恩师的洪承畴。
洪承畴是晚明最后一位具有极高政治远见和军事才能的综合型人才。他在宦海多年，有威望，有手段，有能力，同样也是机心深沉、擅长变通的能臣，李自成起事后，几乎是逢洪必败，而清军几次入关，他也均做出了正确的军事判断。
洪承畴原任陕西三边总督，主要是与李自成农民军周旋，辽东军事时局日益紧张后，明廷调洪承畴、孙传庭回师，崇祯十二年，洪承畴成为明辽东统帅。到任后，洪承畴发现军队兵士训练不足，将领作战能力低下，犹以山海关守军为重。山海关地处要道，兵士之能力、将领之优劣对整个战局至关重要，前方敌军不时压境，因此练兵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经过多方商议，洪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