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从来没有够战胜汉人势力，即使有过辉煌的胜利，也极为短暂，至于一统汉人江山，更如同梦话。
汉人外表羸弱，但内里坚韧，这一切并不完全因为人数众多，还因为汉家天下的形成结构有其合理性。他们以农业为基础，以土地为疆系，形成了稳固的家庭结构。唯其稳定，才能保证人口茂盛，资源丰富，人民故土意识浓厚，家族意识强烈，这一切也是构成儒家文化的基础。汉人有自己的文化体系，和这个合理的家庭形成结构有关；相比之下，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则近于原始状态，他们流动性强，稳定性差，土地对人的束缚几乎没有，资源获取方式也全靠掠夺；他们从一生下来就桀骜不驯，崇尚武力，部落之间战争不断，反复不息。这其实都是资源匮乏造成的。游牧民族崇尚武力，但是在文化上却相当落后，既没有一个能钳制思想的大一统的文化信念，也缺乏约定俗成的政治道德，大家都习惯了“有枪就是草头王”，过于自由散漫，缺少诚信，才会纷争不断；同样的，大家缺少规则约束，权威统治，都不按牌理出牌，也导致各自急功近利。
清晰地分析出了汉人与自己的不同后，皇太极在加强军备的同时，开始着手一个更艰巨的工作——推行汉化的步伐。
推行汉化，这一点在皇太极以前的少数民族帝王眼中是很难被认可的事情。虽然也偶然有之，但是论汉化的彻底程度和坚持的时间之长，惟皇太极第一。
推行汉化使皇太极走上了与努尔哈赤完全不同的路。前者是开疆裂土的英雄，后者则成为宏图远谋的君主，前者想的是为自己的子孙建立一块属于自己家族的土地，后者则想的是万世江山一统天下。基于这点不同，两代皇帝所前进的方向是不同的，我们可以说，在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之间，建国立业的信念相同，但实行的方法与准则迥异。按现代管理学来说，两者是定性与定量的不同。前者定性，后者定量，努尔哈赤受汉人欺侮多年，对汉人的仇恨形成了他生活的动力，攻城陷地，占领更大的土地，是他建国的根本，但到了皇太极那里，开始注意到人数、文化、生产、资源等等的差异，于是，由简单的定性到了更为精细的定量，我们发现，就是在这个定量的基础上，皇太极开始改变了对汉人的态度。而这个改变是因为皇太极有更为远大的理想，虽然史书并未有太多的记载，但可以想见，他一定从元朝灭亡的基础上吸取了很多教训，同样的，从明朝的建国中也吸取了更为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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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的汉化之路（3）
皇太极与父亲的不同体现最初体现在对“民”的认识上——这个“民”指的是汉民。努尔哈赤采取的少数民族通常的方法——“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这个把“民”当成“奴”的方法，其实和元朝时没有什么两样，可是皇太极却把“民”当成了“民”而不是“奴”。在众多的少数民族君王中，皇太极可能是头一个有如此认识的人吧？他也有很多措施，比如说，对于被俘获后，不甘为奴私自逃出辽东的汉人百姓，努尔哈赤的方法是杀，皇太极则既往不咎，并颁布宽容的法令，努尔哈赤时代曾强迫汉人降民修筑工事，对他们如同奴隶一样的苛刻，惹得汉民苦不堪言，皇太极后来干脆废了这个制度。
对于君主来说，打仗需要武功，执政则是文治，两者都是一个技术活。而对执政者来说，这个技术体现在什么地方上呢？——还是制度。崇祯没有修正制度的能力，故而眼看着制度一点点溃烂，无能为力，李自成没有制定制度的能力，所以任何的行为都是盲目而无理性的，与他们相比，皇太极则有更高的技术水准。他的汉化推进过程，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制度建设过程，这个制度建设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科学地分析形势。皇太极是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了制度建设的方向的。
那么皇太极是如何建制的呢？他本着汉化的大原则，其主要的着力点有三个方向——人事、民事、军事。
任何政府在建立制度时，都要考虑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用人制度，安民制度，军事制度，他们解决的是三个范畴的问题：吏治，稳定，国防。其实在当时那个大环境下，皇太极与崇祯一样，都面临着这三大问题，崇祯穷其一生没有解决得了，但皇太极却不同。他在这三个问题融入了汉化的进程，由此确定了满清王朝的胜利基础。
在人事上，皇太极效仿汉朝，建立了内阁制度，由以往的八个贝勒分权制改为统一的集权制。这一点是与努尔哈赤时代有极大不同的创新。能够形成这一套中央集权的制度，与他所重用汉族知识分子有关。
对于汉族知识分子，努尔哈赤始终持敌视态度，皇太极则不同。内阁制度是两个汉人帮他建立的，一位是范文程，一位是宗完我。后者的出身比较有意思，他是奴隶出身，在努尔哈赤时代为满人做奴，但皇太极发现了他的才华，将他赎身出来，参加了考试，还给予了重用。于是，宗完我后来成了皇太极手底下制度建设的最重要的臣子。而他提出的内阁制度与明制基本相似，也是分为六部，各部除尚书外，还下设承政两人，一为蒙古人，一位满人，相当于明朝的各部侍郎。但这个人员组成是多民族的，这就形成了一个互相挟挟制的体系。还有参政八人，官制与明朝比较接近，也设立了起监察作用的都察院。宗完我设立的制度虽与明廷相似，但起的作用却大相径庭。要知道满清在皇太极以前，其人事建制还是非常原始的，努尔哈赤在朝时，朝中大事全由他一人说了算，能说上话的还有八大贝勒也就是八旗之主，根本谈不上人事制度。努尔哈赤死后，也没有解决接班人的问题，他确定的是八个旗主共同议事的制度。
皇太极刚即位之时，“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地土必八家分据之，即一人尺土，贝勒不容于皇上，皇上亦不容于贝勒，贝勒事事擎肘，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整黄旗一贝勒也。”（《天聪朝臣工奏议》）从这段资料上我们可以看出，皇太极即位之初，他的权力并不大，因为分支太多，他实际上的权力不过是一个占地盘比较大，拥着子卒比较多的旗主而已。内阁制度的完善则让他的权力一下子凝聚起来了。但这个内阁制度与明朝的有所不同，不容易产生腐化的“票拟”、“批朱”等分权制度，也没有司礼监这个中间机构，所以这就是让内阁制度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了，也让党争之祸没有了滋生的土壤。两者同为内阁制，在性质上是有差异的。而在这个重新建立的人事制度中，还有一项重大的革新，就是汉人官员比例增加了，六部的阁主虽然还是满人八旗的旗主（当时的六部的头领分别是多尔衮、德格类、萨哈廉、岳托、济尔哈朗、阿巴泰），但是每部中都有相当比例的汉族官员，这与努尔哈赤那时动不动就把汉人当成奴隶使的方法皆然不同。这些汉人官员只忠于皇太极一人，后来证明发挥的作用之大，决不在那些拥有重兵的旗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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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的汉化之路（4）
在民事制度上，皇太极走得步子更大。他把游牧民族的生产模式改变了，强调以农业为本，开始了走上了农耕化为主要生产来源的汉化之路。我们知道，任何改朝换代的时刻，其最重要的改革都是先来自于经济制度上的。皇太极就成功做到了这一点。这对于以骑马为主的满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改革。
“专勤南亩，以重本劳”，这是皇太极提出的经济制度的方针，而在这个大方针的前提下，皇太极做的另一个了不起的事就是解放了大多数汉人奴隶。农奴制度是满清延续多年的制度，努尔哈赤时代仍然在使用，辽东的汉人对此多有不满，抵抗行为实有发生，也有很多汉人逃离土地，令田亩荒芜。皇太极即位后推行“满汉之人，均属一体”的政策，将汉人编入民居，由汉官管理，对于稳定辽东民事，起了很积极的作用。皇太极后来又效仿汉朝制定科举制度，实行考试入选的原则，门槛放得极宽，其考生范围扩大到汉人奴隶群，有很多汉人奴隶经过考试后成功“洗底”，与满人有同等的地位，比如宗完我。皇太极执政年代，奴隶制度基本上被农业生产所取代，满清由落后的奴隶社会走向较为发达的封建社会，这是汉化的功劳。
在军事制度上，皇太极则体现了极高的战略眼光，那就是重用汉人降将，建立了八旗汉军。
面对降臣，皇太极差不多是古往今来最仁慈的君主，他一生中招降的汉人降将之多，数不胜数。这些汉人降将，在皇太极眼中，不是贰臣，而是“明灯一盏”。皇太极以真诚的态度对待他们，至死不渝。这些被招降的人中，有他的仇人，有他的死对头，也有屡次欺骗他辱骂他的人，但是皇太极做到一视同仁，只要你降了，要权给权，要钱给钱，要官给官，要兵给兵，而且决无一丝疑心。祖大寿、洪承畴、耿仲明、尚可喜、孔有德、李成栋，这些人在明朝天子脚下个个都是雄踞一方的人物，降到了满清后，皇太极依靠他们建立新八旗，他们依然还是雄主，没有满人汉人、私人恩怨的界限。皇太极的这份襟怀，放眼历史只有曹操堪与一比。而降将给他们的回报同样丰厚，汉人八旗的出现，令皇太极的兵力增加了近一倍，这些汉人能将，至少在皇太极生前，为攻打明廷尽心尽力，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起的作用极大，而且也很少有人出现过贰心。
皇太极不光在用人上有一套，在整个战略眼光上也有一套。当他发现山海关难以攻破时，他采取“战略包围”的方式来对抗明朝的“坚壁清野”，明朝自熊廷弼开始，就坚持以退为进，防守反击的打法，后来的孙承宗、袁崇焕、洪承畴都是这一战略思想的忠实执行者。皇太极对付这一战略的方法就是先消灭周边的邻国，以形成合笼之势。于是，他利用几年的时间征服了朝鲜，令朝鲜成为其附属国，又远征蒙古，并令剽悍的蒙古林丹汗含恨死去，这样无论从北部，还是从水路，都对明朝实行了战略上的合围之势。就是在这个形势下，天聪三年也就是崇祯二年，皇太极绕过山海关，从蒙古地区的喜峰口出发，一直攻到北京城下，这一战历史上称为“入口战役”。此战的结果是，令袁崇焕措手不及，撤山海关守军仓促迎战，并令崇祯中了反间计，杀了这位卫国元勋。如果没有皇太极在战略上的远见，如果不是及早地征服了蒙古，这一战皇太极就不可能成功的逼近北京城下，不但使明朝丧失栋梁，而且给清军进攻明朝的心脏新开辟了一道战线。
皇太极在位十几年来，在人事、民事、军事等各项领域取得的成绩，是奠基性的。他用了十几年时间完成的汉化之路，其实也是将散漫的宗族势力并入制度轨道之路。这个制度的建立，不但充实了自己的国力，更重要的是征服了大多数汉人的心，所以，皇太极的定量分析是非常成功的。任何一种制度在建立的最初都有他的先进性，很幸运，在经过准确的定量分析后，皇太极成了先进制度的执行者。而这一切，不可能不会对他手下的第一能臣、也是他的族弟多尔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