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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明朝历史，太监之祸首屈一指，而辽东战事更是明王朝君主的死穴，把这两个结合起来，就是杀人不见血的利器。于是，我们发现，从温体仁开始，崇祯一朝经常有人会使用这种利器对抗对手，周延儒是第一个倒下的。温体仁接任周延儒在一六二八年成为内阁首辅，这一年是崇祯继位的第一年，此时距一###四年崇祯面临的大败局时代不到二十年，这十几年时间，温体仁“同官非病免物故，即以他事去，”影响之坏，难以估量。他与周延儒之间的斗争完全出于个人权利欲的争夺，对于明室人事建设的破坏亦极大。此后，明王朝党争之乱已经再次形成高峰了。
坦率讲，崇祯对这些人弄权之事也有耳闻。崇祯深知党争之害，也备受宦官弄权之苦，所以与他的爷爷辈父亲辈相比，他开始是警惕性非常强的。可惜的是，他只是警惕，并没有像先祖朱元璋那样有更合理或是更铁腕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除了不停的被人牵着鼻子走，没有更好的办法。
周延儒失势后，视温体仁为死敌，于是，他与东林党人联合，在对付温体仁的斗争中成为主脑。周延儒不甘心久居乡里，使其心腹知己礼部仪制主事吴昌时与庶吉士张溥为之奔走，动员各方面的力量，策划重新起用之事。一六三七年即崇祯九年，周延儒暗中指使刘宗周等人上奏指出温体仁的十二大罪，同时凑集了六万金送与宫廷朝贵，终于成功的收买了司礼太监曹化淳，由他告密，指称温体仁自有党羽。对温体仁专权已有警惕之心的崇祯清醒过来，于是罢掉了温体仁的阁辅之职。周延儒靠东林党人扶持，再次成为继任首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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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的文官倾轧（3）
这场温周党争之乱，至此持续了整整十年，朝纲破裂之势，已经形成。
周延儒上任后，其用人政策并无变化。可以说，与温体仁相比，他只是政治上的老练动物，但绝非治世之臣。崇祯年间，后金势力越来越大，辽东败绩连连，可是周延儒却一心玩党争这一套，于是不但党争不断的事没有解决，辽东战事吃紧，他也没有良策，令崇祯对他逐渐失望。就是在这个关头上，周延儒犯了不该犯的错误：他自恃已经取得皇帝的信任和各派政治势力的支持，于是奏请削弱厂卫缉事之权。
厂卫是明朝特殊的特务组织，与内阁不同，厂卫直接听命于皇帝，所以刺激厂卫，无疑是太岁头上动土。于是，与厂卫关系恶化后，锦衣卫渠帅骆养性和东厂太监“尽发所刺军中事”（明史《周延儒传》），开始暗中监视周延儒，并把他巡视辽东时稽延不战和谎报战功的实情报告皇帝。而周延儒未曾察觉，反而再结强敌，这个敌人是前任首辅薛国观的门生阁臣魏藻德。
这个仇结的其实是有些牵强的。真正得罪魏德藻的人不是周延儒，而是他的学生吴昌时。因为吴昌时在魏德藻老师薛国观赐死一事上颇起作用，又对魏德藻多方打压，是以魏非常痛恨吴昌时，时时寻找替座师报仇的机会，也因此牵连到周延儒。党争的一个特点就是，门生之间的仇恨也是可以扩大化到老师那一阶层。而魏德藻也清楚，只要有周延儒一天，他就别想上到更高的位子，因为他们不是一个派系的，所以除了斗下去，没别的出路。另一位想扳倒周延儒的是他内阁的同事陈演，因为周延儒不喜陈演的为人，对他十分冷淡，陈演十分仇恨，于是这两人联合起来，与厂卫合谋攻击周延儒。
周延儒最后因门生吴昌时而倒台。东厂与锦衣卫掌握了吴昌时贪污受贿罪行，于是将吴昌时缉拿，由此联系出周延儒。厂卫头子骆养性本来就讨厌周延儒，这个好时机又岂肯错过，便马上开始着手缉拿周延儒。魏藻德、陈演为此事出力很大，趁周延儒督师之际，他们在崇祯面前不断的吹耳边风。于是周延儒被抽调回京接受审讯，而这时，吴昌时已在酷刑面前招供，周延儒非常害怕，走到半路不敢走了，陈演奏报皇帝，说他是这心中的鬼。崇祯强命他进京，安置在正阳门外，并不见他。周延儒上疏哀求，自请戍边，崇祯不予理会。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崇祯下令，吴昌时弃市，遂勒令周延儒自尽，并籍其家。与上一任温体仁相比，周延儒的下场更惨的多。
之后魏藻德、陈演相继成为崇祯宠信的内阁首辅。在整倒周延儒的时候，他们的道德水准令人不敢恭维，他们结成了同盟后，新的“党”又出现了。崇祯一直怕臣子结党，可惜终其一生，无法改变现状。
温、周斗法，持续十几年，相继牵连进东林党人、阁臣、宦官、厂卫等多方组织，对明朝人事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危害，而最可怕的是，导致了崇祯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这位本来一直充满理想化的少年，在他很信任的温体仁和周延儒的身上，发现了以前他所没有见过的丑恶的一面。而且在温周二人相继执政的十几年间，崇祯发现，他接过来的那些巨债并没有还清，相反，更严峻的问题又摆在了眼前。流民没有扫清，边境并不平安，财政依然是赤字连连，朝臣们却忙于内斗，不断的出现的是各种谎言和欺骗，及各种信任危机。崇祯开始由不信宦官信大臣改成了对大臣的怀疑和对厂卫宦官的信任，也持续产生了对大臣道德水准的怀疑。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由此，崇祯对整个文官制度由将信将疑转为对立，从一个“明君”开始一步步转化为偏执狂、迫害狂。并将这种不信任的对立情绪一直持续到死。
于是，在这种对立情绪下，我们看到崇祯后期在用人上只坚持一个原则：杀，再温和一点的就是罢免或换。凡是不合他要求的，一律坚持这个原则。阁臣们发现，走了天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打着明君招牌但更残暴的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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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的文官倾轧（4）
后人因为崇祯对阁臣的虐杀，多以其残暴刻薄而名之。其实分析明朝建国的制度，我们不难发现，自太祖建朝至明神宗的国本之乱，明朝的阁臣制度已经走到了末路，而党争之乱，崇祯心态的转变，不过是这种末路制度的必然体现形式而已。
太祖朱元璋建朝之始，就发现了权力过分集中于宰相一身的弊端，于是借胡惟庸一案，废除宰相，设立六部，形成了六部分权制度，六部各省长直接向皇帝负责，彼此职位相等，并无统管关系。但如此一来，皇权高度集中后又有问题出现了：因为皇帝没有那么多的精力能力同时处理各种类型、性质完全不同的事务，于是设立内阁，以秘书班的形式为皇帝决策提供帮助。
只是这个制度从一开始就有本质的缺陷，那就是阁臣的地位较低，只有议事权，没有参政权，对于封疆大吏并无多少震慑作用，于是后来又将各部尚书拉进内阁，成为省长兼秘书班成员的格局，如此一来，前面的矛盾似乎解决，但其实内里是更加激化。这个只要想一想就清楚，内阁虽然多为各部尚书组阁，但按照分权原则，内阁大员与各部的关系是平等的，内阁大学士只是对皇帝负责，有顾问的性质，但并非上下级关系。内阁想要左右朝政，在法理上是行不通的，所以内阁的决策必须要求阁臣首辅首先摆平各部同等级别的官员，这样才不至于被人指责为明不正言不顺，但即使摆平了各部，各部的所有要员都是自己的人了，还是有问题，内阁想要做点事，必须要有皇帝的命令才能行得通，你摆平了所有人，摆不平皇帝也是没辙。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阁臣想要办点事，靠一人之力根本不行，只能利用人际关系，搞制衡战术，这样怎能不结党，不弄权？因为不弄权就办不了事。
这成为明王朝直至灭亡也没有解决的问题，而且明朝还有一个完全可以把好皇帝变成坏皇帝，把清正君子变成阴骘小人的制度，那就是“批朱”制度。
所谓“批朱”，相当于现在的盖印。批朱权是皇帝的权利，也是明王朝办事的最后一道程序，批朱之后，意味着最后拍板，而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利，本该由皇帝完成，后来却落入了内宫的手中。
明朝内宫的司礼监，也是一套秘书班子，所不同的是，这是“生活组”，直接和第一首长接触，与群臣在道义与行政上没有隶属关系。但是司礼监却是阁臣意见上情下达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司礼监的工作包括对阁臣奏章进行立卷分类，然后进奏皇帝，再转发下去。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明朝的太监会有这么大的权利，。中间的环节全是由太监完成的，哪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卡壳”，这完全取决于太监是否愿意对这件事上情下达。明朝的大多数皇帝，从小在“讲筵”的氛围长大，生下来就得面对四书五经，家国大事，还有那些语言乏味面目可憎的阁臣讲师，因此皇帝们对于处理琐碎事务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厌倦，把阅读文件的繁琐事假手太监，乐得自己清静，竟然成了很多明朝皇帝最愿做的事。从明朝的正德皇帝开始，上情下达这个环节就全部掌握在司礼监的手里，甚至最后批朱权都落入他们手中了。国家大事，就这样视如儿戏了。
但对阁臣来讲，这绝不是儿戏。于是，阁臣要想办事，除了要有能力摆平其他各部外，还必须要与太监勾结，这成了要完成一件事情必须要走的程序，反之则事必不成。这方面有最好的例子，就是张居正，他在位十几年，如果不是和内宫中司礼监头领冯保联成一体，政令哪得畅通？这就是明朝官场上的一个潜规则。后来温体仁干倒周延儒，魏藻德骆养性再次干倒周延儒，都是掌握了这个窍门。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在明朝，阁臣不弄权，不结党，根本行不通，这不是阁臣道德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内阁与六部的权力问题，是一切党争的根源，本来是为了防止阁臣弄权才定的制度，最后竟然反噬过来，成为阁臣弄权的原因。阁臣弄权，大都源自于与内宫勾结，而阁臣整倒阁臣，同样可以利用这个“内外勾结”的牌说事，张居正死后，就有人指责他勾结太监冯保专权，于是这个名誉本来极为好的人一夜间就成了道德败类。明朝大臣的弄权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勾结内宫，第二步则是打反“勾结内宫”这张牌，两步都同样有效。到了国本之争的时代，籍贯亲疏，个人好恶，亲情乡情，都成了结党的条件，令党争越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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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的文官倾轧（5）
制度上的巨大缺陷在崇祯一朝开始充分暴露出来，崇祯不是昏君，他在执政后也发现了这个制度上的怪圈。制度上的弊端导致了群臣以弄权为已事，导致群臣在道德上的空前低下，办事效率上的空前低下，忠诚指数上的空前低下，虽然他一心想中兴国运，但是他自己对这个制度却既无任何修正的本领，也没有完善的对策。在这种挫败感和无力感面前，崇祯把失望情绪转为对整个文官集团的不满和不信任。崇祯没预料的是，在这种对立的状态下，文官集团对皇帝也同样的高度不信任。于是这种对立成为了大明王朝在人事制度上的主旋律。
在这个主旋律的指引下，本应该是国家公仆的群臣一方面纷纷寻找能自保的方式，明哲保身，用一些表面化的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