啾椤Ｃ康背渎谧喔械囊衾稚炱鸬氖焙颍易芑嵯肫鹚础Ｈ绻液雎员砻娴募饪痰幕埃祷捌涫凳钟哪Ｄ桥檀糯荰HE EAGLES的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是《HOTEL CALIFORNIA》。
傍晚没事做的时候，我去医院花园里的小径散步，或是无所事事地坐在路边的矮凳上读些什么。气温仍旧不高。有人经过我身前，我会盯着他的背影猛瞧不止，自己也不明白究竟有什么可看。大概是太无聊了。几个大学同室打电话慰问我。问我是否需要探望。我说自己这是传染病，心意领了，来探望就不用了。他们深以为然。
晚上男孩回家，病房里只留我一人。刷牙后我就去公共休息室看电视。电视节目不见长进，也不知是电视娱乐人，还是人娱乐电视。我看得意兴阑珊，却不想挪动地方，直到护士来赶我回房。在床上看不了几页书，灯就熄了。脱去毛衣缩入被子，黑暗里气流咝咝作响，冷意就像是啮齿类动物一样往被窝里钻。牙齿如打字机般上下敲击。我没想到医院的夜里会这么冷。话又说回来，谁会愿意住在一个完全冰冷的地方呢？
“傻瓜除外。”我仿佛听见外语系的女孩说。
我闭上双眼，回想着《加州旅馆》的歌词和旋律，想像着阳光下加州旅馆的模样，慢慢进入冰冷的睡眠中。
住院以后，阿静每个星期都到医院来看我。两个人坐在花园的长凳上讨论我的肝炎和他的音乐。我竭力在交谈中给自己的这次生病住院的经历涂抹上一种喜剧色彩，用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的话来说，我提起自己的肝炎的就像是百万富翁炫耀他们的棕榈海滩一样。起初一两次我还能夸夸其谈，但一两个礼拜过后，就再也提不起精神来了。
“你在这里相当难熬吧？”他问。
“我不喜欢住院。”我说出了实话，“医院里消毒药水的味道太难闻了。”
“谁都不喜欢住院的。”
“你也住过院？”
“很小的时候事了，医院把我的急性肺炎误诊为肺部病变，把祖父吓坏了。”他停顿了一会，摇了摇头，“我不喜欢医院。医院里什么音乐也没有。”
“这里也没什么音乐。”我说。
隔了会，我问他在酒吧的工作是否顺利。
“挺顺利的，每天晚上都去。”他说，“可惜这里没有钢琴，要不然可以给你弹上一段新学的音乐。”
“肖邦？”
“巴赫的平均律。”阿静说，“我最近在主攻巴赫。”
“可惜我一时半会听不到。”我遗憾地说。
“是啊，我没法背台钢琴到这里来。”他想了想，说，“不过，也许会有办法的。”
这次交谈后的周末傍晚，我吊完药水，正在病房里背法语不规则动词表时，护士进来说有人找我。走出传染病房的隔离区，我看到来的人不是阿静而是提琴少女，这让我觉得很意外。她提着装小提琴的琴盒，没有身穿演奏时的白裙，而是穿了条牛仔裤。
少女没有开口和我说话，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她说些什么，两个人默默走到医院的花园里，找了条长凳坐了下来。一想到自己还穿着滑稽的住院服，我的心情就多少有些郁闷。花园里有两个穿住院服在互相搀扶着慢慢走动，他们可能是刚刚才能离开病床的病人。一个护士和一个医生在另一条长凳上促膝谈心，大概正在商讨某个病人的治疗方案。年轻的医生偶尔会把好奇的目光投向我们，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仰头看天上的晚霞。连续看了几次晚霞后，我捱不过沉默的气氛，开口问提琴少女怎么会到医院来的。
“我跟他约好在医院见面的。”她说。
她的声音非常非常的轻，就像是耳语一样，一阵风就可以使其飘散，如果不注意听根本就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我从侧方看着她咽喉处的十字伤痕。提琴少女转过面孔回看我。我只能错开视线，向花园里练习走路的病人看去。她是我所见过的最为清纯美丽的女孩，却被剥夺了正常说话的权利。她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说话这一点反过来又深深打动着我。
我不知道阿静为什么要约提琴少女在这里见面。他并没有跟我提过少女的事。但是左等右等，始终都看不见阿静的身影。天上的晚霞渐渐变成了暮色里的阴影。
“你们为什么约在医院里见面？”我问她。
她耸了耸像冬日里的小鸟一样瘦削的肩膀，脑袋后面用白手绢扎起的马尾辫也像小鸟似的点了两下。
我们继续在长凳上坐了一会。但阿静还是没有露面。提琴少女轻轻叹了口气，打开琴盒，取出里面的小提琴，左手拿着小提琴，右手拿着琴弓，自然而然地摆出了演奏的架势。她纯净的眼睛看着我，似乎是在询问我是否想聆听她的提琴演奏。我迟疑着点了点头。
提琴少女于是拉奏起了小提琴。小提琴的声音不像钢琴那样宽广雄厚，但却更为清亮而富有穿透力。少女拉奏出的琴声平静而轻灵，犹如蝴蝶穿梭在花园里。花园里的人们不自禁都转过头来看着她，倾听她的演奏。我也默默注视着提琴少女。她按在琴弦上的手指细长纤小，却又伸展自如。小提琴曲仿佛是圣女的祈祷一样动人。
她拉奏的这首曲子是巴赫的G弦咏叹调。提琴少女喜欢演奏巴赫的无伴奏小提琴组曲。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
演奏了几支曲子后，她看了看我，把小提琴收进了琴匣里。天色暗淡了下来。
“今天他大概不会来了。”我说。
少女稍稍点了一下头，然后无声地向我微微一笑，站了起来。我也站起身。
“再见。”她轻声说。
“再见。”我说。
第二天阿静来医院后，我询问他前一天是怎么回事。
“学校里临时有钢琴考试。考完试我就去了酒吧，没来得及到这里来。”
“我是说你约她来医院里干什么？”
“你不是想听音乐么？所以我就求她来给你演奏巴赫的小提琴曲。”阿静说，“你喜欢听她拉奏的小提琴吗？”
“喜欢。”我有点费解地看着他，反问说，“你呢？”
“我也喜欢。”
“你喜欢的是她还是她的小提琴？”我问，“或者是两者都喜欢？”
阿静的脸慢慢红了，支支吾吾地回答不出什么来。这本身就是问题的答案。我连问也不用再问了。
吊了一个月的药水，我的黄疸指标下降到了正常水平。医生让我回家休养。不过每隔一周还要回医院复检一次。调养期间也要尽量避免和外界接触。
我想尽早返回学校。大学里的课程已经落下一截，如果通不过一年级的考试才是真正倒霉的事情。回家后我每天早上按时起床，按时服用一碗乌黑的中药。服药后嘴里一股怪味，只得拼命漱口刷牙。白天一边听音乐一边自习功课，背法语单词。闲暇娱乐是对照着法汉词典阅读法文原版小说。读书过程艰涩无比，犹如推土机在沼泽行进。但每前进一点，不管是新领会一段长句还是一个词组，心里总会产生小小的成就感。女孩借我的磁带翻来覆去地听了好多遍，算起来大约每天一遍。听了这么多，记住歌词的只有《加州旅馆》。
在家休养期间，我没有与见任何人，甚至和阿静也只通过两次电话。我养成了长跑的习惯。每天晚上睡觉前换上跑鞋到外面慢跑。跑完几条街回家洗澡睡觉。医嘱自然强调静养。但我不想整天卧床休息。住院回来以后脸都变圆了。倒不是医院伙食油水十足，但如果是吃了睡睡了吃兼每天一两瓶葡萄糖，人即便不变胖也会浮肿的。可我跑步并非是为了减肥。具体原因说不出来，也许还是因为无所事事吧。每天跑步来回距离加起来有四公里，只在开头两天有些吃不消，后来也就坚持了下来。跑步本身毫无乐趣可言，而我居然跑个不停。养病期间，晚上长跑成了我的特殊排遣手段，不管这手段多么无趣。
休养了一个月后。各项指标的检查结果恢复了正常。我康复了，可以返回学校了。
重返学校的第一堂法语口语课上，法籍教师讲的是萨特与波伏娃在二战时的爱情故事。西蒙娜给被德军关押的萨特写信，“我要把我的情况告诉你，给你的生活增加一点乐趣。”他们的信上惟独不提战争本身。雨果说，情书是通过邮局寄送的一个吻。法籍教师问口语班的学生有没有收到过邮局的吻。有个男生回答，相比政府机构，他宁愿要现实中女孩的一次亲吻。大家都笑了起来。
课后，我把磁带还给英语系的女孩。
“不好意思，我不是成心不还的。Je m’excuse beaucoup pour cela。”
“Laissez ； ne prenez pas cette affaire au coeur。”她接过磁带，说，”好久不见，听说你生病了？”（注：法语，对此我非常抱歉。请不必放在心上。）
“黄疸性肝炎。有传染性，所以住了一个月院，又在家里呆了一个月。”
“你真够pool的。”
“磁带的事，对不起。”我说。
她笑了。“你不会真的往心里去吧？一盒歌曲磁带罢了。我不认为你是那种拿了磁带溜之大吉的家伙。不过，就这么算了我也有点小小的不甘心。毕竟你生病两个月都没跟我打一声招呼。哧溜一声就消失了。你得有所表示才行。”
“有所表示？”
“比如，请客吃顿饭什么的。”
“那么，请你吃饭行吗？”我问。
“可以考虑。” 她轻松地回答。
“中午？”我接着问。
“下午有课，恐怕来不及。晚上好了。”
“那我等你下课。”
“你知道我在哪里上课？”
“我忘了问了。你在哪个教室？”
她讽刺地一笑来奚落我，随即告诉了我上课教室和下课时间。
下午我没有课，在寝室里抄生病时落下的笔记。估计时间差不多时，我到女孩上课的教室外等她。我们见面后，女孩要把书本放回寝室，我陪她走到女生寝室，顺便知道了她寝室的号码。
这个时候吃晚饭未免太早了些。我们走出学校，来到友谊商城附近找了家咖啡馆坐下，叫了两杯奶油咖啡。喝了几口咖啡后觉得肚子有些空，又点了两块栗子蛋糕。我们一边喝咖啡一边嚼蛋糕，期间女孩说她的父母从小就给她灌输出国的概念，自从读书起就给她专门加强英语水平。在她那两个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父母看来，只有出国才谈得上人生幸福。现在这也变成了她的信条。一切为了出国。人生再无第二目标。
“随便问问，出国以后你有什么打算？”我问。
“我不去想这个问题。出国以后我一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目前要为出国而努力。”
“那你想去哪里呢？”
“北美吧。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据说也是最腐朽的。”她笑着回答。
我们吃完了蛋糕。咖啡喝完后又续了两杯。出国的话题结束后，我们不知再谈什么好，于是沉默着品啜咖啡。咖啡的味道其实糟糕无比，但品啜咖啡要比开口说话容易许多。
“传说你是homo。”她忽然说。
“Homo？”
“Homosex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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