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还存在着两个至关重要的不同。如果欧洲人带了鸡过来，那么这些欧洲鸡的名字将会被南美的印地安人所采用。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南美洲北部的阿拉瓦克人（Arawak）称那种以黑色为特征的鸡为“卡那卡（karaka）”；印地安名字是“卡那卡那斯”（karakanath），在墨西哥西北部，鸡的名字是“托瑞”（tori），在日语里是“nihuatori”，意思是“圈养的鸟”。在1421年，那些致力于帝国扩张时期的印加国王们，他们经常戴着羽毛，并采用了这种鸟的名字。在盖楚瓦人（Quechua）的语言里，鸡是“hualpa”，是托帕卡·尤潘基（Topac Yupanqui，约公元1440～1493年）①所采用的名字。在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的统治下，印加国王正式的名字是阿塔瓦尔帕（Atahualpa）②。因此至少在征服者到达南美洲40年前，印加就有了对应“鸡”的词汇。
那个时代的欧洲人把鸡和鸡蛋用来吃。在东南亚和中国，鸡的用途完全不同。中国人拿鸡蛋来占卜，或者在烧纸之前把鸡血滴在树皮纸上，人们相信那黑色的鸡能够保护家庭不受到恶魔的侵犯。这些做法都能在南美洲发现。像在中国一样，美洲印地安人也不是把鸡和鸡蛋用来吃的，他们把鸡和鸡蛋用来做祭祀、占卜和治病。
第五章 新世界（4）
亚洲鸡在美洲的大西洋海岸到太平洋海岸都有发现，向北最远到罗德岛（Rhode Island）。这些家禽不可能飞得这么远，肯定是用船载过来的。除了欧洲人，只有中国人的船能航行得那么远。在欧洲人征服美洲之前，亚洲鸡在美洲的传播是和皮瑞·雷斯图中表示的位于委内瑞拉、巴西、智利和秘鲁的奥里诺科（Orinoco）的三角洲密切相关的。即使到今天，在南美洲的受到西班牙人（或者其他欧洲人）影响最小的地方，人们还会发现，那儿的鸡所生的蛋依然是淡蓝色的，还有着其他的亚洲鸡的特征，而这些与欧洲鸡是不一样的。（12）所以这样的结论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的舰队肯定已经把鸡带到了南美洲。
既然亚洲的鸡与地中海的鸡有着明显的不同，而这些亚洲鸡的特征又在美洲鸡的身上重现了，那么最明显的结论就是美洲鸡最先是从亚洲引进到南美洲的，而不是来自地中海沿岸……（13）
如果关于美洲鸡的所有信息都被考虑到的话，是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最早把鸡带到美洲的结论显然是和所有的证据相矛盾的。直到1600年，地中海民族还没有拥有、甚至还不知道美洲印第安人手中掌握的鸡的种类……如果一种学术的和科学的方法在这个课题上运用的话，这种方法必须注意到这些信息，而不是以往的那些教条，那么最终只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鸡是通过太平洋传入南美的。也许我要再重复一下，这是在地中海民族发现美洲之前很早的时候了。（14）
第二个明显的证据来自于玉米，这是一种原产于美洲的植物，在郑和航海之前一直不为中国所知。正如鸡不能飞一样，玉米也不能自我移植，无论它在何地被发现，它肯定是被人移植过去的。这里有相当明显的证据能证明在1492年哥伦布达到美洲之前，（15）玉米就已被引入了亚洲。例如，在安东尼奥·皮加费塔（Antonio Pigafetta—麦哲伦的随军记日记的人）的关于在1520年他们在菲律宾的利马萨瓦（Limasava）的探险的记述写道：“那些岛民们邀请将军（麦哲伦）到他们的船上去，因为他们的商品都在船上，有丁香、肉桂、生姜、辣椒、豆蔻和玉米。”（16）毕加费塔是不可能不认识玉米的。他的记载是用古老的意大利文写的，玉米是被翻译成“miglio”，与之相对照的是他曾用加勒比文写这个词是“maíz”，他知道那种玉米有“穗，长的像印地安人的玉米，皮剥掉后，被称作拉答（lada）”—毕加费塔不仅花了数个月的时间跟随着麦哲伦从南美洲到了利马萨瓦，而且还在加勒比海给哥伦布效过力。（17）中国的记载说，郑和将军带回了一些“有着特别大穗的谷物”。中国人习惯于吃一种穗和大麦大小相似的稻米。这种与稻米相比较而有“特别大”穗的谷物只能是玉米。（18）这里还有更进一步的有价值的证据。葡萄牙人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中国都发现了玉米，还发现了“Metates”——这是一种南美洲所特有的用来磨玉米的工具。这种工具发现在一艘建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的平底船上，而这艘船是在菲律宾西南的潘达南（Pandanan）的海底发现的，它是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沉在那儿的。
皮瑞·雷斯图上所显示的，早在麦哲伦航行一世纪前，中国的舰队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就到达了南美洲并登上了那儿的陆地，现在这已不再是我头脑中的一个拿不准的想法了。但是中国人的这次具有史诗性质的海上航行，是想使整个世界都纳入中国的朝贡体系。可为什么他们花了这么大的气力来绘制那荒凉的巴塔哥尼亚呢？那可是一片冰雪覆盖、寒冷异常的地方，只有一些落后的、光着身子的居民，没有什么好交易的，这里除了鱼类和野莓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
皮瑞·雷斯图能否提供更进一步的线索呢？起先看起来这幅图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神秘性，因为它显示出了从巴塔哥尼亚海岸伸出的一根根辐条，相交的中心位于南大西洋广阔的海域，这些中心点就是罗盘的中心点。这些轮轴被水手们称作“波多兰线”（Portolan lines），在“波多兰”航行法中使用，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三角测量法。拿皮瑞·雷斯图与现在的地图比较，我辨认出每条“波多兰线”的巴塔哥尼亚海岸上的每条起点是那里。那些绘图者们肯定是已经乘上了7艘船，从北面的蓬塔谷兹曼（Puntas Guzmán ）、梅塞德斯（Mercedes），中部的卡博斯库瑞（Cabos Curioso）、圣弗朗西斯科（San Francisco），还有南面的蓬塔诺特（Punta Norte）、卡博斯布恩特珀（Cabos Buen Tempo）和圣埃斯皮瑞图（Espíritu Santo）7处地方出发航行的。
在了解了皮瑞·雷斯图的范围后，现在我能轻松地确定罗盘的正中心位置的事实地点了。“波多兰线”相交在西福克兰（West Falkland）岛的乔治王海湾（King George’s Bay）。罗盘的绝对中心是亚当斯山峰Moune Asam，2917英尺高，这是福克兰岛上最为明显的一座山峰。是否周满或者是洪保实际上是一个秘密的登山家呢？那是不是就是船只被下令驶向山峰的原因呢？好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一头雾水，突然间有一天我突然顿悟了。在南半球时，那些中国人需要一颗星星来代替北极星，以便引导他们航行，在当时他们只能选择如下的两颗星星：用老人星来确定纬度，用南十字星来导航。（19）
第五章 新世界（5）
老人星是一颗发着黄白色的、巨大的星星，它离地球的南极点有3000光年①的距离，它的亮度超过了太阳的1000倍。无比的亮度加上近距离，使它成为天空中第二亮的星星，和金星差不多亮，因为它发出来的光的颜色是黄白色的，使老人星能够很容易的识别出来。和南十字星一样，老人星位于天空的最南端，但不是正对着南极点。为了利用老人星来确定纬度，中国人不得不航行到正对此星的一个定点，以确定其精确的位置。南十字星指向南极点，但不像北极星，它不是直接对着极点。为了能够利用南十字星来准确的导航，中国人也不得不确定它的高度和经度。我再强调一下，要算出南十字星的准确位置的惟一方法就是航行到直接对着它的地方。
数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在试图确定南十字星和老人星的位置：
〔唐玄宗〕开元十二年诏太史交州测景，夏至景表南长三寸三分，与元嘉中所测大同。然则距阳城而南，使直路应弦，至于日下，盖不盈五千里也。测景使者大相元太云：“交州望极，才出地二十余度。以八月自海中南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环星灿然，其明大者甚众，图所不载莫辨其名。大率去南极二十度以上，其星皆见。乃古浑天家以为常没地中，伏而不见之所也。” （20）
只有当老人星和南十字星的位置被确定后，南半球的新大陆才能够准确的被绘制到地图上去。当那些中国绘图者到达了在西福克兰岛（West Falkland）的亚当斯山时，他们就直接处在了老人星的下面。他们竭力确定好他们的位置，这样他们就能准确计算出他们的位置是南纬52°40′。参考北极星的高度，他们就能估算出老人星的高度，随后他们就能在南半球使用老人星来确定他们所处的纬度。考虑到这个位置对中国人而言的重要性，我认为中国人肯定在亚当斯山的附近立了碑，因此我已经请求福克兰岛上当地政府协助我进行搜寻的工作。
一旦老人星的纬度确定后，只要直接在老人星的下面，沿着这一条纬线，穿过太平洋向西航行，随后通过南半球的海洋向东航行，周满和洪保的舰队就能各自返回中国。只要循此方法，所用的船只都能从这条纬线上做出观测。我也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当别的星星的纬度位置能够准确地被确定后，那么在世界上进行观测的可行性是合理的，例如在北纬3°40′，这个地方是在地平线以下，北极星是看不到的。对于中国人而言，希望别的纬度也能起这样的特殊重要性，比如，就像他们在北纬39°53′的首都—北京很可能就起着一样的作用。后面就会说到，我的猜想被证明是正确的。
中国人选择的第一个“锚点”在福克兰（Falkland）岛，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福克兰群岛不但直接处在老人星下面，而且正好离北京的距离是整个纬度的距离一半（经度相差179°）。在当时的阶段，中国人虽然知道了地球是一个球体，但是没能测出经线，然而利用北极星他们能算出地球周长的一半（180×60海里），因此在离开北京达到这个距离时，他们就能估算出来（航行的天数乘以平均速度）。如果一支舰队在福克兰群岛的锚点向西航行的话，就能在南纬52°40′发现南澳大利亚的另一个岛，就像他们测量巴塔哥尼亚一样，绘图的人们能够用三角测量法准确的绘出这片陆地。与之相似，一支船队向东航行，在南纬52°40′就会发现非洲南面的另一个岛，因此也就能够绘出印度洋来。
我在思考我怎样才能从此“锚点”出发，去追寻中国舰队向前行进的路线。我已经知道了在周满和洪保的率领下中国舰队最终回国的日期，以及他们各自带回来的使者数目。不久我意识到，借助那些表格和地图，并从那些大使处搜集到的信息来标明位置，我能做出一个合理的推论，即在随后的那段时间里，每只舰队都是如何行动的。在有着一些紧密联系的证据出现后，这使我继续推算出宝船以后的行动。
在整个航行期间，在高级将领杨庆的率领下，船队一直航行到了印度洋，在永乐二十年八月（公元1422年9月），返回了中国，随他一起到中国的，共有从东非到印度各国的特使17人，而周满和洪保直到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秋季才返回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