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1978年7月24日，徐景贤在证词中这样说：
过了几天，就是9月28日，张春桥派萧木到上海，向市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认为这是张春桥听了我9月21日的当面汇报后，经过进一步思考，给我们作出的交底的指令。
张春桥给我们指出：有人要搞〃四人帮〃，要搞上海，这样的时候，大考验就到来了。
张春桥在这里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萧木从北京到上海，一下飞机就直接从机场赶到康平路市委常委学习室。把在家的六名市委常委全找来，详细传达了张春桥9月27日晚同他的谈话。当时，我把张春桥的这些指令在笔记本上作了记录。到了75年10月8日，当我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我就认为张春桥的预言应验了，大考验的时刻到来了。
我们根据张春桥9月27日关于要打仗的指令，在上海策划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注：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页。）
◇欢◇迎访◇问◇。◇
第132节：末日的疯狂（16）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发出通知，1976年10月6日晚八时，说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会议。
当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步入怀仁堂，等待着他们的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
坐镇现场指挥的，是叶剑英、华国锋和汪东兴。
江青在中南海就擒时，狂喊乱叫了一番，提出了一连串的〃抗议〃。
毛泽东去世之后，张春桥对形势分析了一番，托萧木向上海传话：〃毛主席去世了，要有像毛主席那样有威望的领袖是不可能了……现在比列宁去世时好，那时斯大林威信不高，托洛茨基做过红军总司令，威望比斯大林高……〃
张春桥的话，需要〃翻译〃方能明白：他，自比斯大林，而把华国锋比做托洛茨基。他以为自己的威信比华国锋要高，因此取华国锋而代之仍大有希望。
张春桥仍把上海视为〃基地〃。在徐景贤的笔记本上，亲笔记下了1976年9月28日张春桥派萧木传达的口信：
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到了列宁，中国懂得马列的也很少。现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在世界传播了，比起那时候来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要建立信心。当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
上海的工作，转告上海不要急，不要多出头，许多事让外地去搞，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上海不搞，别人还会拿出几条来讲你。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的这段话，同样需要〃翻译〃。他警告徐景贤，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要打仗〃。
在10月初，在张春桥亲笔写下的提纲中，有着这样的句子：〃革命与专政。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杀人。〃
上海在准备着〃打仗〃、〃杀人〃。
箭在弦，弹上膛，剑出鞘。
风闻，10月7、8、9日，北京将有〃特大喜讯〃。王洪文一口气拍了一百多张照片，以供登台时用。上海的红纸头被抢购一空，准备庆贺〃大喜之日〃。
毛泽东在病重之际，曾说过：〃看来只有在腥风血雨之中交班了，我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只有上帝才能知道。〃
已经蒙受十年浩劫的中国人民，怎么还受得了新的一场〃腥风血雨〃？
10月6日晚，不费一弹、不开一枪，〃狄克〃和他的伙伴，〃和平〃地进入了监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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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预感末日来临
姚文元已经清楚地预感到末日的来临。
姚文元收到一封信，使他坐立不安。只是他不敢把这封信在〃四人帮〃中传阅。
在1980年7月17日姚文元的《审讯笔录》中，他便谈到这封来信：
问：继续交待向你提出的问题。
姚：好，今天交待我政治生命的最后一天，我的思想状况。
先从1976年7月下旬说起，新华社的解力夫转给我一封河南分社记者写给我的亲启信，并要求我把此信转给毛主席。这封信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问：信里写的是什么内容？
姚：这位记者写信反映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1976年初在北京养病期间，纪登奎的儿子去看他时讲的一番话。这封信写得很露骨，给我印象比较强烈的有：一，用很坏的语言攻击毛主席的病，意思是说毛主席活不了几天了；二，攻击华国锋总理没有能力，说他现在虽然担任了总理，但在工作上一边向李先念问问，一边向张春桥问问，这样把两边的意见凑起来做工作，还特别攻击他在外事工作上没有经验；另外，还有许多吹捧纪登奎的话，说他父亲如何有能力，现在不高兴多管事，不高兴出主意了；四，他还说现在政治局是新派、老派之争，说那些老派现在不开口，因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风之类的话；他还说老派、新派无论谁上台都要流血；上海是新派的地方，死了多少人呀！老派上台也要流血，但比较起来还是老派上台好一些。纪登奎的儿子还对这个组织部长说：要他回去给省委打个招呼，对将来的事情要做好准备。这位记者还反映河南省委在听到这个组织部长传达后的情况，如刘建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等人的态度。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写信人了解了很多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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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3节：末日的疯狂（17）
当时毛主席已经病重，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华国锋主席已搬进中南海。我看了这封信百感交集，一方面我不大相信，因为信中有些情况不确实，比如信中说毛主席患了喉头癌，就不对。另方面，又觉得是不是有某种根据。这里根据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就是有些小道消息常常加杂些内部情况。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毛主席逝世后，我的确有垮台的可能。这封信收到后，我思忖再三觉得不能转给毛主席，因毛主席已经病重了。我又不愿转给毛远新。也没有送给华国锋主席，因为信里有些话是说他的。我更没有想到送给江、张、王。这封信就一直压下来了，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里。
那封来信，使姚文元预感到末日的来临。
面对审问，姚文元继续答复：
姚：当时，正是毛主席病危的时候，华主席、张春桥找我谈话，要我和纪登奎负责准备文件，以我为主。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和纪登奎一起找了办公厅的周启才、李鑫等几个人。在中南海准备文件，包括《告人民书》等一整套计划，搞好后封存在那里。毛主席逝世那一天早晨，在中南海，我找了几个宣传单位负责人布置毛主席逝世后的宣传工作。
问：你都找了哪些人？
姚：有新华社的朱穆之，《人民日报》的鲁瑛，《光明日报》的莫艾，《红旗》杂志的许健生，中央电台的邓岗。
谈完话后，我又单独把鲁瑛留下来，我对他说：〃这几天要是你们到处找我，突然找不到我这个人了，你要继续做好报纸出版工作，现在阶级斗争形势还是很复杂的，要提高警惕，到底怎样，还要看一看。〃我想利用这种暗示的形式和他说我可能出事，但又不便讲明，也不能把那封信的内容告诉他。我当时看他的样子好像并不懂。不管我这话对他产生什么影响，我都要负责。
问：仅仅是纪登奎的儿子谈话内容的一封信，就使你那么震惊吗？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姚：没有这封信，我也会感到自己会被批判的。过去毛主席一直是保护我的。毛主席逝世后，我就联想到毛主席说过的〃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我就担心要解决到自己头上了。但没有这封信，我不会对鲁瑛讲那番话。
姚文元在1976年9月13日的日记中，写及自己矛盾的心境，也写及人们已经开始〃疏远〃和〃不满〃江青，还写及张春桥〃心情很不好，人也瘦了许多〃。但是，姚文元声言，他要〃战斗〃：
上午同国锋、洪文守灵；接待朝（鲜）、阿（阿尔巴尼亚）、罗（罗马尼亚）等国使节，许多外宾在主席遗体前失声痛哭，表现了各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
不知为什么，江青没有参加会见。后来她提出政治局开会，在会上，因为遗体问题和华吵起来。她的言词很激烈，大家都不满意，这样下去会很危险。主席不在了，有些人已开始疏远她。我不能这样做，要努力帮助她，支持她，要对得起主席。
下午审新华社稿和电视台的录像，没有江青的镜头，已让邓岗补上。《人民日报》社论又改了一稿，已送春桥同志。他，似乎有什么话要对我讲，过几日应找他谈一谈。
晚上，同英（引者注：指姚文元之妻金英）长谈，重点国内形势和党内斗争。她的政治嗅觉很敏锐，和我有同样的预感。主席逝世，一些人可能会趁机闹事，要提高警惕，要有所准备。我和英最担心的是孩子，他们尚小，不谙世事，能经受得住残酷斗争的考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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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4节：末日的疯狂（18）
孩子，又是孩子，我近来为什么老想到孩子，为什么变得这样多愁善感，这是意志消沉和怯弱的表现。我要振作起来，要充满信心，为了孩子，也要勇敢地投入战斗。
记住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我喜欢的生活──战斗！〃
10月3日，姚文元把《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找来谈话──进行关于〃按既定方针办〃的反调查！
在中央专案组1979年整理的《姚文元案卷》第二一二卷，有这样一段揭发材料：
姚文元同鲁瑛的第四次密谈，是为了组织〃按既定方针办〃的反调查。
〃四人帮〃伪造的〃按既定方针办〃的阴谋败露后，鲁瑛继续参与阴谋活动。
10月3日，姚文元又把鲁瑛找到他家密谈。姚文元告诉鲁瑛〃按既定方针办〃出了问题，一方面要他采取措施，在报上逐步减少〃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并要他通知新华社解力夫和光明日报莫艾把关；另一方面要他派人搞反调查。
鲁瑛立即直接打电话给刘湘萍等人核对，同时派出崔奇、张沛进行反调查，调查华国锋同志在计划会议上传达的毛主席的原话是怎么讲的。姚文元还要鲁瑛派的人质问谷牧同志，要他〃讲真话〃，阴谋嫁祸于华国锋同志。
1980年11月，原《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在所写的交待材料中，也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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