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被用作御史吗？”君实大概认准是最后一次，毫不相让地辩道。
神宗反倒笑了：角度不同，看问题就完全两样。看来，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他一摆手：“咱们也不必斗嘴了，爱卿还是考虑考虑朕的意见吧！”
隔天见着安石，神宗笑着告诉他：“司马光对您成见颇深，似乎很怨您！”
“那为什么？”安石平淡地问。
“不过那些事。他请求调出去，说谢景温是您的羽翼，上书揭发苏轼。他举荐过苏轼，怕是心虚吧？”皇上推测说。
“陛下，臣每每称赞谢景温平直，是有原因的。韩琦掌权，知名不知名的都走崔公孺的路子，总在韩琦面前夸奖崔公孺，愣是让韩琦认为崔公孺真是个能人！其实，平常稀松得很。崔公孺呢，也投桃报李，在韩琦面前说那些人的好话：他们也同样官运亨通了。”
“等等，这崔公孺是谁？怎么能成为路子？”神宗打断安石的话，问道。
“陛下不知道？崔公孺是韩琦的妻弟。”安石说。
“我说呢，不相干的一个人，怎么能成为路子？”神宗笑道。
“当时只有谢景温不买崔公孺的账，所以臣一直记在心里，每每为他延誉。”安石解释说。
“是这样，这自然应该！”明白了原委，神宗也点头称是了。
“用人最忌有才而奸邪的人，因为他深不可测。不过，也不是没办法对付他。只要陛下深考事理，明用典刑，有才而奸邪的人即使想怎么样，也不敢动心，只好服服帖帖。至于司马光一类人，他们怎么能迷惑陛下呢？”安石说，他似乎始终未将君实当做同一级别的对手。
神宗又想起了另一件事：“司马光说如今是非淆乱，很难分清是非，倒也真值得忧虑。”
“不过，也不是没有是非。验之以事实，考之以先王之道，是非就泾渭分明，不容随意涂抹了。当初司马光说不当让薛向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可《尚书》就有‘懋迁有无化居’的话，说的就是这件事。他又说薛向一定会失陷官家财物，事实怎么样？不但没有损失，还为国家创造了许多财富！其他事情，大致也都如此。比如李定、苏轼的事，一提出来，朝廷就要下面一查到底，也是一视同仁，并没有包庇一个，放过一个。谁在陷害苏轼？查清了，他不就洗刷干净了吗？”既有理有据，神宗当然不能不信。
“有人拿党锢之祸比附现在，爱卿怎么看？”神宗想起最近的流言。
“臣只能说是胡说八道。什么是党锢之祸？人主昏乱，宦官专权，迫害士大夫，这才有党锢之祸。如今哪儿来的党锢之祸？不是胡说八道，是什么？恕臣斗胆直言一句：陛下明智，前世君主无人能比，只是刚健不足，不能一道德以变风俗，所以异论才纷纷攘攘。如果陛下能圣威独断，凡事都裁之以理，再力行不倦，久而久之，风俗人情自然就会改变了。陛下且将春天与现在比比，是不是大不一样了？只要陛下勇往直前，会越来越好的。”安石绵中有刚，既有批评，也有鼓励。
“爱卿说得对。目下西夏又蠢蠢欲动，边疆臣子要是不受用，怎么办？”神宗的思路一向快得出奇，又跳到西夏去了。
安石一笑，安慰神宗：“陛下放心！法行，则人人可用。以天下人了天下事，怎么会无人可用呢！关键在于法出令随，有法必依，犯法必惩。舜做天子，他父亲瞽叟杀了人也不能不受惩罚！这可是尧舜所为、孟子所说的事，不是申不害、韩非他们说的。”
“不错。武后能驾驭那么多豪杰之士，还不就是因为她执法如山吗？”神宗举一反三，又提出唐朝武则天的例子。
“陛下圣明。如今的士大夫，还有谁能比姚元崇、宋璟、狄仁杰这些人更强？他们都能为国法所驾驭，何况那些不如他们的人！陛下尽管放心吧！”
安石说的这些人，都是武则天手下的能臣。这种比较最有说服力，神宗会心地笑了。
由司马光引发的新一轮斗争，终于以他的出知永兴军而告结束。他的官衔则由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史馆修撰等，改成了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知永兴军，照算该是正三品了。陛辞的时候，皇上叮嘱他：“爱卿去守长安，边界上有什么动静，务请及时报告朝廷！”
司马光却说：“回陛下，臣守长安，离边界还远着呢，怎么能知道边界上的情况？”
“怎么不能？王陶当年守永兴军，西夏人进攻大顺，就是王陶最先得到的情报。”神宗提醒他。
“王陶耳目心力过人，臣怎么敢比他！职分之外的事，臣一概不敢过问！”司马光冷冷地说。
“那就多管管本路民间的事吧！”神宗知道与他计较不得，只好改了口。
“那是自然。”司马光回答。说完，磕了头，径自下殿去了。也就打这一天起，他三缄其口，再不轻言朝政了。
神宗不是担心西边有事吗，需要一个重臣去宣抚陕西。
安石主动请缨：“陛下，臣还没有经历过边事，应该去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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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九十回（6）
皇上先也同意了。可韩绛原是知过庆州的，又想为安石分忧，也请缨说：“朝廷正倚重安石，怎么能没有他？要去，还是我去吧！”
安石不同意：“您比我更重要，还是我去的好！”
神宗见他们都拣重担挑，又高兴又感动，说：“你们二位是朕的左臂右膀，朕谁都离不开！倘若韩绛要去，有需要也可以商量着来，内外相成，也就同在朕身边一样了！”
“陛下说得对。我有事，可以给安石写信。安石在中书为里，臣在陕西是外，正好互为表里！”韩绛接口说。
“臣因为不习边事，每到议论决策，总是犹豫不决，不敢果断行事。眼下陈升之请了病假，中书必须留一个熟悉情况的人，还是留韩绛，我去陕西的好！”安石还是争道。
皇上权衡结果，还是叫韩绛去做陕西路宣抚使，而且特意放权给他：来不及奏报的机要事情，许他便宜处置。又亲自下令，要两府大臣都到韩绛府上去给他送了行。
韩绛西征，参知政事不又有空缺了吗？补的谁？还是冯京。韩维倒是不错，但他对新法根本不热心；有个吴充，资历、人望等各个方面虽都够格，尤其是比别人更懂实际事务，可他与安石是两亲家，安石的女儿嫁了吴充的儿子，已经权了三司使，安石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做参知政事！皇上想想也是。一来二去，又落到冯京头上了。这官场上的事，谁能说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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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九十一回（1）
立保甲图长治久安
惊民变兴断指之谣
司马光与冯京这一出一升之间，朝廷也发生了其他一些变化。最主要的，大致有两件事：一是，三司条例司并归了中书；二是，曾布成了一颗上升的新星。
三司条例司，不是早就成了不少人的眼中钉了吗？凡上书反对新法，就没有一个不提三司条例司！到陈升之为相，不还动过它的念头，叫安石给堵回去了？后来，是韩绛进了条例司。两府中除了陈升之，文彦博也一样请求过皇上，要求罢去条例司，并归中书。神宗听都听烦了！但也不能一口拒绝，只说等事情告一段落之后，再看。眼见许多事情都大致有了眉目，神宗又征求安石意见了：“爱卿，三司条例司做了许多事情，功不可没。眼下，主要事情都有眉目了。等手头的事情大致了结了，是不是可以将它并到中书去？这是许多人的一块心病，不去掉，他们始终坐卧不安！”
神宗最后的调侃，叫安石忍不住笑了。变法的主要策划工作，确实可以说已经大体完成了：有些已经形成法规，正式实施了；没实施的，也有了条文，正发往全国广泛征求意见。当然，肯定还会有没想到的东西，那可以在未来慢慢发现，不一定非得靠现在这个机构。原是权宜之计，既已完成了它的使命，还留着干吗呢？条例司培养锻炼的一批官员，已经逐渐成熟，也应该让他们到各个衙门或地方去发挥作用。有些事情，正好名正言顺地并入相关衙门去办。中书有韩绛与自己在，升之大抵病假多于上班的日子，公亮原是不妨事的，并入中书也无大碍。皇上已经提过不止一次，君命哪有不遵之理？问题是要做好善后工作，充分发挥这一部分人的骨干作用。
“陛下说得对，是该将条例司并进中书了。”安石说，“正如陛下所说，条例司功不可没，在那里勾当公事的应当有所安排，让他们各安其位，继续为朝廷效力。就臣看来，这一批人里颇有一批人才！”
“那是自然，朝廷好不容易培养锻炼的人，怎么能不用？你们先拿出意见，朕再斟酌！”神宗说。
斟酌的结果，三司条例司并入中书条例，所有条例司的吏员都转成了额外的在编官员，原来的任官则大体都得到了升迁；原归条例司管的青苗法、农田水利、差役等事，划归了司农寺。原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吕惠卿，加集贤校理，同判司农寺，成了司农寺的主管官员。原任同判司农寺的人，则改成了兼判，就等着调走了。惠卿一进司农寺，就请示朝廷，改组加强了司农寺的力量，提高了属下的待遇。正准备大干一场，父亲却不幸去世，他只能离职守丧了。
皇上既看好曾布，官运还能不一路飙升吗？不过等着机会罢了。曾布先已由删定编辑敕文，改为编修中书条例。惠卿一守丧，有了空缺，神宗立马又将他由著作佐郎升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补了惠卿的缺，由正八品升成了从七品。眼见司农寺也需要得力的人去主事，很快又让曾布同判司农寺了。曾布自己不愿讲书，好歹请求皇上免了讲书，改为集贤校理，兼中书户部检正官。惠卿之后，也就数他最耀眼了。
也就是惠卿与曾布前后手，司农寺做了一件大事：颁布了《畿县保甲条制》。一项新立法，所谓保甲法，开始在京畿各县正式试行。
这项新法，原是源于安石的一个梦想：恢复府兵制。
府兵制也是范仲淹的一个梦，十件事中列在第七条，那是早就破灭了的！仲淹十事，有的还多少折腾过一阵，唯独这府兵制，连个气泡儿都没鼓起来，就无影无踪了。这样一个无法兑现的梦，安石怎么还要抓住不放呢？他也是万不得已！
大宋三冗，官冗、兵冗、费冗，第一要害却是兵冗。兵一多，可不是官也多了，费也多了吗？治了冗兵，其他两冗也就不难根治了。兵冗到了什么程度？庆历年间单是常备军——禁军与厢军，还不算番兵与乡兵，就到了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其中八十二万六千是禁军，四十三万三千是厢军。皇祐年间更达到一百四十万之多。英宗时裁过军，蔡襄当三司使的时候，禁、厢军合计是一百一十八万；后来，减到一百一十六万。这一百多万军队，是个什么概念？英宗治平三年，全国有人户一千二百九十一万七千二百二十一户，男丁是二千九百零九万二千一百八十五个人。这就是说，每二十五六个男人就有一个做了常备军！加上乡军什么的，恐怕每十个男丁就得有一个当兵了！这不是太可怕了吗？说到费用，更叫人咋舌！禁军费得多，厢军费得少，但也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