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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叹道：“国家的事情老是没有起色，我怎么能不着急呢！”
余靖道：“陛下因为看到天下因循，弊端四起，所以起用新进大臣，振兴图治。可一年多来，各位大臣尽管也颇尽心，却进展迟缓，有时是他们不了解圣上的思虑所在，张冠李戴；有时虽有章有法，却不满大家的意，闹得怨声四起。上下始终难以同心协力，共赴艰难。到最后，原本任事的大臣也都有些畏首畏尾，不敢出力了。皇上焦急，原是情理之中的事。”
仁宗见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禁不住接口道：“是呵，朕岂是个没事找事的人哪！”
“微臣私下里反复想过，眼下这事儿，一时恐怕还是难以称心！主要是时势不在当口。”
“什么叫时势不在当口？”仁宗不大明白余靖这话的意思。
“陛下，当前的问题，主要在于上下难以同心协力。而不能同心协力，关键又在上下没有大灾大难可以共同面对，人心不一。微臣纵观历史，多半总是因为有了大灾变、大患难，上下有目共睹，全都看出不变革不能克服危机，不图新不能生存发展，于是，帝王不失时机倡导于上，贤才众志成城戮力于下，目标统一，上下同心，共救艰危，变革这才会顺理成章，卓有成效。没有这种可因可乘的时势，想大动作，总会矛盾百出，很难达到预期目标。”
“照你说来，本朝是不是也有过这样可乘可因的时势呢？”
“有。元昊造反之初，契丹骄横又乘人之危，国家震动，举国忧戚，那个时候就是变革图新的最好时机。可惜吕夷简、张士逊一班人因循守旧，不达权变，错失了大好机遇！”余靖似乎有无限感慨。
“依你看，眼下该怎么办？”
“依微臣之见，时机稍纵即逝，不可强求。既无大变革可因可乘的时势，就不宜大肆更张，只宜脚踏实地做些利民利国的实事，诸如选才择官，去冗兵冗费，理财足用等等。当务之急，则是为官作宦的各怀倔强，自行其是，相互倾轧。唯有请皇上圣明独断，自揽权威，法出令随，天下慑服，才能国家安泰，渐趋大治！”
余靖的话不无道理。大变革，确实需要时势凑合，不能强求；可另一方面，不变革，实事也难做。仁宗还不就是因为实事做不下去，才要振兴图治的吗？那么，仁宗也不容易。
不久，仁宗皇帝又开了一次天章阁。这次召见的，清一色是中书与枢密院的辅政大臣。
刚行完礼，皇上就直截了当地说：“今天请大家来，没有别的事，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你们一下。你们都是朕的辅弼大臣，有什么想法只管说，不要避讳。”
章得象、范仲淹等都躬身答道：“请皇上明谕，臣等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皇上说：“五个问题：第一，该用什么人去守卫西方边境？第二，国贫民穷，怎样才能国富民康？第三，军马倒是不少，怎样才能兵强马壮？第四，将帅不和，怎样调节，让他们亲如兄弟？最后一个，贪官奔竞、不择手段的人屡禁不止，怎么才能阻塞、抑制他们？”
大宋遗事 第十六回（3）
五个问题都很具体。当时虽各有所答，退下来后，大家还是合上了一个条陈，作出更细致周密的回答。但问题既是老问题，答案如何能新鲜，不外老生常谈而已。
而回答一些本来不难找到答案的问题，对于范仲淹，无疑是一种难堪，他心里原已潜藏着的退意，终于跃上层面了。
就在这时又出了一档子事儿，迫使他不得不尽快作出最后的抉择。
石介没当成谏官，还在他的老位子上炒冷饭吃。后来还是杜衍、韩琦看不过去，举奏叫他升了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升不升官，他似乎也不大在意，仍然我行我素。爱什么人，恨什么人，全都落实在行动上，不但不避讳，而且还有意张扬，招摇过市。
他家里没马，要访问什么人，路远都得找人借马。人家还没问他，他已经自报山门，说：“今儿我要去拜访某某，像他这样的贤臣，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几天都没见他了，怎么能不去看看呢？至于某某那样的东西，他就是八抬大轿抬到我家门口，我也不会去的！那天，有那么一位想邀我去壮壮门面，叫我碰了一鼻子灰，到现在也没吭一声哪！再像某某，他就是不叫我去，我也会自己打上门去看望。这就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石某人，就是这个德性，哈哈哈！”
借了马，呼七喝八地去了。
他不仅常常做客，自己也好请客。平常就率性而为，老朋友们相聚，他的嘴更会没有遮拦，想哪儿说哪儿了。
他所攻击的对象，无非还是《庆历圣德诗》所骂的吕夷简与夏竦那一批人。吕夷简已经致仕，不能还手了，夏竦可还在台上。而他们这批人多少都有些不带事，而且也有些敢作敢当，只要有机会，总是要狠狠还手的。过去结的疙瘩还没解，他们正悄悄较劲呢，还搁得住石介再这么张牙舞爪地挑衅张扬吗？
机会不全是被动的东西，常常也能创造。
石介是文章名家，书法文章所在都有，夏竦手头就搜集了许多。他似乎很喜欢这些东西，对他宠信的一个小妾说：“你们整天瞎嚷嚷没东西练手。我看石守道石大人的文章书法，就很值得玩味。怎么样，我这里倒搜集了不少，给你拿去学学？什么时候学到家了，既形似又神似，再拿来见我，我来给你圈点。好不好？”
小妾喜欢的就是书法文字，当然欢天喜地，立马领了任务走了。这小妾原来就冰雪聪明，何况又要讨老爷喜欢，更加努力尽心，很快就学得炉火纯青，几乎可以乱真了。
夏竦拿在手里反复推敲也找不出半点毛病，禁不住夸道：“你是真行，我都看不出一点破绽了！晚上叫太太将那匹蜀锦拿给你做裙裳，算是奖励！”
小妾高兴得什么似的！
有一天，夏竦又拿来一封信，说是石介写给富弼的。也没谈别的，不过说了一些慷慨激昂的大话，希望他与范仲淹这些辅弼大臣，能像伊、周一样好好辅助皇上，共趋大治，叫天下繁荣昌盛。不过，“伊、周”两字有些涂抹，改成“伊、霍”了。“这是石大人新近写的一封信，你再拿去抄一遍。脱胎要是再像，你这功夫可真就算学到家了！”
小妾功夫已经到家，当然不成问题。可这一字之差对于石介，可就有天渊之别了：有可能就因为这封信，将他彻底送上鬼门关。
原来这伊、周，通常指的是伊尹、周公；这伊、霍，则是指伊尹、霍光。伊尹、周公，一个是商汤的臣子，一个是周成王的臣子。他们两人虽然也有废立之举，但都以辅助皇上建功立业而名垂史册，是有名的贤相；霍光也是汉朝名相，但他曾废了昌邑王刘贺，另立了孝宣皇帝刘病已。从来伊、周并称，强调的是辅政贤相；而伊、霍并称，强调的则是废旧帝立新帝。所以，一字之改，废立之意立见。仁宗皇上当得好好儿的，石介突然要辅政大臣废旧立新，这不是谋反是什么？要谋反，还能不杀无赦吗？
跟着，夏竦又让小妾抄了一份诏书，说是石介替富弼起草的废立诏书。这么一来，石介怂恿富弼等妄图废掉仁宗，另立新帝，更加坐实，铁证如山了。
妙在夏竦并不公开拿出去，只在底下疯传。他的目的，似乎只在敲山震虎，并不真要坐实办人：真要坐实办人，拿到御史台、大理院追究考查，问题就复杂多了；还可能露馅，将自己一干人套进去。
皇上听到消息，也问过陈舜封：“舜封，说是石介有信给富弼，要他们学伊尹、霍光，连废立的诏书都起草好了。有这事儿吗？”
陈舜封说：“只是听见传闻，阁门并没有收到奏章。”
问章得象，得象也说：“只是传闻，未见告状、奏章。”这种大事，得象是不会轻易说这说那的。
皇上交代陈舜封：“去查查，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舜封从与夏竦有关系的人那儿拿到了两封原稿，那人并没有说明稿子的来源；行家分析，字虽然很像石介所写，但细看，笔力似乎还是有些嫩弱，没那么老辣；又始终没人上奏告状。
仁宗问舜封：“你看这事怎么办才好？”
舜封说：“全仗陛下圣裁。”
仁宗恼火道：“什么圣裁不圣裁，朕在问你呢？”
舜封道：“是，陛下。奴才不敢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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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十六回（4）
“但说无妨。”
“是。照奴才想，这事还是不问，让它自生自灭为好。这事来得就有些蹊跷。石介私相授受的东西，怎么会流落到外面来呢？只是孤证不说，且没人告发，只是传言。真有这事，会没人上告？派人去查个水落石出，并不难，又投鼠忌器。有还好，抓起来就是了；没有，闹得满城风雨，几个辅弼大臣怎么办？朝廷的脸面、威信，都会受到影响。请陛下圣裁。”
仁宗也说：“我也纳闷：他们要闹废立，废谁，立谁呢？就说朕可以废，可朕子嗣未立，他们立谁？可见是莫须有的事。就照你说的，随他去。”
尽管有惊无险，富弼、范仲淹却再也无法安然了。不管其他怎么样，至少有一点很清楚：朝廷里有人想置他们于死地。
他们两个都决意离开朝廷了。去处也想好了：安抚、守卫边疆。
皇上重开天章阁，第一个问题，不就是派什么人去守卫陕西吗？
其实，陕西大局已大体稳定了。
因为称“兀卒”，不愿称臣，西夏的和事先是耽搁了一下。张元原先就劝过，元昊没听；现在知道问题出在这些小动作上，很不以为然，又劝元昊道：“陛下，办大事者不计小礼。从来胡汉华夷之间，平起平坐及称臣纳贡的都有，全在因时因势而异。咱们称臣而不纳贡，南朝称主而年年进贡，他们图虚名而损实利，我朝有实利而弃虚名，怎么算也是打了个平手。何况，本朝还只是个权宜之计呢？一时称臣，并不就是永远称臣，主动权在咱们手里！”
元昊想想也是。更重要的当然还是看着南朝的钱口袋，与开放贸易的实利。到底自称夏国国主，上表称臣，再不提什么“兀卒”了，开价则是每年给他银、绢、茶、绮合计二十五万五千。大宋朝也答应了。已经互通了使臣，只是还没有正式交换誓书而已。
当然，这种稳定并不完全靠得住。不要说双方未交誓书，就是交了，转眼之间翻脸不认账，也是完全可能的。而就在这个时候，又出了一个小小的纰漏。
刘六符下书，一纸空信平白讹去了大宋二十万金帛，契丹曾答应调停西夏与大宋的关系，并且也这么做了。可这次西夏与大宋真的议和了，双方谁也没有买他这个中间人的账。西夏是契丹的外甥，一直称臣，俯首帖耳，现在与宋媾和，居然连个招呼也不打，尤其叫契丹恼火。
恰好，这时又闹了一场纠纷。契丹有个呆儿族，其中又有个夹山部落。这个部落也不大，不过几百户。因为靠近西夏，始终与西夏眉来眼去，后来干脆就投诚过去了。契丹派使臣要过几次，西夏找种种借口，就是不肯痛快还了。
刘六符向契丹皇上奏道：“陛下，当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