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20］李约瑟认为，这种根植于道学的辩证法在观察自然时能更好地解释变化。正因为如此，这种思维方式与李约瑟所谓的西方思维中“亚里士多德僵硬的形式主义”相比，在开始时更有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21］
道家的这些观点在墨子的哲学著作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阐述。［22］ “必然如此”并不是终极点，每一种肯定都有一种否定相伴随，每一种自然现象必然有另一种与其对立的现象存在；凡是有“是”存在的地方就有“非”存在。这就是“必然如此”的含义。［23］他接着说：“某些人断定特定事物就是如此，并使人相信这种判断是正确的；而另一些人则否定这种判断，对它产生怀疑。［终极真理］如同圣人一样也包含了所有的否定因素，除非没有［更多的］矛盾。”［24］
在中国传统中存在着原始辩证法思想的第二个脉络，它可以追溯到印度的辩证逻辑，这种逻辑是与佛教一起传入中国的。这里所讲的印度学派是龙树［25］的学派；他的著作系统地阐述了“中道经文”的理论，在公元15世纪被译成汉语时书名为《中论》［26］这一学派的核心理论可作这样的释义：“一切事物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而没有一刻是相同的，因而一切都是不真实的。”［27］两位与佛学辩证法有密切关系的中国哲人是僧肇（384—414）和吉藏（549—623）。僧肇强调这种思想形式与道家中相似流派自然而然的密切关系；与此相反，吉藏认为，只有运用排斥和否定的辩证方法才能达到终极真理———“谛中”，并详尽阐明了排斥和否定的辩证法。［28］
从这些段落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我们在中国古代思想的自然观中所发现的突出对立因素互补关系的观点，在这些方法论的讨论中，在某种程度上已被冲突和互补都可能发生的看法所取代。同样明显的是，马克思实现的把以对立力量相互作用为特征的自然观同以对立力量相互作用为特征的研究方法的结合，是早在许多世纪前中国传统中就至少是以原始的方式完成了的结合。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都看到，中国和西方辩证法思想的发展是平行的。在1972年，中国作家郭沫若在与法国政治家和作家阿兰·佩尔菲特谈话时讲道，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思想都存在着辩证法的渊源。郭沫若认为，在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的思想占据支配地位之后，西方思想已丧失了它的辩证性，与之相反的是，古代的辩证法在中国依然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思维模式。他确实认为（可能也不是没有一点嘲讽意味），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概念可能都是从中国借用的。［29］当毛泽东本人谈到中国和西方在古代和近代运用辩证法的关系时，也这么看，只不过方式与郭沫若多少有点不同。毛泽东认为，每一种关系本身就是辩证的：在西方，古希腊的辩证法被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所否定，而它们两者又被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所超越；在中国，古代的辩证法同样为封建经典中的形而上学所否定，这两者最终由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而被取代。［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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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冲 突（8）
这种原始辩证法思想传统在中国环境中的连续性的观点，对于理解毛泽东如何吸收和发展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发现的辩证法至关重要。在黑格尔和马克思能够以充分的理由认为他们的思想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一种新颖的否定和超越的地方，毛泽东在中国背景下对这些思想的发展，却是在与这些思想所冲击的中国文化和哲学的生机勃勃的共鸣中进行的。由于毛泽东熟悉中国哲学和文化传统中的原始辩证法内容，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天生的辩证论者”，正是在同一意义上，斯图尔特？R？施拉姆把他称为“天然的列宁主义者”，因为他出自本能地接受了列宁强调###的思想和革命组织的原则。［31］与此同时，意识到同样的看法也适用于毛泽东有关辩证法的著作和讲话所针对的听众和读者，是非常重要的。从许多毛泽东经常用来阐述其辩证法思想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一点，毛泽东是十分清楚的。这些例子使毛泽东所掌握的辩证法具有一种独特的中国特征。［32］在毛泽东论述这种冲突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是自然、社会和方法的共同性质）概念时，这种特征尤为明显。
如我已提到的那样，马克思有效地把他从黑格尔以及最接近的前辈那里所继承的作为方法的冲突观念，与他对物质世界充满对立斗争的早期思想（强调对立的冲突性质而不是互补性质的思想）的重新解释结合在一起。这种重新解释表现为马克思的继承者在其著作中使用“矛盾”这一术语来描述辩证关系。但是，这一术语的使用，把冲突的一般性概念与由矛盾这一术语所描述的冲突的特殊类型两者间本已相当清楚的区别搞模糊了。按一般的说法，我们通常是把彼此冲突的客体、力量或观念与彼此对立、矛盾的客体、力量或观念加以区别的。冲突和矛盾都是有客体、力量或观念在其中发生相互作用的共同构架的含义。然而，在冲突概念承认这个构架内存在某种可能的一致性基础的地方，暗示着截然相反、针锋相对的对立的矛盾概念却不承认这种同一性。矛盾或两极对立的观念在物质世界中最有意义。但是，马克思之所以关注自然界，仅仅是因为它与人类的生产过程相关。马克思本人最关心的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冲突，而不是在自然界中观察到的两极对立的力量的例子。那样做的是恩格斯和后来的列宁，他们用这种例子，以类比的方法说明他们在社会事务中的辩证观。他们据此进一步论证说，由于辩证唯物主义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同样适用的，因此，它更具有科学性。恩格斯在说明他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兴趣时写道：
我对数学和自然科学作这种概括性的叙述，是要在细节上也使自己确信那种对我来说在总的方面已没有任何怀疑的东西，这就是：在自然界里，正是那些在历史上支配着似乎是偶然事变的辩证法运动规律，也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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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冲 突（9）
在讲这段话大约10年前，他“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概括出了三条“一般的规律”：
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
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
否定的否定的规律。［34］
这两段话引自《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然而，在这两部著作中，人们并没有发现把这些规律系统地运用于自然界的情况，尽管恩格斯为了解现代科学的发展付出了显然是可观的努力。《反杜林论》是为对欧根？杜林那些结构松散、涉猎广泛的著作进行批驳而写的；但恩格斯最终没有完成《自然辩证法》，它只是一些散乱的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恩格斯的方法是从科学研究的不同领域中搜寻出对论证那三条规律有用的例子，而不是就一门科学的系统解释来运用所有这三条规律。［35］有关辩证发展的第一条规律———质量互变规律———的例子，恩格斯是从化学领域得来的；第二条规律———对立面的相互渗透，他是用物理学领域中的例子来说明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是他在讨论生物学，尤其是植物学时加以阐述的。这样，留给读者的任务就是，他们必须在理论上找到在恩格斯选来说明第三条规律的科学领域中其他两条规律也可以适用的途径。例如，他认为，可以想象从麦粒发展而来的植物，是对麦粒的“否定”，而反过来植物发展到麦粒则是“否定之否定”。［36］
然而，他并没有讨论这对把植物和种子理解为相互渗透的“对立面”有什么意义的问题，也没有说明在这个植物学的例子中如何运用质量互变规律的问题。列宁在讨论这些辩证法规律对自然现象的适用性问题时，显然更为直率。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对这个问题甚为关注，几年后，在《谈谈辩证法问题》这篇短文中，他再次论及这个问题。在后面这篇短文中，他列举了一连串他认为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倾向”的例子：
在数学中，＋和…，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正电和负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37］
恩格斯和列宁为了给辩证的发展模式奠定物质的、物理的基础，都参考了自然科学的内容。他们要表明的，不仅是在自然、社会和哲学领域辩证发展过程之间的类似性，而且是它们之间的一致性。不过，在表明这种一致性时，他们不但采取了与马克思有关自然及其与人类关系的观点截然不同的见解，而且，还使马克思有关自然界及其变化的微妙而灵活的认识模式变得僵化和过于简单化了。*而且，他们在这样做时，模糊了作为一般范畴的冲突———即冲突和作为特殊概念的冲突———即矛盾之间一切有可能作出的区别。这样，对于理解并非两极化对立有益的辩证法———这种辩证的对立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远比那些两极化的对立来得普遍———由于使用了矛盾这个术语而遭致歪曲，从而也就使注意到自然界变化本性的原始辩证论者所强调的对立面互补思想被忽视。
论 冲 突（10）
* 这是在Frederic L 。Bender题为The Betrayal of Marx的选集的“编者按”中所发现的观点（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5），主要是在56~59页、66页脚注和82页脚注。马克思既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也是一个严肃而讲科学的唯物主义者，而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背弃的是作为人文主义者的马克思。然而，Bender并没有充分认识到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所弥漫的他那个时代的科学主义气氛；正因为这样，马克思的著作才为他的继承者们直接提供了变更的契机。见Paul Thomas的Marx and Science一文，载于 Political Studies 24∶1（1976），1…23页。
虽然毛泽东经常使用“矛盾”这一术语，但他是在两极性冲突和非两极性冲突这两重意义上使用的。在他运用辩证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对互补性和矛盾性的双重强调。他是通过运用对立统一原则实现这种两重强调的。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种互补性的观念，不是冲突的永久特性，而是在辩证运动过程中“暂时性”的东西。他在讨论辩证法时，常常引证恩格斯和列宁的话，指出自然、社会和哲学中矛盾因素在相互作用过程中的统一性。他首先引用恩格斯的话（“运动本身就是矛盾”［38］）证明矛盾理论的基础是运动规律，尔后指出：“不论是简单的运动形式，或复杂的运动形式，不论是客观现象，或思想现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着”［39］。事实上，他在论述矛盾的“特殊性”时，又进一步指出，具体的自然科学的划分都是依据构成不同的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的。*在适用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法和适用于社会科学的辩证法之间的联系这一问题上，他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