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侯张良说：“陛下不知道吗？在商量谋反呢！”
刘邦一听顿时警觉：“天下安定了，为什么还要谋反？”
张良说：“陛下来自平民，这些人跟你一道打天下，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已封的功臣像萧何、曹参都是你的老乡和亲信，而你所杀的都是平生所怨恨者。军吏虽然在统计大家的功劳，但天下土地就那么多，这些人便担心不可能全部封赏，还担心平时犯的过失若被抓住，可能还会招致杀身之祸。所以在商量谋反呢！”
张良如是添油加醋的目的，现在是无法考证了，但经过张良这么一咋呼，刘邦果真犯起愁来，便向张良讨教解决矛盾的办法。于是，张良认真地问：“皇上平生最憎恨谁，而此人又是为群臣所知晓的？”
刘邦说道：“雍齿与我原先就有隔阂，还经常侮辱我，弄得我当众下不了台，我早想杀掉他，无奈他立功太多，所以不忍心。”
张良便说：“你就先封他为侯，以告示群臣。大家见雍齿这种人都能封侯，便会坚定忠于大汉的信心。”
接下来丞相、御史便按高祖旨意定功行封，并宴请功臣。群臣皆喜出望外。
3。刘邦的无奈与张良的才智
这便是发生在汉初政坛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表面看，主要涉及刘邦封赏雍齿等大臣之事，然而故事中刘邦与张良更像是在演双簧，受封人雍齿倒像是个局外人，看不到他的身影，也听不到他的一句话，只是因为封赏功臣遇到了麻烦才想到了他。故事中刘邦与雍齿和张良之三角关系混混沌沌，让人读不懂，其中的疑点是很明显的：
这里，功臣们只是窃窃交谈，一向为人尊重的张良，何以便在皇上面前妄言他们在商议谋反？所以，此事件本身及张良之所为，常常被后人质疑。清代著名史家梁玉绳先生在其著作《史记志疑》一书中，作了深入探讨：
（该书）引邵氏《疑问》曰：“谋反何事？明语沙中，上方何语？良云谋反。岂诸将之不轨之情，先之良舆？未之信也！”引《史通暗惑篇》曰：“群下聚谋，俟问方对，若高祖不问，竟欲无言耶！且诸侯图乱，密言台下，犹惧告知，群议沙中，何无避忌，然则复道之望，座沙而语是敷衍妄益尔。”引《评林》曰：“明茅坤云：沙中偶语，未必谋反也。谋反乃族灭事，岂野而谋者，子房（张良）特假此恐吓高帝，及急封雍齿，则群疑定矣！”
应该想到，张良对于汉初雍齿“守丰降魏”案及“封侯”的内情是了解的。只是此时，萧何、曹参、卢绾等一大批“丰沛”籍的将相均未露面，其原因是否与当事人——老乡雍齿有关已无法得知。
唯独非“丰沛”籍的张良，看来他作为“汉初布衣将相集团”的核心人物，对雍齿是同情的，却又与雍齿不存在任何感情瓜葛。故尔，在此案处理的最后决策上，他肯定是为刘邦所倚重的极具影响的大臣。然而，张良在这里却更像是受众大臣所托，为之做说客。当然，他主要也是为刘家天下着想。张良再次展现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两个目的他都达到了。
至此，太史公才将汉室对当年“雍齿叛刘降魏”事件处理的结论托出水面。即雍齿有罪过，但功大于过。可这显然是个充满谜团的结论。
大家自然会追问：既如张良所言，刘邦一向爱憎分明，“所封皆平生所爱，所杀皆平生所怨”。从表面看刘邦对“雍齿降魏”也的确是怨得要命，而且此怨涉及汉初叛逆大案，于法于理，雍齿都是当斩之人，而刘邦亦发狠说：“我欲杀之。”何以非但不杀，还说雍齿功高，不忍杀之？
再说，对于先封雍齿，众臣也会责问或议论，雍齿之功为何？功高如何抵过？皇室当然也应明示天下，以令臣民心服。然而刘邦亦未如此去做，而是把对雍齿的怨和无奈都写在脸上，挂在口边。这似乎不是刘邦的性格，司马迁也没作任何交代。
尤其是雍齿，更像是平地蒸发，既不出来解释，也未见拜谢受封之恩，而只是在一边默默地承受众臣民的误解和猜疑，并甘愿承担刘邦长期以来对之怨恨的责任。
我们无法知道当时雍齿躲避在何处，但可以想见，他内心深处或许有无限的委屈并藏有天大的秘密无法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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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秦始皇在时天下已坏矣！”
千百年来，几乎没有学者对《史记》记述的汉初第一案的始末及结局表示过怀疑，鲜见人们留意《史记》中隐约透露出来的疑点。似乎雍齿确实做过“叛刘降魏”的悖逆之事，刘邦对雍齿之怨恨也顺理成章。这对雍齿来说，显然是很不公平的。
欲破解此疑案，探求当年雍齿“叛刘降魏”事件的内情和真相，当然要追溯到那烽火连天的秦朝末年。
“秦始皇在时天下已坏矣”，在暴戾无道的秦王朝专制统治下，民怨沸腾，哀鸿遍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 209 年），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县境内）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其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各地郁积已久，星罗遍布的反秦怒火迅速形成为燎原之势（见《陈涉世家》）。
实际上，早在陈涉起义之几年前，经过充分反秦准备的刘邦，便在丰西泽（今江苏丰县王沟乡）精心策划了“纵徒起义”事件，公开走上了反秦道路。事后他率亲信在丰西、芒砀（今安徽省砀山县等地）山泽之间与秦军周旋，如同遍布全国的反秦志士一样，积极发展势力，等待时机。其影响所及，古沛国地区广大人民子弟纷纷前来投奔。陈胜起义的消息传到了刘邦那里之后，他没有附从陈胜西攻咸阳，而是立即挥兵北进，……率领义军首先占领了“丰”地。在家乡父老支持下，队伍迅速壮大。
只是，不知什么原因，《高祖本纪》对上述重大事件只是一语带过，而《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则记载，随刘邦自丰地起兵后获封侯加爵者，竟有十几人之多，被封为什方侯的雍齿也是其中之一。
接下来，《高祖本纪》则较详细地记述了刘邦自“丰”地率兵进攻沛县等战役的情况：在萧何、曹参内应下，刘邦向驻守沛县的秦军晓以大义，并扬言要“屠城”，如此恩威并施，迅速完美地占领了沛县，势力大增。从此刘邦便号为“沛公”，进而攻陷湖陵、方与两县，军威大震。“回守丰”后，又依据“丰” 之城高池深，反秦基础好的优势，军民同心，同仇敌忾，一举歼灭前来围剿义军的秦朝大将，泗水郡监“平”（ 参见“关于刘邦起义”章）。
5。千钧重任托付雍齿
大获全胜后，刘邦命令雍齿率所部据守“丰”。自己则再率主力东征，以迅猛之势渡过微山湖，一举拿下薛城（今山东枣庄市）。并再败前来###义军的秦军大将，泗水郡守“壮”，刘邦部将曹无伤乘胜追击，生擒“壮”并将其斩杀。
毋庸置疑，刘邦此时将留守根据地的重任托付于雍齿，应能反映刘邦对雍齿的绝对信任。可以想见，刘邦义军离“丰”东征与父老乡亲告别时的难舍难分的情形。
然而，就在刘邦义军在薛城附近与前来围剿的秦军浴血奋战，并取得节节胜利之时，远在数百里之外的丰地，却骤然发生了令刘邦最不愿看到的军事政变。原魏国旧贵族，陈胜的部将周市，受命以复辟魏国收复魏国旧地为名，突然兵临刘邦故里和义军根据地“丰”之城楼之下（以上见《高祖本纪》）。
说到这里，笔者认为应该对“丰”与魏国之关系先作一简要介绍：在反秦烈火燃起之后，原六国旧贵族再也按捺不住复辟故国的欲望，如原魏国名士张耳在投奔“张楚”后便多次鼓动陈涉先分封六国的旧贵族为王。由于秦朝占领六国尤其是齐、魏、楚、燕四国时间并不长，所以旧贵族在其故国百姓中还有一定势力和影响。于是他们便急不可耐地在“应涉”的外衣下，忙着攻占被秦国占领的，自认为曾经属于自己的地盘。
周市此时便也借陈胜之名义（或受其指使），带领军队忙着进行恢复魏国的战斗。《高祖本纪》载：“陈王使魏人周市略地”率兵围丰，即言此事。在这里太史公虽然如此惜字慎言，但也将周市围丰的原因和背景说了个大概。只是陈胜派周市袭击刘邦故里和根据地的隐情和原因为何？倒是值得深思了（参见本书“刘邦起义”章）。
6。“屠城”之严峻威胁
只是周市的进攻并不顺利，于是他也采取诱降及威逼的两手策略，便派人对雍齿传话。据《高祖本纪》载：周市使人谓雍齿曰：“丰，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数十城。齿今下魏，魏以齿为侯守丰。不下，且屠丰。”雍齿雅不欲属沛公，及魏招之，即反为魏守丰。
意思是说，“丰”从前是魏梁人民为避秦乱，东迁居住之都邑。现在魏军已经攻下数十城，你雍齿如果降魏，便封你为侯，若不投降魏军就要“屠丰”， 即攻陷“丰”后进行“屠城”。
眼见形势危急，迫在眉睫。太史公竟未对守城军民的反应作任何说明，便记述道：雍齿本来就不情愿归属沛公，此时周市招降，他便背叛刘邦，归属魏国了（以上见《高祖本纪》及安作璋《汉高帝大传》）。其叛降理由明显不够充分。
当然也可能在“丰”之城内，有一些群众本来便为魏国遗民，他们怀念魏国，看不起平民出身的义军首领刘邦，为周市做内应，从而促成了“魏军围丰”事件的发生。
不管如何，以雍齿为首的守丰义军当时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是：魏军包围了“丰”，周市已向“丰” 地军民发出了“降魏受封”的引诱，更发出了“不下则屠丰”的威胁。
这就是发生在秦末汉初的最著名的“周市围丰”事件，是刘邦义军举事以来，在刚刚取得一系列胜利之际，面临的第一次关乎义军生死存亡的最严重的军事危机。
为帮助读者认识当时危机的严重程度，这里先把“屠城”的含义做一解释：
在那诸侯争霸的战国时代，战争之惨烈以及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真是罄竹难书。不管是诸侯争战还是秦并六国，尤其是秦将白起、章邯，还有项羽之虎狼之军，兵锋所指，皆烧杀抢掠、城毁巷空、没有人烟，白骨遍野。被坑埋残杀的俘虏更不计其数。据《高祖本纪》载，即便是被众反秦义军公推为“宽大长者”的刘邦，在举义攻沛之时，亦曾将“书帛”射城上，与沛父老曰：
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今共诛令，择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
不是也向故乡沛城军民发出过屠城的威胁吗？何谓“屠城”，看来无需解释了。
刘邦深知该词的血腥意义，他也不会不知道，雍齿守“丰”所肩负的重如泰山的责任：一则，丰地是义军的根据地；二则也是最重要的，丰地乃刘邦及丰沛将相集团许多重要成员的家乡故里。也就是说，刘邦义军将自己的父母、妻子、亲属、故旧的身家性命全部交予雍齿手中了。雍齿承担了如此信任，怎能用“雍齿本来与高祖有隙，不愿归属刘邦”作解释呢？
话说回来，面对周市“屠城”之严峻威胁，我们倒应该考虑雍齿在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