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以发展海军和空军，加强要塞和海军基地。
这些原则中的最后一条表达了 ６０ 年的梦想；其他原则也设法提出了中国
为保护自己不受外患内乱之害而作的长期努力中产生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
不能很快得到解决。全会把另外两个决议——一个涉及党对政府和军队的控
制，另一个是禁止军事机构干涉群众运动——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和
政府的最高军事机关，指示它们本着党在国内处于最高地位的原则制订详细
措施，并予以贯彻。②
由于军事行动这时被认为已经结束，训政时期即将开始，全会决定应起
① 关于不断向上海商人勒索资金和宋子文大力建立一个更有秩序的财政制度的情况，见科布尔：《国民党
政权和上海资本家，1927—1929 年》，第 14—19 页。英国外交部 405/209，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
讯》，13616，第 46 号，附件 6 有宋子文的建议，第 7 号，附件 1，上海代理总领事加斯廷致蓝普森，1928
年 9 月 4 日。《革命文献》，22，第 4336—4339 页有预算委员会的章程和任命的人。他们是蒋介石、阎锡
山、杨树庄、王伯群、谭延辏А⒑斡η铡⒎胗裣椤⒗钭谌省⑺巫游摹⒂谟胰巍⒗罴蒙睢⒉淘嗪徒鞅觥�
不能参加会的委员可以派代表。
① 英国外交部，前引第 46 号，附件 4，蒋介石提交的备忘录的摘要，根据国民通讯社，1928 年 8 月 9 日。
② 同上，附件 3。
草、通过和实施临时宪法，政府的五院体制应该实现。它还试图立法解决党
和政府之间冲突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下面各级显然比最高一级更为严
重，因为在最高一级，两个领导集团是合在一起的。如果任何党组织认为同
级政府组织的行动不当，它应将情况上报上级党组织，上级党组织即将此事
提请其同级政府组织注意；这个政府组织于是根据法律给有过错的下级组织
以纪律处分。当下级政府组织对同级的党组织不满而要申诉时，其诉讼程序
同上；它应上报，经过横向协商后，有过错的党组织将受到其上级的纪律处
分。①但是这个规定不能解决两个权力机关——如果加上军方，就是三个——
内在的问题，每个权力机关各有自己的等级组织，而且各有独立的指挥系统。
为了清除中国的外国统治势力，国民革命已经发动起来。给予在华外国
国民特权的“不平等条约”，引起了许多爱国的中国人的义愤。北京政府尽
全力斗争到最后时刻，企图修改这类条约。７ 月 ７ 日，国民党外交部长王正
廷宣布，已经满期或者即将满期的一切条约将被新条约代替，所有其他条约
将被废除，重新谈判。在过渡时期，所有在华的外国国民及其财产将根据中
国法律予以保护，但是外国人必须受中国法律的约束，接受中国法庭的裁判；
他们必须向中国人纳税和纳常规的关税。外交部按照这个命令（却又没有执
行的实力），正式要求一些外国政府指定谈判的代表。美国公使马克谟遵照
国务卿弗兰克？Ｂ．凯洛格的指示的确与宋子文谈成了新的关税条约，并于 ７
月 ２５ 日签署了这个条约。这个条约接受了中国完全民族自决和两国国民在关
税事务上平等待遇的原则。新条约将在下一年 １ 月 １ 日实行，但这还要取决
于“最惠国”的条款，这意味着条约在所有其他政府承认中国在关税方面的
自决权之前不会生效。谈判和签约得到国务卿批准，这似乎是事实上承认南
京政府的一种形式。②此外，在 ８ 月 ８ 日，英国和国民党政府解决了南京事件，
条件类似美国政府的条件。
就是在这种有点得意洋洋的民族主义气氛和情绪下，第五次全会才有了
一份谭延辏Ш筒淘嘧急傅墓赜谕饨徽叩谋竿迹竿己耪偻耆臀尢�
件地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规定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 １ 日为结束把固定关税强加给中
国的条约的日期，要求无条件地取消领事裁判权，立刻归还外国租界，禁止
在中国驻扎外国军队和停泊外国军舰。谈判新的互惠条约的过程不得超过一
年。①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实际上用了 １５ 年才完成。②
全会于 ８ 月 １５ 日结束，留给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员许多需要它去处理的
建议。然后，南京在形式上和人员上忙于筹建新政府。胡汉民于 ９ 月 ３ 日从
国外回来，经过一番犹豫后，同意与戴季陶和王宠惠一起起草国民政府的组
织法。他们于 １０ 月 ３ 日完成这项工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 １０ 月 ８ 日
颁布。它首先颁布了训政时期的总原则，这些原则明确指出，国民党通过其
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中国人民为民主生活进行准备的时期
中行使权力。国民党的政治会议在国民政府履行重大国家事务时，将进行指
① 同上。
②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 300—304 页；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第 400—402 页。
① 英国外交部 405/259，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6，第 46 号，附件 5。
② 董霖：《中国和外国列强：不平等条约的冲击和反应》，第 249—257 页，有 1931 年 9 月“沈阳事变”
前条约修改的系统叙述。
导和监督，政治会议可以修改和解释组织法。③
１９２８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即推翻清王朝的革命的 １７ 周年，重新整顿过的国
民党政府在一片鼓吹声中在南京隆重成立。它的组织结构是孙逸仙设想的，
设立五个独立的院，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国民党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为这些院选了五名院长，全是有威望的老资格党
员，他们是谭延辏А⒑好瘛⑼醭杌荨⒋骷咎蘸筒淘唷还叹芫邮�
任命，后来由于右任接受。五个院上面设国务会议，由以上五人及其他 １２
人组成，这些人中有的有实力，有的有威望，有几人远离南京，他们是：冯
玉祥、孙科、陈果夫、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张学良、林森、
杨树庄和张继，蒋介石任主席，这样，蒋成了政府的最高官员，即主席。几
天以后，政治会议任命了行政院的几个部长。
由国民党政治会议统治的南京政府的时代开始了。
１９２８ 年中国的前景
从 １９２８ 年后期的前景看，中国的未来似乎是光明的。这是乐观情绪快要
达到狂欢的时候。国民党人已经打倒了腐败的、声名狼藉的北京政府，而代
之以一个由受过良好教育的爱国人士任职的新政府，这些人长期以来关心国
家情况，期待新政府解决国家的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国民党领导人
计划控制政府和订出政府的政策；在训政时期，他们认为应起管理人的作用。
１９２８ 年，他们的党受人民拥护。很少中国人会对它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利提出
怀疑。它有一段受人尊敬的革命历史，并且刚刚证明它自己在动员和引导力
量以完成民众的目标这方面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组织。
俄国与国民党发生紧密关系的四年，已经给国民党留下了列宁主义的烙
印。它与不时地集合在孙逸仙周围的联系松散的革命者集体大不相同。这时，
它实行“民主集中制”，不可避免地强调集中和受少数人支配。党为实行训
政比 １９２４ 年改组前作了更充分的准备。它已改进了宣传技术，虽然仍把民族
主义作为宣传的核心主题；它还懂得动员“群众”的效用，也知道动员带来
的某些风险。国民党已经建立了一支由它领导的武装力量，这支力量通过政
治教导的制度，已经证明是革命的有力工具。国民党这时有了新领袖，即受
人尊敬和钦佩的 ４１ 岁的蒋介石，在审慎地制订计划、筹划阴谋和作出妥协方
面，已经证明了他的决心和能力。他深知金钱和刀剑的无比力量。党的领导
此时比孙逸仙死后的头两年（鲍罗廷的影响最强的时候），在观点方面要保
守得多。党内大部分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已经离去，共产党员已被清除。
如前面已经谈过的那样，此时打算领导党的那个集团被派系活动搞得四分五
裂——这在中国的环境中是司空见惯的，但却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中国共产党不再是国民党的临时伙伴，也没有迅速地发展党员和势力，
这时却起来造国民党的反，它在准备好革命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阶
段——之前，早就被迫处于这种境地。人数很可能减到不足一万人，即使到
一万人，党成功的可能性也在减少，约 ２０ 名共产党的领导人——从五四学生
运动一代中产生的理想主义的活动家——已被处决，其中包括陈独秀的两个
儿子和党的最有威信的领导人之一李大钊。数百名共产党党员已经战死或死
于考虑不周的起义；数千人干脆退出了这个会带来危险的党。其余的党员悄
③ 关于指导原则和组织法，见《革命文献》，22，第 4356—4363 页；米尔顿谢：《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
第 137—138 页有指导原则的英文译文。
悄地住在城市中，或者住在偏远的农村地区，以图保住必不可少的根据地。
剩下的几名领导人已秘密前往俄国，去参加 １９２８ 年 ６ 至 ７ 月在莫斯科城外一
个村庄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选出了一个 ４０ 岁的无产者向
忠发为总书记①，并宣誓要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要真正地团结全国，要废除
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它号召中国人民推翻国民党，建立工、农、兵代表
组成的苏维埃，没收外国企业，进行各种各样的社会改革，因为这仍是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在敌对的环境中重建他们的党和使自己摆脱共产国际
所定的方向，在这两个方面，这些领导人面临着非常困难的任务。
可是建党以来的七年，已经给领导集团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宝贵经验以及
许多教训。它已经实事求是地学到如何组织以民族主义革命为方向的政治运
动，如何通过党的附属组织共青团去吸收爱国青年。这些大部分受过教育的
领导人，通过以不同的社会集团为对象的各种各样的刊物，已经完善了他们
的宣传技术；他们知道如何组织从中他们可以发现积极分子的爱国示威行
动，如何操纵这类运动为党的其他目标服务。他们已在“统一战线工作”中
取得经验，即在共同爱国行动——通常是反帝行动——中与形形色色的其他
组织联合起来。有的领导人已经懂得如何去“接近”真正的无产阶级；懂得
如何把工人组织进党控制的工会和联合会，并在此过程中，懂得如何发动和
资助罢工；他们还懂得强制的重要性和促使公众支持的必要性。其他领导人
已能在华南组织大批贫农，已经知道什么样的苦难和希望会导致他们进行集
体行动；而且还懂得，这种迅速建立的组织在面临有根基的地方力量时，又
是多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剩下的领导人中不少人已与军事发生关系，他们
或是黄埔军校或其武汉分校的学生，或当过政治教官。从教室、车间或农田
开始，到 １９２８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