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成了殊死竞争。但是资产阶级退到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却不足以使它和激
进的知识界或无产阶级结成同盟，他们的革命民族主义所固有的社会要求对
于雇主阶级来说，和外国的竞争一样危险。资产阶级一方面不肯在其外国伙
伴甚至已不再装出合作样子的合作中妥协，另一方面又不会走上直接威胁其
切身利益的革命道路。它宁愿鼓励传统类型的国家权力的复辟，也就是官僚
主义和军事独裁的复辟，希望这样能够既保证民族解放，又保证社会秩序。
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恢复侵略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失败以后，经济危机又打破了和外国进行合作的迷
梦。华盛顿会议的精神消失了，１９２３ 年，西方列强在谴责日本在中国的扩张
政策的同时，仍然重申和日本保持团结。帝国主义侵略的恢复粉碎了中国资
产阶级建立在外国人“明智”和“善意”之上的希望。
民族工业的危机
在 １９２０ 年以后影响西方和日本经济的复苏危机中，中国的情况比较良
好。丝茶出口商由于外贸受到阻碍而受到打击，出口总值由 １９１９ 年的关银
６．３ 亿两降到了 １９２０ 年的 ５．４ 亿两。但是巨大国内市场的活力阻止了危机的
扩大和价格下降：“本来供出口的货物，外国人不能购买，都在国内消费了”。
①进口商也经历了同样的困难，他们无力提取已经订购的货物（灾难性的银价
下跌导致银两相应贬值），但和 １９ 世纪以来的多次投机风潮一样，条约口岸
的市场受到震动却并没有引起崩溃。基本情况仍然是，中国工业还在蓬勃发
展并继续获得高额的利润。可是，在 １９２３ 年正当西方和日本市场开始出现转
机的时候，中国却受到了打击。
困难在 １９２０ 年秋季开始，当时棉价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波动，原棉价格上
涨，棉纱价格下跌。１９２０—１９２１ 年由于气候恶劣，棉花歉收，这时，正在全
速生产中的中国纺纱厂的原棉消耗量，却从 １９１８ 年的 ２７０ 万担增至 １９２２ 年
的 ６３０ 万担。②中国纱厂不得不进口越来越多的原棉（１９２２ 年达 １１０ 万担，
几乎占其总消耗量的 １／３），因而感受到世界范围价格上涨的影响。１９２０—
１９２２ 年华北各省的饥荒，１９２２ 年吉林、四川、福建的内战都减少了棉纱的销
售量，１９２１ 年，纱厂每包棉纱尚可获利 ２５ 两，到 １９２３ 年每包要亏本 １５ 两。
许多纱厂都减产。安装一两年前订购的纱锭增加了生产能力，但停工的机器
数目也随之而增加。但是，与此同时，日本的纱厂却继续日夜开工，付给股
东们 ３０％的红利。大多数英国纱厂也避开了这次危机。
竞争与控制
中国的实业家们对这次危机作过各种各样的分析。他们责怪“市场不
利”、“资金不足”、“固定资本比例太高”①、“长期负债”②、“经营缺
① 《远东商业公报》，1922 年 1 月。
② 玛丽？克莱尔？贝热尔：《民族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1923 年中国纺织业的危机》。
① 之一：《华商纱厂资金问题与棉业前途之关系》，《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4。2（1923 年 10 月），第
2 — 8 页。
② 潜园：《纺绩业根本整理之私见》，《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3。4（1922 年 10 月 20 日），第 2 — 6 页；
乏远见”③、“红利过度膨胀”④。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同意英国商务
参赞的意见，他认为“日本和英国的纱厂较好地经受住了这场风暴是由于管
理较好和融资健全”。⑤中国企业家们说：即使我们的技术和管理和外国人的
一样好，我们也无法避开他们的竞争。⑥
在他们看来，中国企业明显的弱点在于它的总的环境，即一种受人主宰
的经济；而外国企业的优势则在于它们与世界各地的强有力的联系。根据这
一论点，民族工业的危机主要该由日本负责，日本经济战略被认为是十足的
殖民主义政策。
“我们的纺织业有一个敌人，也只有一个敌人：日本”。①这一指控不仅
仅反映了日本在中国进行领土扩张和攫取政治权利的野心在中国资产阶级中
所引起的敌意。日本商人对中国市场的非比寻常的进攻也引起了焦虑。自
１９１８ 至 １９２４ 年，日本在华纱厂纱锭增加了 ３８８％。②“他们（日本人）以排
山倒海之势冲向中国。”③伴随这些工业投资的还有对中国纱厂的财政卷入。
在 １９１７ 至 １９２２ 年间，中国纱厂所谈判的 １９ 项外国贷款中，有 １４ 项是由日
本公司提供的。当 １９２２ 年中国的实业家们不再能偿还债务时，日本的参与就
变成了控制，例如 １９２３ 年的华丰纱厂和 １９２５ 年的宝成纱厂就是例子。④
使中国实业家们惊恐的还不只是这一经济攻势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这一
攻势所采取的那种集中而系统的形式。他们从中觉察到一种不折不扣的“纺
织政策”⑤，一种将“吾国棉业扑灭则已”的“阴谋”。⑥他们谴责日本主宰
和独占中国的野心。
１９２３ 年春天实行的原棉禁运表明，这是中日实业家之间的一场力量较
量。原棉价格上涨使中国纱厂主遇到了困难，致使他们要求完全禁止原棉出
口。⑦那时，中国出口的全部棉花几乎全由日本纱厂主收买（１９２３ 年出口的
９７４０００ 担中的 ８０３０００ 担）。①这些出口的原棉只占中国全部产量的 １０－１３
％，但这取自商品棉（约一半），其结果是中国纱厂失去了传统的纺线、絮
衣剩下的通常供应它们的原棉的 １／４。
虽然中国的分析家们并非不知道棉花生产不足、工业化加速进行和世界
朱仙舫；《整理棉业新议》，《上海总商会月报》，3。5（1923 年 5 月），第 1—12 页。
③ 振德：《民国十一年度各纱厂营业报告》，《上海总商会月报》，3。5（1923 年 5 月）。
④ B。Y。李：《中国棉纺厂的现状》，《密勒氏评论报》，1923 年 10 月 6 日。
⑤ 海外贸易局：《中国 1923 年 6 月工业和经济状况报告》，H。G。布雷特，上海。
⑥ 潜园：《青岛纺绩业之状况与希望》，《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4。1（1923 年 1 月），第 29—32 页。
① 李寿浵：《关税加增与我国纺织业之前途》，《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3。2（1922 年 3 月 20 日），第
9—14 页。
② 方显廷：《中国的棉业和贸易》，2 卷，1，第 6 — 7 页；《北华捷报》，1922 年 2 月 25 日，第 518 页。
③ 李寿浵：《关税加增与我国纺织业之前途》。
④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963 年第 3 版，第 180—185 页。
⑤ 潜园：《纺绩业根本整理之私见》。
⑥ 子明：《世界棉花之需给与中日棉业之关系》，《银行周报》，7。10（1923 年 3 月 20 日），7。11（1923
年 3 月 27 日）。
⑦ 沧水：《禁棉出口与今后中日纱市之感想》，《银行周报》，7。6（1923 年 2 月 6 日），第 14—15 页；
方宗鳌：《禁止棉花出口之我见》，《商学季刊》，1。1（1923 年 2 月），第 1 — 3 页。
① 方显廷：《中国的棉业和贸易》，2，附录 5。
棉价演变在这次危机中所起的作用，他们仍然认为禁止出口是解决原棉价格
上涨问题的关键。②毫无疑问他们是正确的。即令禁止出口不能解决保持农业
发展与工业化之间的平衡问题；即令这并不能阻止日本设在中国的纱厂从本
地市场购买棉花，它仍然能在短期内减轻纱厂主们的困难。中国人自己也说，
这是“暂时解救燃眉之急”，但容易实施并可收速效。
华商纱厂主联合会在 １９２２ 年底提出的禁止棉花出口的请求，得到了北京
政府的批准，并正式颁布。③日本提出抗议，并得到外交团的支持。他们援引
和中国所签订的条约。面对“受惠国”的一致反对，中国政府只得在 １９２３
年 ５ 月取消这一禁令。④
就这样，这次为解救中国工业的燃眉之急而禁止棉花出口的努力，导致
了列强共同阵线的再度出现。当警报响起的时候，帝国主义国家的团结战胜
了它们之间的分歧。美国也为日本保卫“条约权利”而帮腔。
危机加剧了经济竞争，使政治上的合作越来越不可能。在 １９２３ 年，许多
外国观察家和侨民感到他们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关系恶化——他们认为这种关
系太弱也太死板——要求修改在华盛顿会议上制定的外交路线。除了其他的
原因以外，有一次事件引起了这一政策的转变。
合作进入了死胡同：１９２３ 年的临城事件
１９２３ 年 ５ 月 ６ 日，一列快车在山东省临城被土匪拦截，并绑架了许多乘
客，其中有 ２４ 名外国人。这一事件引发了舆论并触怒了外侨，他们要求恢复
武装干涉的老政策。对于那些一直都在谴责他们所谓的“华盛顿错觉”的老
中国通，这次事件提供了一次大举报复的机会：他们觉得必须利用这一机会。
外国政府应该提出尽可能严厉的要求。①
外交团 １９２３ 年 ８ 月 １０ 日提出并由全体列强（包括那些并未受到这次事
件直接影响的国家）签署的正式照会除了要求赔偿和惩办以外，还要求建立
一支由外国军官领导的特别铁路警察部队。②
其结果是又回到了帝国主义的最典型的做法。一系列其他事件——传教
士被杀害、商人被绑架——的清单上又加了临城事件，在 １９ 世纪后半期，这
类事件一直是列强军事和外交惩罚的导火线。
外国人信心十足，以为这一次旧传统的恢复会得到中国资产阶级的谅解
和支持。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是商人，不都同样需要安全吗？他
们必须团结一致以求重建秩序。在上海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完全相信本地资产
阶级的默契，他们的商会和侨民协会在关于加强外国人对中国的控制的共同
纲领中，结论性地提到，“中国主要商界和银行界都同意，他们对局势的混
乱感到不满，只是自己不敢采取行动”。③
中国商人真的不敢采取行动吗？《北华捷报》责备他们“巧妙地装聋作
哑”；①但是，难道这不恰好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拒绝参与他们认为与自己的利
② 穆藕初：《花贵纱贱之原因》，《上海总商会月报》，3。2（1923 年 2 月）。
③ 《远东商业公报》，1923 年 3 月，第 41—42 页；《北华捷报》，1923 年 2 月 17 日，第 426 页。
④ 《使团与禁棉出口令之取消》，《银行月刊》，3。7（1923 年 7 月）。
① 《北华捷报》，1923 年 5 月 19 日，第 471—472 页。
② 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4 年》，第 819 页。
③ 《密勒氏评论报》，1923 年 7 月 7 日，第 172 页。
① 《北华捷报》，1923 年 6 月 30 日，第 859 页。
益、尊严，甚至是与自己的生存不相容的做法吗？中国商人的确是把临城事
件视为国家的耻辱，并竭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帮助解决这一事件；各主要商会
甚至派出代表亲赴出事地点与绑匪谈判。尽管这一事件是可悲的，但它却不
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