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和中国报纸（特别是此时在工厂、学校和军队中获得了很大成功的地下报
纸）①却走得更远：他们要求完全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向英国和日本宣战。
行动的方式并没有改变。５ 月 ３１ 日上海开始的总罢工持续到 ６ 月 ２５ 日。
罢工扩大到其他城市。在广州持续了 ６ 个月。同时还举行了抵制日货后来又
抵制英国货的运动。这一抵制引起了学生和商人之间常见的冲突。
也和 １９１９ 年的情况一样，资产阶级的内部分裂最后变得明显了。一方面
是温和派，如上海总商会的领袖们，他们只把大多数组织提出的 １７ 条中的
１３ 条呈交当局：在转手的过程中，他们将关于工会权利、取消领事裁判权、
撤走外国军舰等条款删除。另一方面则是团结在上海马路工会和商业公团联
合会中的激进分子和在 ６ 月 ７ 日为统一行动而组成的工商学会中的好斗分
子。
１９２５ 年运动的特点，是在中国各大城市，尤其是上海，出现了一个由列
宁主义式革命政党领导的强大工人运动。１９２５ 年在上海组成的由共产党员控
制的总工会，将 １１７ 个工人组织联合在一起，会员达 ２１８０００ 人。这是一支组
织得很好的力量。工人阶级强有力的干预，一方面改变了中国人和外国人之
间对话（或者对抗）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民族主义运动核心内的力量
对比。
１９２５ 年在华的外国侨民害怕了。自义和团危机以来，他们还不曾经厉过
如此严重的惊慌。但是使香港的港口和上海的工厂陷于瘫痪的罢工，却不能
用国际武装力量的讨伐来解决；他们所要求的是谈判和妥协。各外国商会、
各外侨联合会、上海万国商团的官方报纸（特别是《字林西报》，它不久前
还一直在反对华盛顿会议“荒谬的宽宏大量”），从现在起都极力表示同情
中国的要求，①并更频繁地与中方保持接触。在上海，他们的享有特权的商务
关系人自然是总商会的领袖们。为了和这些人结成联盟，外国人愿意归还会
审公廨，承认中国居民在工部局中的有效代表权，并答应逐步重建中国的海
关自主权。由于工人阶级的干预，民族主义运动获得了新的效力，而资产阶
级也终于得到了他们自 １９０５ 年以来一直不停地要求得到的东西。
如果外国侨民打算通过这些让步来取得上海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的措
施只有一半是成功的。他们在 ７ 月 １６ 日所作的第一次努力被总商会会长虞洽
卿和副会长方椒伯接受了。但是这两人却受到他们受银行家宋汉章影响的同
事们的抵制。①而且，虽然在达成协议之后，虞洽卿以最热烈的语言表达了他
的感激与热情，商会会报却对此事另有看法：“英国人只是在侮辱了我们，
欺凌了我们，并给我们造成了一切损害之后，才采取了这一步骤。因此我们
不能感谢或赞扬他们”。②
１９２５ 年夏天，上海资产阶级就这样沿着危机前业已存在的不同路线分裂
了：老一辈的买办保守派，新一代的银行家与企业家，和广州行会或马路联
合会的激进的店主。这一危机的复杂性主要来源于各个不同集团的各不相同
与互相矛盾的态度，而不是由于突然变得惊惶失措的资产阶级的急速变化。
在开始的时候危机向各商业组织提供了一个居间调停的机会，他们也为自己
的利益而抓住了这个机会。公共租界当局无疑正是为了改变资产阶级这一仲
① 尼戈尔？杜里乌斯：《1925 年五卅运动期间中国报刊的一些情况》，《中国研究手册》，1（1980 年）。
① 《北华捷报》，1925 年 7 月 18 日，第 20 页。
① 《北华捷报》，1925 年 7 月 25 日，第 54 页。
② 《北华捷报》，1925 年 9 月 12 日，第 348 页。
裁者的地位，迫使他们和雇主们组成共同阵线——从而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
主张——在 ７ 月 ６ 日切断了电力供应，迫使迄今为止尚未罢工的中国工厂关
闭。
这一行动真的足以使资产阶级和革命运动分裂吗？换个说法，它们之间
曾经有过真正的联盟吗？
在 １９２５ 年，很多报刊都重新提出了民族团结这一熟悉的主题，并继续指
出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③同时，统一战线的辩证法又
为被认为是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个政党间的合作，提供了理论
基础。但是当孙逸仙于 １９２５ 年 ３ 月逝世时，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已
经变得很松弛。尽管孙逸仙不久前曾经使工商界感到失望，但仍因他在 １９１１
年所创建的业迹而能在他们心中唤起感激和崇敬之情，现在这位他们所信赖
的老革命领袖去世了。在个人威信常常比纲领更重要的政治环境中，孙逸仙
的逝世的确扩大了资产阶级和这个革命政党之间的分裂。
但是，由于受到 １９２５ 年五卅运动的巨大爱国热情的鼓舞，上海资产阶级
仍然通过自己的组织支持罢工者。总商会募集并分配了 ２２０ 万银元。①在工
会、学生和教育团体的帮助下，总商会组织了一个临时救济会，并通过向来
自英国与日本仓库的货物征收特别税而筹集了一笔罢工基金。②但是如果把这
种互助理解为一种真正的政治联盟的表现，那就错了。事实是，在 １９２５ 年夏
天高涨的爱国热情中，存在一个支持罢工者的普遍运动。连军阀和北京政府
也提供了资金。③
还有，上海总商会的领袖们倾向于和罢工者谈判，正如他们愿意同任何
制造麻烦的人谈判一样。和各省城市中的名流一样，他们也认为自己有责任
维持当地的秩序，并愿意为维持“公共治安”而承担很大的财政牺牲。虞洽
卿的不同寻常的活动在危机期间起着主导作用，是所有谈判中的首领，他不
只是作为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和商界的代言人而采取行动。他在 ３ 月和 ４ 月间
曾积极谈判建立特别市，并被提名为这个未来的特别市的会办，使他成了当
地利益的官方代表。④他急于维护自己的威信，很重视公众舆论：“我们愿意
听取很小的中国组织的最琐细的批评”。①当罢工者采取暴力行动的时候——
例如 ８ 月 １３ 日 ５０００ 码头工人为向商会索取罢工补贴，劫掠了虞所拥有的三
北公司的两艘船——他当然更有理由让步。②
除了雇主们对工人事业的同情以外，上海总商会在 １９２５ 年夏天对罢工者
的帮助，还反映出他们害怕群众运动，反映出他们以儒家社会和谐理想为名
而实行妥协（以及被外国观察家和历史家们毫不客气地称为脚踏两只船）的
惯常做法。资产阶级在夏天逐渐脱离运动，这反映了新的力量均势，而不是
造成了这种均势。采取主动的是那些在让步与恐吓之间摇摆不定的外国人，
③ 《血痕》，2，1925 年 6 月 19 日；3，1925 年 7 月 12 日。《救亡》，2，1925 年 6 月 16 日。
① 《北华捷报》，1925 年 11 月 14 日，第 294 页。
② 《北华捷报》，1925 年 8 月 1 日，第 78 页。
③ 《北华捷报》，1925 年 8 月 29 日，第 251 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 266 页。
④ 《北华捷报》，1925 年 3 月 21 日，第 478 页；1925 年 4 月 25 日，第 140 页；1925 年 6 月 13 日，第 440
页。
① 《密勒氏评论报》，1926 年 7 月 24 日，第 188—190 页。
② 《北华捷报》，1925 年 8 月 15 日，第 167 页。
以及把罢工扩展到中国工厂和行政机构的工会。和往常一样，资产阶级对事
件作出了反应，但并没有在事件中采取主动。它增加工资，试图分裂工人组
织，并在罢工者和外国厂主之间进行调停，以便就工人回到日本公司（８ 月）
和英国公司（１０ 月）工作进行谈判。这是天性谨慎吗？是由于内部矛盾而处
于无能状态吗？资产阶级应付各种具体情况，却又一次被历史的进程所抛
弃。
转向蒋介石，１９２７ 年 ４ 月
向蒋介石靠拢使作为政治力量的资产阶级迅速被排除出去，这并不完全
是 １９２７ 年革命扩张所强加的最后一条出路。这是 １９２３ 至 １９２４ 年以来一直在
进行的政治思考进程所达到的一种选择。
这一动向发源于接近新资产阶级的自由知识界。１９２４ 年蒋梦麟注意到自
由主义③和新教育已经失败这一既成事实，两者都强调个人的发展。《中国教
育改革》在新任编辑陈启天主持下，宣传旨在造就对国家有用的公民的国家
主义教育。在中国青年党及其刊物《醒狮周报》支持下，国家主义思潮在五
卅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比一般想象的要大。青年党领袖曾琦（１８９２—１９５１ 年）
和李璜（１８９５ 年—）可能 ２０ 年代初在法国时受到查理？莫拉的影响，他们
宣传国家的“永恒结构”，说它是超越社会变迁的，并号召一种全民革命，
即恢复经济、政治和文化平衡而不改组社会秩序。
国家主义运动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种反动，在某些
方面与自强思想有相似之处。虽然它确实包含了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倾
向，但一开始并不排斥一切民主实践；它的精英统治论被某种民粹主义软化
了。
在国民党内部，戴季陶（１８９４—１９４５ 年）这时也采取了相似的路线。由
于他曾经信仰共产主义，所以强调列宁主义组织方法的重要性，梦想把它应
用于民族主义革命（国民革命），以求实现“一种中央集权主义政治领导下
的总体国家”。①
在 １９２７—１９２８ 年南京政府建立以后，大部分民族主义、阶级合作主义和
国家主义的主题都被国民党正式采纳。因此，很难评价它们各自在 １９２７ 年之
前的影响。在此期间，它们似乎在传统的和现代的城市精英中都获得了最大
的成功。这种意识形态保持了某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反对帝国主义、经济
现代化——同时排斥阶级斗争，因而符合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在一些基
本点上，如社会和谐、民族独立和物质进步，这一纲领令人想起 １９１９ 年的纲
领。但它们的精神却不一样。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资产阶级和知识阶层以前
是寄希望于西方，现在却似乎要依靠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民族主义了。在这方
面，最值得注意的是戴季陶用儒家用语来重新解释孙逸仙的学说。这种对中
国渊源的回归绝不会吓跑资产阶级。聂云台对城市阔少宣传节俭之类的说
教，或者穆藕初为了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而到和尚庙里去求签，这些都是仿
效古代的做法。
更令人感到诧异的是，资产阶级赞同这样的看法，即由一个有无限权力
的国家来充担团结与民族繁荣的保卫者。这种求助于国家的想法，不但与新
③ 基南：《中国的杜威实验》，第 119 页。
① 赫尔曼？马斯特第三和威廉？G。塞韦尔：《出自传统的革命：戴季陶的政治思想》，《亚洲研究学报》，
34。1（1974 年 11 月），第 73—98 页。
近引进但未完全吸收的自由主义不相符，并且也与商人阶级传统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