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卡尔？曼海姆：《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论文集》，第 2 章。
① 约瑟夫？费尤史密斯：《商人联合会与国民党在上海的统治的建立》，（向 1978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2
日亚洲研究学会芝加哥年会提交的论文）。
② 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修定版第 2 次印刷，第 166 页。
③ 小帕克斯？科布尔：《国民党政权和上海资本家，1927—1929 年》，《中国季刊》，77（1979 年 3 月），
第 1—24 页。
更加重了。商会已经失去了以前所拥有的政治威信。蒋介石和这些组织一个
一个地分别谈判，使它们不可能进行什么反抗而逐个被吸收进国民党的机构
中。另一方面，蒋介石在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下半月对资产阶级的压迫，却又好像是
资产阶级内部派系自相火并的继续。向傅筱庵发出了逮捕令，没收了他的大
部分货物，取消了他当选的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职务并将总商会置于管制之
下，这一切都令虞洽卿和他的朋友们感到很满意。这一派在 １９２６ 年被剥夺了
对商会的领导权，１９２７ 年 ４ 月底，当他们当中的三人虞洽卿、王震（一亭）
和冯小山（培熺）奉命参加负责监督商会活动的政府委员会时，又重新控制
了商会。
以前每当政府滥用职权时，资产阶级总是极力加以谴责并起而斗争，这
次他们却没有反抗，因为这一次符合他们中最大一个派别的利益。１９２７ 年，
资产阶级不只是背叛了无产阶级，也背叛了它自己。资产阶级由于交出了全
部政治自主权，很容易受到他们自己帮助复兴的国家权力的打击。
官僚主义的恢复与资产阶级的衰落，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
长期以来，南京政府治下的十年（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
极盛时期。３０ 年代的观察家和新闻工作者同意的这一论点，也为研究这一时
期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接受。迟至 １９７５ 年，琼？切斯诺还写道：它的（国民
党的）权力是建立在保守的管理人阶级和亲西方的企业家阶级的联盟基础之
上。①按照这种理解，商业资产阶级，特别是上海的资本家，和地主是这一政
权的主要支持者和受益者。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学家们一般采用相似的解释。②他们在修辞上谨慎地满
足于谴责买办和官僚资本家，但是事实上很清楚，整个资产阶级都被牵连进
了所假定的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在共产党的历史学家眼里，的确，正是对
这一政权的支持，赋予了这个或那个企业家以买办或官僚的特性。谁也不知
道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不可思议地从政治和经济
舞台上消失了。
最近的研究①已经开始重新考察国民党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个困难
的问题。这种修正后的论点的极端形式认为，“城市经济势力并没有控制或
有效地影响过南京政权”，并认为，蒋介石政府只关心“从政治上削弱城市
精英和榨取国民经济中的现代化部门”。②
如果这种修正后的理论，如我们所相信的那样，是有充分根据的，那么
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这种看法为什么会如此长期地被广泛接受呢？解释的困
难显然证明了这个难以分析和描述的政权确实有其模糊不清之处。当一位历
史学家失去信心时，他很可能会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在论述一个没有阶级基础
的政权。③但是这种误解似乎是中国人自己故意促成的。急于把中国的发展描
述为符合马克思主义客观规律的中国理论家们，试图证实存在一个资产阶级
阶段，无论是买办的、官僚的还是半封建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蒋介石政
府很高明地创造了一个对它自己最有利的形象，一个最可能吸引西方的同情
和财政援助的形象。正像毛泽东的中国宣扬节俭和友爱，试图使西方的激进
派和左派人士眼花缭乱一样，蒋介石的中国也热衷于夸大其词地宣扬其城市
化、现代化和自由化的特点，一句话，它的资产阶级特点，以说服和争取欧
美民主国家。他们双方都成功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这说明我们对中国是多
么无知。因为外国人与中国的接触毕竟是有限的，他们不得不依赖一个中介
人或翻译。对于国民党中国，宋子文是担任这种角色的最有名的人物。他在
哈佛大学受过教育，精通英语。他主持记者招待会，接待企业家和外国顾问。
琼？蒙内特说，“我和宋子文打交道很容易，他的文化是欧洲式的”。①但是，
要明白南京政府并不像宋子文那样关怀中国资本家，这对蒙内特或其他像他
① 琼？切斯诺和弗郎索瓦？勒巴比埃：《中国：从辛亥革命到解放》，第 188 页。
② 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许涤新：《官僚资本论》。
①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 年》。小帕克斯 M。科布尔：《上海资本家
和国民政府，1927—1937 年》（伊利诺斯大学博士论文，1975 年）。M。C。白吉尔：《“另一个中国”：1919
至 1949 年的上海》，载 C。豪编：《上海：一个亚洲大城市的革命和发展》。
② 科布尔：《国民党政权》，第 1 — 2 页。
③ 易劳逸：《中华民国研究通信》，1。1（1975 年 10 月），第 14 页。
① 琼？蒙内特：《回忆录》，第 134 页。
那样的人来说就困难得多了。在宋子文为说给他的外国友人听而制造的神话
后面，人们今天开始看到完全不同的情景：资产阶级从属于并被结合进国家
机器；官僚机构经常处于变动之中，其目的和手段都不稳定；现代经济部门
总是处在国际舞台各种风险的支配之下。
资产阶级的异化
资产阶级自辛亥革命以来所享有并在 １９１９ 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得到加强
的政治主动权，被 １９２７ 年后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特权和权威的政府剥夺了。这
个官僚机构比起清朝政府来，在其目标方面更加野心勃勃，成功地取消了一
部分上一个世纪使商人阶级得到好处的自主权。面对民国当局的侵犯，外国
租界只能提供越来越脆弱和虚幻的保护。资产阶级别无选择，不管是福是祸，
只好让自己被卷入国家机器中去。
资产阶级的组织依附国民党政权
南京政府为使商人组织从属于它，在 １９２７—１９３２ 年间采取多种多样和互
相补充的战略，发动了攻势：建立平行机构，改组或取消原有组织，逐渐减
少资产阶级的政治与社会活动。上海是资本主义的堡垒和国民党的总部，为
这一攻势的开展与成功提供了最好的例子。
在第一阶段，成立于 １９２７ 年的上海商民协会成倍地增加了它的分会：这
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传统法人团体的统一。从事同种职业活动的行会——
如丝织和养蚕业，或豆类和稻米贸易业——被要求改组。采用统一的组织结
构往往和管理机构的深刻变化是一致的。老的执事者因被指责为精英统治论
和买办主义而威信扫地，被迫让位于因追随国民党而被信任的继承者。
政府一旦建立起对基层组织的控制，就开始攻击各商会；在国民党第三
次全国代表大会（１９２９ 年 ３ 月）上，曾要求压服商会，但没有成功。在上海，
从 １９２９ 年 ５ 月至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以虞洽卿为首的一个委员会改组了总商会。
在统一商业利益的代表这一借口下，总商会和南道分会（电车系统——译者）
及闸北的分会合并，并给商民协会的代表保留了 １／３ 的席位。公共租界里的
大多数领袖人物都被撤职：正是他们在 ２０ 年代初使商会成为有威信和有影响
的组织。自此以后，商界受华界小企业主和商民协会的控制，他们没有能力
或者不愿意反对当权的政府。新的大上海市商会只不过是当地政府的一个齿
轮罢了。①
根据 １９２７ 年 ７ 月和 １９３０ 年 ５ 月颁布的法令，上海市政府在中央政府的
直接控制下享有极其广泛和重要的政权及司法权。所有的商业组织都要受它
的社会局的监督。自 １９ 世纪以来使这些组织得以管理各城市社区的发展方
向，被粗暴地扭转了。自此以后，市政当局不断侵占历来属于商会和行会的
领域，一切职业上的争执都要由市政府来解决；收集各种经济统计资料、办
理各种慈善事业，也都由市政府负责。
资产阶级被剥夺了自主的代表机构，失去了对地方事务的管理权，并且
从他们的传统活动中被驱逐了出来；也同样失去了对某些反对外国的运动的
控制，２０ 多年来他们曾经致力于发展这种运动，并从中得到好处。
纳税华人协会继续抗议公共租界工部局强征税收，不过不再从商会的显
① 雪莉？加勒特：《商会》，载伊懋可和施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 227—228 页。科布
尔：《国民党政权》，第 23 页。
要人物接受指示，而是从国民党在上海的商民部接受指示。①抵制运动本来是
商人们抗议外国权势的一种自发的社会抵抗形式，政府终于试图将它制度
化。政府终于得到了一种双刃武器，既可以对付帝国主义，同时又可以对付
资产阶级。在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日军于青岛登陆所引发的运动中，学生和商人都没
有掌握主动权。群众团体集合的地方是国民党在上海的总部，各种规定从那
里发出，对违犯规定者的处分也由那里公布。虽然准备用来囚禁奸商的牢房
似乎经常是空着的，这次抵制仍然给了当局一次控制商业团体的机会。抵制
的制度化在以后的运动过程中变得更加正规。作为对日军再次在山东登陆的
回答而组织的 １９２８ 年的抵制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由政府控制和指导的。５ 月
初《中央日报》大字标题的内容是：万众愤怒抗议日本出兵，在党的领导下
集中权力。②７ 月末举行的一次全国抗日会议规定了全中国所有抵制组织的正
当行动，这一次牢房并没有空着，至少在汉口是如此。③
１９３１—１９３２ 年的抵制运动标志着这一发展的高峰。反对日本侵略满洲的
全国性抗议斗争完全掌握在国民党当局的手里。日本在国际联盟声称，是中
国当局自己组织了这一运动，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日本人引证了一份文件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２５ 日行政院发给各省市当局的备忘录，标题是：抗日行动
计划。它明确指示：各级党部都应通过各群众团体组织“抗日救国会”。④Ｃ．Ｆ．
雷默向全世界为中国的论点辩护，说这是一次自发自主的行动，政府当局并
未插手，但他也承认这次抵制运动和以往各次相比，配合要好得多。受控制
的“自发”群众运动这一策略，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新发明。
资产阶级被剥夺了一切主动权之后，发现它长期进行的那种“救国”斗
争被用来对付它自己了。事实上在 １９３２ 年末，对真实的或想象的违反抵制规
定的行为的惩罚，有了一种新的特点。不再像以前那样登记在案、罚款或者
销毁货物。现在是那些其名称会引起人们回忆的秘密团体，“上海除奸热血
团”“铁血团”等等，对得罪了人的商人采取赤裸裸的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