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 第86节

效地开展新的白话“雅文化”文学的却是新文化运动。不过，如果说新文化
把小说这种体裁提高到了雅文化的地位，它做到这一点，在极大程度上是由
于把小说和小说应“为生活服务”的看法结合了起来。中国的新文学从一开
始就达到这样的程度，基本上倾向于文学应为社会道德目标服务的看法。当
然，这个总倾向并不妨碍一些伟大的作家热中于纯文学事业，但总的目标仍
起支配作用。
即使是浪漫派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等人，表面上采用“为艺术而艺术”
的口号，也对一些并非纯属艺术的事情深感兴趣。①如我们所了解的，要摆脱
压抑人的传统生活结构的浪漫主义，在　１９１１　年以前就出现了，即使在那时，
它也是既和探究个人人生的意义有关，同样也和革命的浪漫情调有关。在
１９１１　年以后的那个时期，当政治救亡的希望戏剧性地破灭时，在人们很快失
去国家和个人两方面的传统价值信念的社会里，年轻知识分子对个人人生意
义的关注成了新文化的一个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个人主义”就其自由主
义和浪漫主义两方面的含义说，似乎这时对个人生活有很大的直接影响；对
于先驱者一代，这样说无疑是不正确的，先驱者一代仍然十分安适地生活在
传统的儒家家族准则的限度之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对个人主义的关注因
而似乎并不完全有助于社会－政治目标。载于胡适主编的《新青年》的易卜生
专刊的易卜生《玩偶之家》的译文，是这种关注的标志。“创造社”浪漫主
义的作家们着迷地热中于他们不能满足的情感上的渴求，这也决不是对“为
艺术而艺术”的关注。用李欧梵的话说，“法国象征主义者的看法是，艺术
不仅重建生活，而且建造了艺术家可以在其中逃避生活的新大厦，与此相去
甚远，成（仿吾）的论点指向另一个方向”，②指向压倒一切的对生活的关注，
不管这种关注表现为郁达夫感伤的自我放纵还是表现为郭沫若飘然的自我陶
醉。
另一个与新文化运动有明显联系的发展，可以叫做对传统遗产的“更高
层次的批判”，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人为代表。
关于各种传统和经典的可靠性和真实性的争执是中国思想长期以来的一
个特点。清代考据学派的杰出训诂学者们促进了对一些重要典籍的整理，尽
管他们的工作是否具有怀疑主义的－反传统观念的含义很值得怀疑，而　２０　世
纪推崇他们的人则认为他们的工作具有这种含义。康有为——他决不是一个
批判性学者——在　２０　世纪初曾试图利用对某些古文经典的系统性抨击来支
持他自己的今文经学看法。
和康有为的学术活动一样，胡适所说的“整理国故”运动也具有深刻的
意识形态动机。用劳伦斯？施奈德的话说，“科学”方法可以被用来“削弱
传统史学和经典之历史基础的可信性”。①要消除过去传统对现今的影响，最
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消除把神话当作事实的做法，这些神话是这种传统的依
据。最后，许多其他的“国学”学者——甚至包括“新传统主义”学者，他
们未必具有胡适和顾颉刚那种反传统观念的先入之见——都从事这种批判性
的工作，使史学研究从尽信经典和沿袭传统这样一种看待历史的方式的重负
中解放出来。


①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有论述；又见戴维？罗伊：《郭沫若：早年》。
②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　22　页。
① 劳伦斯？施奈德：《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



甚至就反传统观念的“新文化”学者来说，他们的意图也并不完全是破
坏性的。尽管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专心致志于可以在当代西方找到其模式
的远景，但他们和中国民族主义者一样，决非完全不希望在中国历史中找到
现代文化可以从中发展出来的胡适所说的“正宗”。胡适的导师约翰？杜威
提倡的科学观念，以其渐次增进的进化观点，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现在总
是由过去发展而来。顾颉刚和胡适两人的确都能满意地找到中国思想中有现
代性倾向的组成部分。这里有据认为是清代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中国
古代思想中的伦理学的起源；以及对胡适来说，历代生动的白话文学作品，
它们与高贵人物颓废的、形式主义的古典文学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把高
贵者那种丧失了信任的、压制人的“雅文化”和民众活力相对比的民粹主义
主题，最终导致顾颉刚广泛研究民俗学（见下文）。同等地关心新文学和新
学术这两个方面的胡适，后来能够在他对过去白话小说的学术性研究中把这
两方面的兴趣结合起来。所有这些努力，不管是文学方面的，学术方面的，
或者只是时事评论方面的，都贯串了新文化运动的共同前提。
尽管共同具有新文化运动的前提，当我们并列地提出这一运动的一些主
要倡导者——胡适、陈独秀和鲁迅——的名字时，我们也明明知道他们之间
的深刻差别。１９１１　年以前胡适还是青年学生，已经受到严复和梁启超的社会
达尔文思想的深刻影响。他作为留美学生的幸运经历，以及他那时和早期杜
威哲学的接触，似乎使他相当容易地形成了他自己对陈独秀“德先生和赛先
生”这一著名提法的看法，陈独秀的提法提出后基本上就保持不变。严复介
绍的培根－穆勒的科学概念，作为一种简单的归纳主义，有助于理解杜威的实
验主义概念，而胡适自己　２０　世纪早期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又给他留下了现行民
主的愉快印象，甚至他还热情地接受了杜威关于真正民主的更先进的、批判
的看法。
按照杜威的看法，科学和民主是不可分的。依赖试验性的假设、应用于
研究“未可预断情况”的科学实验方法，意味着否定所有精神权威和预定的
教条——不管是宗教的，政治的，或形而上学的。因而它是维护自由的真正
基础。这种科学方法已非常成功地应用于自然，如果人们能互相协作，把科
学方法应用于人类社会和文化问题——这个领域仍然受到教条的绝对统治—
—的研究，那么，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的目的就终将实现。因而可以想象，科
学知识通过教育普及全社会，将使人们有效地分析和处理他们共同的问题，
甚至调解他们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尽管杜威尖锐批判了只不过是形式的“政
治民主”和立宪主义，但他整个观点的前提似乎无疑是以共同接受立宪民主
作为“竞赛规则”。
虽然胡适似乎接受了杜威把科学作为方法论的看法，但他似乎完全疏忽
了作为哲学家的杜威提出的精深的认识论问题，而且他觉得完全有可能把杜
威的实用主义和简单的、教条主义的机械论－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结合起来。
①在这个领域里，他在很大程度上停留于严复和梁启超的传统，尽管他的自然
主义不带道－佛的色彩。再者，杜威在论述社会－政治问题时对“科学调查”
和教育的强调，他对“纯政治”的反对，似乎增强了胡适以前就有的倾向，
即认为中国混乱的、“荒唐的”政治冲突与中国真正的进步毫不相干。


① 胡适坚定地支持这种形而上学似乎遮住了他的眼睛，因而未对杜威后来关于宗教和审美经验的精深论述
作出任何反应。



杜威对科学知识和教育的强调，和整个新文化对改变精神生活的强调是
完全一致的。因此，当胡适　１９１７　年返回中国时，他必然要和新文化运动发生
紧密的联系。他对语言改革的浓厚兴趣和新文化运动普及教育的目的完全一
致。他对新文学的兴趣既反映了个人对文学的强烈爱好，也反映了一种确信，
即文学具有感染力，是传播新思想的最有效的媒介。当我们回顾地评述他的
一生时，我们只能认为，他坚定地关注文学和学术，这反映了他个人的爱好，
无疑也反映了他真诚地相信“整理国故”是至关重要的文化任务。这并不是
说在那些年里他没有在著作中把大量的注意力集中于社会和政治问题，但是
他在极大的程度上无力影响政治事务的实际进程，因而他觉得把“科学知识”
运用于文化遗产的评论更切实可行。
当我们转而研究陈独秀时，我们发现，他最早提出“赛先生和德先生”
这一口号时，他对这两个范畴的看法和胡适有微妙的不同。他的性情不像胡
适，热情而急躁。他所受的西方影响主要来自法国，而不是来自英美，这一
事实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他对科学的看法，基本上是一种达尔文主义形而上
学的粗浅看法。科学是一种可以用来削弱传统道德价值的基础的腐蚀剂。进
化的力量在中国似乎一直完全陷入困境，这一事实使他不时极为沮丧，不过
和胡适一样，他基本上能把他的“科学”决定论和对知识精英的能力的强烈
信任结合起来。和胡适不同的是，作为一项一项实验的方法论的科学实证原
则并没有渗透进陈独秀意识的深处，因而他后来能够把科学一词从达尔文主
义转用于马克思主义，而没有丧失其明确表达的任何意义。
胡适关于科学方法的概念似乎使他对全面变革的革命观点的呼吁无动于
衷；而极力称赞法国革命是现代民主起源的陈独秀，尽管在　１９１９　年以前的那
个时期他持彻底反政治的“文化”观点，但他可能本来就更容易受革命性变
革呼吁的影响。不过在他们两个密切合作的期间（１９１７—１９１９　年），他们关
于个人和关于民主的种种要素的看法仍有许多相似之处。
鲁迅（周树人）是一个气质很不相同的人，后来成为现代中国最著名的
文学巨人。在他主要是作为文学家的一生中，他似乎对“黑暗势力”特别敏
感。在他的青年时代，他很容易地改信了进化论的信条，然而甚至在　１９１１
以前他就模糊地开始发生怀疑。他的个人家庭经历、他对中国民众的堕落和
“奴性”的深刻了解，甚至在　１９１１　年以前似乎就已降低了他对进化力量能在
中国起作用的信心。他接触了尼采的著作，但这并没有使他转向真正的尼采
哲学，而是给他提供了奔放不羁的、英勇的、具有反抗精神的生动形象，也
就是反对多数人的“奴性”的形象。他一度沉溺于尼采－拜伦式的诗人英雄的
幼稚梦想，这样的英雄能够从精神的昏睡状态中唤醒人类。也可能正是尼采
和拜伦，使他很早就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欧和美国的平凡的、“资产阶级的”
文化缺乏同感。尽管受到严复的影响，鲁迅对于许多西方文学作品的超然的
“现实主义”及其对人类道德生活的过分复杂的看法，对于西方专家治国的
思想倾向，也仍然很冷淡。
辛亥革命以后的形势使鲁迅碰了绝望之壁。他那种尼采式文学英雄有能
力塑造社会的幻想似乎很快消失了。他对中国糟糕的过去和现在的“全盘否
定”的形象化描绘，和他的“新文化”同行的描绘相比，如果有什么区别，
那就是更为阴暗。当代中国的残暴、腐化、奴性和虚伪并不表示传统社会准
则的衰落，就某种意义而言，实际上倒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