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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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 第8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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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衰落,就某种意义而言,实际上倒是这些破坏性的社会准则的表现。在
他的《狂人日记》中,他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吃人”的不仅仅是中



国的社会现实,这个社会的理想就是“吃人”的理想;甚至 1911 年以前那个
时期的青年革命者也很快屈从于这种梦魇般压迫人的恶毒势力。鲁迅决定再
次开始写作,这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教育”目的的一种响应,但是似乎是一
种有高度怀疑的响应。
尽管鲁迅“全面”抨击传统观念,不过就他的文学创造力来说,中国过
去某些“反传统”的方面仍然强烈地吸引了他,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可
是,他所注意的历史和胡适从中寻找“正宗”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他所注
意的是南朝放荡不羁的“新道家”文人的历史,是民间志怪和传说的历史,
甚至是某些涉及个人私事的评价的历史。不过,这些诱人的方面似乎都没有
扭转鲁迅在整体上对文化遗产的否定。



五四及其影响

在论述 1919 年 5 月一连串事件的影响时,我们在此将不详述无数新期刊
中表达出来的多种学说。在新文化的种种论题——尤其是对文化遗产的“全
盘”否定——的读者面扩大(已经在进行)的时期,五四只是标志了一个极
易引起争论的阶段。可是,很明显,其中大多数学说并不是新的。
就我们这里的论题来说,这一连串事件的主要影响之一,是它们牵涉到
对中国种种弊病作纯文化的分析判断。五四是一次政治行动,一次表面上有
效的政治上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行动。它甚至一度导致了一场群众运动(虽
然只有学生和城市一些阶层参加)。新文化的领袖们过去一直主要关注中国
国内的弊病。他们思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使他们基本上对帝国主义列强
的行为不作道德评价,也不把中国的种种弊病主要归因于外国。可是学生的
民族主义的急切希望和紧迫感,却迫使他们思想上的一些前辈把注意力暂时
从他们长期的文化努力转向当代中国政治的可悲状况。
甚至反政治的胡适也为五四事件所推动而重新评价他的态度。直接的影
响是增强了他的信心,令他高兴的是,似乎已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进行的文化
改革或许不会向政治方面发展,而是发展成为“社会运动”。杜威本人于 1919
年来到中国,他自己注意到“学生”团体已在从事民众教育、社会服务、慈
善事业和活泼的思想讨论;①杜威鼓舞了胡适的信心。胡适曾谈到“民众要教
育,妇女要解放,学校要改革”。②似乎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假定,只要避开
1919 年中国存在政治-军事势力这一难以对付的现实,上述所有目标都有可
能实现。不过到了 1922 年夏季,胡适在他的友人丁文江的推动下,说服自己
帮助创办了《努力周报》,这一刊物明显地致力于政治活动。
丁文江是一个有才干的地质学家,在新文化的“从事科学工作的”知识
分子当中,他是少数真正科学家之一;他不是在美国而是在苏格兰受的训练。
③他在那里学到了地道的英国经验主义对科学的看法(和胡适一样,他也是清
代“经验论者”的推崇者),但是是这样一种类型的经验主义,不像杜威的
实验主义看法那样受到民主主义的影响。因此对军阀和政客的道德评价丁文
江不那么热情,而这在胡适的看法中却很突出。他对现存势力的态度似乎是
——它与我们的论题有关吗?胡适在过渡时期已痛苦地注意到,政治势力的
权势妨碍知识分子言论和行动自由的权利。他也注意到新的权力主义这样一
些“主义”的兴起——准备抢先登上政治活动的舞台。因此,他政治活动的
一个方面就是对“公民权利”的自由主义要求,反对独断专行。这是此后他
一直信守的主张。
胡适政治建议的另一个方面——他提倡“好人”政府和“有计划的政府”
——已经指向如何在中国把“科学”和“民主”联系起来的重大问题。如果
说杜威关于科学的定义是“常识”性的,他便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科学调查
的方法通过新式教育迅速普及整个美国社会,使科学成为文明人的一种武
器。根据中国的情况;胡适只能希望有科学知识的人(人数很少的“好人”)
能对现有的权力中心施加影响。胡适与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一样,感到


① 杰罗姆?B。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 179 页。
② 同上书,第 177 页。
③ 关于丁文江,见费侠莉的研究著作:《丁文江:科学与中国的新文化》。



自己只能相信进步的优秀分子。能对吴佩孚政府起作用的希望当然只能是短
暂的,胡适很快回到了他关于中国问题的文化观点。
五四时期的青年普遍都有民族主义的政治热情(这是一种压倒所有意识
形态差别的热情),孙逸仙及其追随者是能更好利用这种热情的集团之一。
不管人们对孙逸仙作为思想家或政治家的优点会有什么看法,事实是,在
1911 至 1919 年的整个惨淡时期里,他始终没有改变他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
央政府的政治目标,尽管他的方法不能奏效。“新文化”为中国文化的疾患
所困扰,而孙逸仙并没有被这种困扰压倒。相反,甚至在 1911 年以前,他和
“国粹”思想的接触就使他确信,必须扶植对历史成就的民族自豪感,他甚
至提出了应当珍视什么的明确看法。
应受珍视的一种传统道德价值是历来强调“民生”,孙逸仙很久以前就
(像梁启超那样)把“民生”和对西方社会中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主义的”
批判联系起来。和梁启超一样,他不断强调,他所界定的那种阶级对立在中
国传统社会中相对来说要少一些。在 1911 年以后苦难日增的年代里,他还热
中于如何在中国创建有纪律的、团结一致的先锋政党的问题。总的来说,他
对西方式的立宪民主政体的信念逐渐减弱。因此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孙逸仙
和他的一些最亲密的追随者在十月革命以后,对列宁关于政党组建的看法和
对待军事力量的布尔什维克提法表现出迫切而强烈的关注。孙的追随者中的
一些年轻人——如胡汉民、戴季陶、朱执信等——事实证明的确很善于接受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当作对西方所作所为的一种分析。①



































① 他们的看法见《建设》杂志,1920 年。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

布尔什维克革命学说是五四时期汇集的学说中新近增加的一种,否则五
四时期就只有较老的论题。在“凡尔赛出卖”之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
论的用语很快在许多集团当中流行开来,但是,把苏维埃共产主义当作一种
完整的主义来接受却是一个缓慢得多的过程,随即改信这一主义的人很少就
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吸引力时,我们决不应
以共产主义运动早期的开端为限。
十月革命最初的吸引力可能在于革命这一事实本身。渐进进化宇宙论曾
是革命以前那个时期的主要信条,这种强烈的信念已经失去其活力。仍持今
天的西方便是中国的未来这种看法的新文化领袖们,感到作为教育者不能不
依靠他们自己的才智。甚至那些已经接受西方反资本主义概念而准备自称社
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在似乎越来越稳定的西方也看不出多少有历
史意义的戏剧性变化的迹象。
李大钊鲜明地代表了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这样一种反应,即把这场革命
当作世界历史再次正在发展的证据。①李大钊是新文化集团中更具特色的成员
之一,甚至在暗淡的年代里,他也总是设法在他自己对历史进步的诗一样的
看法中保持一种令人振奋的信念。他特有的看法和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信
条不同。他受到多种多样来源如爱默生、柏格森、黑格尔和一种道-佛思想的
启发,把历史想象为一种统一的、永远年轻的世界精神,总能冲破它所造成
的静态结构。他为解放的大举行动作好了准备,这使他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
启示非常敏感,把它当作新的有历史意义的变化的预兆,这种新的变化将扫
除“所有国界、全部阶级差别、一切障碍”。如莫里斯?迈斯纳所指出的,
在李大钊的思想中,这种更带普遍性的想象与极强烈的中国民族主义结合在
一起;中国民族主义似乎设想了一种可能性,中国总会作为一个“人民-国家”
参加世界的重大事件。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及其对“落后”国家资产阶
级民主阶段的民族主义的暂时作用所持的肯定态度,为李大钊的想象提供了
余地,尽管李大钊是否真的接受了民族主义的暂时性质还一点也不清楚。不
过,如李文逊所指出的,这种对历史的新的想象——即使对马克思主义的发
展动力理论还没有任何深入的了解——现在就要把中国置于历史变化的前锋
地位,这种历史变化将超越腐朽的现代西方。可以从更高的但是是反传统观
念的角度,拒斥西方。
如已多次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对我们前面已经遇到并描述为
列宁主义困境的这一问题很敏感。这个问题涉及两个方面,即深信历史“在
我们一方”,又深深怀疑从现在到未来的变化能否倚靠非个人的力量。列宁
曾面临自觉的先驱这一问题——不仅过去严复和梁启超,而且孙逸仙,甚至
胡适和丁文江在五四时期也都面临这个问题。但是列宁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对
待这个问题。共产党作为产业无产阶级总意志集中体现的典型;党作为有高
度纪律性的、坚如盘石般团结的“职业革命者”的总参谋部这种军事比喻(正
如将领们能够说明他们作战地区的空间地形,这个总参谋部能够分析正在出
现的客观历史情况的时间“地形”)——这些观点将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
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① 关于对李大钊的研究,见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不过,回顾起来,列宁主义作为政治策略的甚至更为重要的一点似乎是
这种军事比喻的另一个方面——它强调动员群众是政治力量的源泉。共产党
的组织原则别的党也可以模仿(如国民党在 1923 年以后那样)。可是,本质
在于先锋党的概念和对动员群众的关注这两者的结合。列宁无疑真诚地相信
布尔什维克党体现了产业无产阶级的总意志,这种信念使他积极地(但不总
是成功地)把自己与党的“阶级基础”的组织工作联系在一起。但是除此以
外,他还深刻了解权力来自与群众急切需要的联系,如在 1917 年他采用了“和
平与土地”的口号。这并不意味着参加运动的个人在他们的组织活动中不为
同情和愤怒这些直觉的感情所打动。这正意味着领导终究是“总参谋部”,
其策略和看法在理论上就不会混同于群众“有局限的”、眼前的看法。领导
自信是根据长远的历史观点而采取行动。上述军事比喻还再次意味着一种决
心,自己不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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